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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頭遺址考古發掘對于史學研究的推動，主要在于夏代的研究和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二者一脈相承。 有關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是近代以來中國學術界所探討的重要課題，也引起了歐美東方學界的關注，具有國際影響力。考古學作為研究這一課題最重要的手段，自誕生之初就肩負著尋找作為中國王朝開端的夏朝的重要使命——這是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關鍵問題之一。 1926年，“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進行的中國學者第一次主持的山西夏縣西陰村史前考古就是因為“它的位置正處在傳說中夏王朝——中國歷史的開創時期——的王都地區的中心”。1928年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不僅僅標志著中國科學考古學的誕生，也是中國學術界主動通過考古學證史的開端，成為尋找夏朝和探尋中華文明起源的基礎。 雖然有關“夏墟”的討論由來已久，但將二里頭、“夏墟”和考古三者緊密捆綁在一起的是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考古之行。自此開始，二里頭遺址就成了尋找夏代最重要的一把鑰匙，而他的二里頭遺址“那在當時實為一大都會，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就成了指引二里頭遺址考古發掘的原始動力。 經過數十年的考古發掘，考古學家通過地層關系與遺跡、遺物的研究，確定了二里頭遺址為都邑，其發展序列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期以夾砂黑陶、泥質黑陶居多，紋飾以籃紋為主；第二期灰陶增多，磨光黑陶減少，紋飾以細繩紋為主；第三、四期以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為主，以繩紋為主，粗繩紋出現。至于其具體年代，考古學者推斷為公元前1900—公元前1500年，處于文獻記載的夏代時間范圍內。碳14測年則顯示出不一樣的結論，二里頭文化只有從公元前1750—公元前1530年的200年時間。
從二里頭遺址追尋夏代以文獻為線索，考古學展現了其更為豐富、復雜的文化內涵與特征，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的展開，有關二里頭遺址文化面貌和分期的討論也愈加深入，將徐旭生的商湯都西亳的推測提升到了新的研究高度。有關二里頭文化是否是夏文化，呈現“百家爭鳴”的態勢，推動了史學研究的發展與深入。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關系的論點主要有二：一為一、二期屬于夏，三、四期屬于早商；二為四期文化全部屬于夏。
也有學者認為在現階段無法說明二里頭遺址是姓夏還是姓商，因為夏、商兩種文化地域比較集中，文化交流頻繁，現有年代學證據存在不確定性，且沒有發現像可以證明殷商的甲骨文。也就是說，盡管二里頭遺址的規模，擁有的宮殿建筑、墓葬、手工業作坊等等均體現出其都邑性質，也很難說清楚它是哪個朝代的都邑。 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展開，通過文獻記載、碳14測年、天文學推算等方面的綜合研究，二里頭文化主體部分為夏文化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二里頭遺址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夏商周斷代工程”則為二里頭遺址的年代、性質等問題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結論。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二里頭遺址作為首批重點六大都邑之一，將在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的研究中，發揮出至關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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