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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南海有一座豐澤園，建于康熙年間。承德避暑山莊有一片御瓜圃，也是康熙親手開墾的。豐澤園在中南海勤政殿西北，當年園東有幾間蠶房和稻田數畝，園后有桑樹幾十株。園內有一大殿原名“崇雅”，后被乾隆改為“惇敘”。殿東為菊香書屋，是康熙當年名副其實用做書房的。殿后為澄懷堂，是詞臣們的進講之所。澄懷堂后有一座上下各七楹的遐矚樓，是康熙的圖書館，在樓下西室有康熙手書匾額：圖史自娛。恰恰在避暑山莊文津閣和流杯亭之間，過去也有一座小樓，名字也叫圖史自娛，亦是康熙在山莊存書、讀書的場所。 這一組建筑全部是青磚灰瓦，卷棚無脊，在中南海內處處高樓大脊、紅墻黃瓦的絢麗色彩中十分獨特。原來，這是康熙用做“試驗田”的場所。園外耕種，園內讀書，正體現了中國古代“詩書傳家，農耕為本”的治國治世思想。 乾隆在《御制豐澤園記》中深深悟出了康熙的良苦用心。他寫道：“西苑（即中海、南海、北海統稱）皆元明舊址，惟豐澤園為康熙年間新建之所……園內殿宇制度惟樸，不尚華麗。聞之老監云：皇祖萬幾余暇則于此勸課農桑，或親御耒耜……瀛臺之建于有明，飛閣丹樓，輝煌金碧，較之此園固為美觀，而極土木之功，無益于國計民生，識者鄙之……” 自明末以來，饑荒、瘟疫、戰亂，使中國人口大量下降，百姓生活困頓。據《清史稿》載，康熙元年全國僅有人丁一千九百一十三萬余。康熙八歲登極，從也是少年就做了天子的順治手中，接過的天下是千瘡百孔的。 康熙當政后，平定三藩之亂，收復臺灣，三次親征噶爾丹，長達近三十年的時間。一場大戰連著一場大戰，幾乎每次都動員了全國的兵力、財力，直到康熙四十年左右全國才漸漸安定下來。在長期征戰中，康熙從中國大地“荒草沒阡陌，千里無雞鳴”的凄涼中，體會到了以農耕為主的社會，要想國富民強，就必須努力提高農業產量和減輕賦稅。 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康熙才萌生了在金碧輝煌的西苑之內興建一座青磚灰瓦的豐澤園的念頭。而且，康熙絕不是說說了事，更沒有扶犁荷耒做做樣子，而是“所得各方五谷菜蔬，必種之，以觀其收獲”。在豐澤園后的那片水田中，康熙最先發現了有的稻谷提早成熟，于是他每年將早熟的稻穗留做種子待來年播種，終于以“一穗傳”的育種方法，培育成了新的早熟稻。《康熙璣瑕格物篇》中是這樣說的：“高出眾稻之上，以米色微紅而粒長，氣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 康熙培育的御稻米，除了味道香腴以外，最大的特點就是一個“早”字。所謂早，就是抗寒能力強，能夠比當時普通稻種提前播種。就是這一個早字，不但解決了北方無霜期短從不種水稻的問題，而且也解決了江南數省第一季稻均為低產糯米的問題。 康熙三十九年（１７００年），時任直隸巡撫的李光地得知康熙在西苑豐澤園試種出了“早御稻”，即提出在地勢低洼、水源充裕的天津一帶種植。隨后，天津總兵藍理也向康熙提出同樣的要求。但康熙均未允準。康熙平生做事嚴肅認真，他認為早御稻雖在京城西苑內穩獲高產，但沒在長城沿線較寒冷的地方生長，怕一旦試種失敗，會令人心失望。 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熱河行宮興建并于當年基本落成。在行宮動工時，康熙就命人在熱河泉北側香沜之后開出一片御瓜圃，并在御瓜圃的東北部低洼處建一方稻田，要求不但在御瓜圃中種上瓜豆果蔬，而且還需在稻田里播種從京城帶來的早御稻。 沿澄湖北岸，也是在康熙四十二年就落成了四座形狀各異的景亭，由東至西依次為甫田叢樾、鶯囀喬木、濠濮閑想、水流云在，但惟獨最東邊緊靠香沜的甫田叢樾，內設紫檀木的地坪、御座，這是康熙早在建園之初就策劃好的，為的是日后親操犁鋤之余，能在這里觀賞稼穡。 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直隸巡撫趙宏燮、天津總兵藍理又分頭請求，要在京郊玉泉山和天津附近試種早御稻。康熙由于親眼看到西苑的稻種在熱河試種成功，這次頒旨，準許趙宏燮于玉泉山、藍理在天津附近開水田，并撥出自己親手培育的御稻種。 史載，天津總兵藍理在天津、豐潤、寶坻“開為水田栽稻”，“召募閩中農民二百余人”和“江南等處無業之民”，“給予牛種，限年起科”。開始墾地一百五十頃，“有洼地五十頃，被水浸，不便耕種。又有高地五十頃，不宜種稻。其可作水田種稻者，止五十頃”。康熙聞訊后，即指導工匠導河修渠，并親自繪制水閘、水車圖形，使得一百五十頃水田全部種上了水稻。至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年），這一百五十頃水田平均畝產達到了五斗稻谷，從而結束了長城內外沿線不種水稻的歷史。后人為了紀念藍理的功德，稱這一萬五千畝稻田為“藍田”。其實溯其根本，倒是叫“康熙田”才更恰當。津郊的水稻，至雍正朝，已經超過了六十萬畝，等到光緒年間，竟然達到六百萬畝，連漕運都顯得不那么重要了。同時，趙宏燮在京郊玉泉山試種的水稻也獲得豐收。說到底，還是康熙開了一個好頭。 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熱河行宮被正式更名為避暑山莊。這時的御瓜圃早已是一派盛世田園的景色。湯右曾在詩中道：“稻垂麥仰足陰陽，土厚泉甘草木香。會吐雙岐銜九穗，一星天上應農祥。” 劉廷璣于《在園雜志》中記載：“浙閩總督范公時榮，隨駕熱河，每賜御用饌時，內有朱紅色大米一壇。傳旨云：‘此本種其先特產上苑，只一兩根苗，穗異它種，及登剖干，粒如丹砂，遂收其種種于御園。今茲于此獲其米，一歲兩熟，只供御膳。” 康熙自己也說：“北方性種糜、桑、稗、稷等類，總不知種別樣之谷。”“山莊苑內，麥、谷、黍、稻皆需焉。”“口外種稻至白露以后數天不能成熟，惟有此種，指早御稻可以白露前收割，故山莊稻田所收，每當避暑用之尚有盈余。” 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年），康熙將收于山莊御瓜圃的一石早御稻種發給曹雪芹的父親、江寧織造曹和蘇州織造李煦，令二人在江蘇試種。他的目的就是要實現“一歲兩種，則畝有倍石之收”，徹底改變江南一季糯米、一季稻米的種植習慣，以便大面積提高每畝的產量。第一年，因人們還囿于往年的種植經驗不敢提前播種，致使一季稻豐收，二季稻未熟便遇上天氣降溫大風，收成少了些。康熙聽說后，第二年便派出直隸有經驗的種稻老農專下江南，提前至三月開始插秧，使得全年稻田均獲豐收。這在蘇州織造李煦的奏折中得到佐證。康熙五十五年蘇州種五十畝雙季稻，早稻“六月初四收割，每畝得稻子三石七斗”；“六月十六日在原田上第二次插秧，九月十五日收割”，因兩天大風，“每畝只得稻子一石五斗，兩季共畝產五石二斗”。李煦自己也不無遺憾地說：“便與第一次所收無異，但可以收到三石之外矣。”康熙五十六年，蘇州又種雙季稻八十畝，第一季“六月二十一日收割，每畝約得稻子四石一斗，比上年多收四斗”；第二季“十月初二收割，每畝得稻子二石五斗”，“合計畝產六石六斗”，每畝比上年總計多收一石四斗，比以前豐收時的一糯一稻每畝多收近三石。 從此后，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省，開始大面積推廣兩季稻。最初產自江南的稻谷，經康熙在京都西苑豐澤園精心培育，再經避暑山莊御瓜圃試種和藍理、趙宏燮的大面積推廣，終于又最后改變了長江兩岸一季糯一季稻的種植傳統，大面積提高了農田單位的產量，為康熙和以后雍正、乾隆等各代皇帝減免稅賦的“仁政”提供了物質保證。 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年），康熙發出圣旨：“朕臨御天下垂五十年，誠念民為邦本，政在養民，迭次蠲租數萬萬……康熙五十年始，普免天下錢糧，三年而遍。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云南、貴州九省地丁錢糧，察明全免，歷年逋賦，一體豁除。”這道圣旨發出僅一個月，康熙怕在免除陳年積欠之時田主侵犯佃農利益，又補發一道明詔：“凡遇蠲賦之年，免業主七分，佃戶三分。” 正當康熙決心分三年時間將全國各省的錢糧免征一遍的時候，又于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做出了一個自中國有史以來沒有一個君主敢于做出的決定：“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嗣后滋生戶口，勿庸更出丁錢，即以本年丁數為定額。著為令。”這即后世人們稱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令。 這一政策，極大地鼓勵了人們繁衍人口的積極性。據《清史稿》載，康熙五十年，全國有人口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余人，至康熙六十年，人口就增至兩千九百一十四萬余人，十年間實際增加人口四百五十二點七萬余人，平均每年增長近四十五點三萬人，確是夠驚人的了。 在“普免天下錢糧”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基礎上，康熙又于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年）出臺了“攤丁入地”的新政策，規定丁地稅合一。這政策在當時受到了大地主豪強的強烈抵制，康熙只得在廣東、四川兩省先試行，直到雍正元年才正式向全國頒布，其后又經乾隆數十年的堅決執行，終在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年）于中國最后一個省份貴州全部推廣。 從豐澤園到御瓜圃，康熙自己培育的早御稻的成功，得益于他在農業社會中仁政愛民的治國大道，更體現了他慧眼識才、任用賢能的治世本領。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他曾頒詔曰：“朕咨訪民瘼，深悉力作艱難。耕三十畝者，輸租賦外，約余二十石。衣食丁徭，取給于此，幸逢廉吏，猶可有余。若誅求無藝，則民無以為生。是故察吏所以安民，要在大吏實心體恤也。” 天津總兵藍理，福建漳浦人，青年時被誤為海盜捕系獄中，后因耿精忠反叛遇釋，投奔康親王大軍，靠軍功升至從三品游擊。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年），施瑯出征臺灣，委藍理為先鋒，敵炮打破藍理的腹部使腸子流出，藍理令人把腸子塞好裹以戰袍，繼續殺敵直至大勝，在收復臺灣中戰功卓著。他曾先后在天津、宣化等地任正二品總兵，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再次從定海移至天津，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即以“畿輔地多荒洼，請于天津開墾水田百五十頃”，隨后與民工一同墾荒開河，終于使早御稻在天津一帶扎下了根。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年），他被擢升從一品福建陸路提督。只因為捕治盜賊侵害了豪強利益，更因修橋鋪路征用富戶錢財，這位在沙場上腸子流出來都不曾倒下的戰將，卻在官場上被一群小人參倒論斬。還是康熙深知藍理為人，并未過重的處分他，不但先后頒賜御匾“所向無敵”和“勇壯簡易”，而且讓他進京入旗，做了京官。 另一位在京郊玉泉山推廣早御稻的趙宏燮，寧夏人，父親趙良棟是平定三藩之亂的“河西四將”之一，始以蔭功授直隸完縣知縣，再遷天津道，三遷至河南巡撫后調直隸。在直隸任上，他任事勤勞，使境內滿漢軍民和睦，盜案稀少，特別是全力推廣早御稻，有效的改變了京郊一帶的種植結構，于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年）加總督銜，死后還被皇帝謚為“肅敏”。 康熙是一位熱愛自然、熟悉自然的皇帝。據《清史稿》載，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年），“上御乾清門，出示《太極圖》、《五音八聲八風圖》，因言：‘《律呂新書》徑一圍三之法，用之不合。徑一尺圍當三尺一寸四分一厘，積至數百丈，所差至十四丈外矣。寧可用耶﹖惟隔八相生之說，試之悉合。’又論河道閘口流水，晝夜多寡，可以數計。又出示測日晷表，畫示正午日影至處，驗之不差”。正因為康熙精通天文、函數、水利等知識，所以他能夠親自幫助藍理、趙宏燮興修水利，墾荒造田，也能夠派出老農去江南指導當地農民提前播種御稻。康熙的抱負，在《御制避暑山莊記》里說得清清楚楚： 一游一豫，罔非稼穡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經史之安危。勸耕南畝，望豐稔筐莒之盈；茂止西城，樂時若雨旸之慶。此居避暑山莊之概也。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吃飯從來都是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宋代何承矩、明代徐光啟等人雖然曾在北方開田種稻，但都沒有越過京津地區。康熙的貢獻，一是把水稻的種植推進到了長城以北，二是在南方推廣連作雙季稻。這在17世紀乃至近代以前，不但在中國前無古人，在世界上也罕與倫比。他在晚年，曾希望自己親手培育出的御稻種能廣被天下，造福眾生。他說：“朕每飯時，嘗愿與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這是他作為一國之君、百姓父母的真正心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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