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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莉·魯尼（Sally Rooney）被譽為“千禧一代的代言人”，1991年生于愛爾蘭西部的梅奧郡，畢業于都柏林圣三一大學英文系，曾是“歐洲大學著名辯手”，語言是她的超能力。作品發表于《格蘭塔》《白色評論》《都柏林評論》《蜇人的飛蠅》等雜志。 她在攻讀美國文學碩士學位期間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聊天記錄》引起英國出版界廣泛關注，共有七家英國出版社爭奪版權，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費伯出版社最終勝出。此書一經推出便是橫掃社交平臺。 薩莉·魯尼因《聊天記錄》獲得2017年《星期日泰晤士報》年度青年作家獎，該書也被美國《巴黎評論》評為年度最佳小說。次年，魯尼又憑借第二部長篇小說《正常人》，成為英國圖書獎、科斯塔圖書獎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獲獎者，作品被簽下影視劇改編權。 索馬里 作 出于一種與閱讀年齡成正比的褊狹，差點錯過薩莉·魯尼在文學界的崛起。當大西洋兩岸的出版商們不約而同把她推選為'千禧一代'作家的標桿旗手——按照目前的趨勢這幾乎可成定局，我幾乎抱之以一種故意的冷漠，因為他們選的不是寫出《披頭士之骨》（Beatlebone，2015）的凱文·巴里（Kevin Barry） ,后者在文學上的先鋒性和野心幾乎令人生畏，但走的也是條更荒無人煙的文學小徑。 愛爾蘭作家 凱文·巴里（Kevin Barry）憑借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博海恩城》（City of Bohane），擊敗包括米歇爾·維勒貝克、村上春樹在內的其他九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入圍作家，2013年獲得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 英文原版書《披頭士之骨》封面局部 Well done Kevin Barry on making the #BookerPrize2019 longlist with Night Boat to Tangier.（來源于twitter） 7月24日，2019年度布克獎長名單公布。凱文·巴里 (Kevin Barry)的《開往丹吉爾的夜船》(Night Boat to Tangier)，評委稱其為“一部與眾不同的犯罪小說”。 直到后來看到魯尼給她喜歡的女作家希拉·赫提（Sheila Heti）的《母性》（Motherhood，2018）寫了一篇很長的書評，對她最直接的好感，來自她最后在文中替作者（其實也是替我們，所有的女人）總結的那句：'也許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母親和無法成為母親的人生都是一樣的虛無 。' 讓人忍不住對一個1991年生人的聲音期待更多。 女作家希拉·赫提（Sheila Heti），作品上榜2018年加拿大吉勒文學獎短名單。 英文原版書《motherhood》其中一版封面 她繼續在《倫敦書評》上就愛爾蘭的墮胎問題和婦女權利問題發聲， 抗議1983年之后的愛爾蘭用法律的名義將婦女的自由墮胎權利碾碎。那年的公投之后，因為胎兒和母親（母體）擁有一樣的生命權，很多即使因受孕而有自殺傾向，或者罹患敗血癥的孕婦都無法按自己的意愿墮胎。'在胎兒和母親的關系中，女人擁有的權利都沒有一具尸體多。' 你欣慰于年輕一代的清醒、直接，且已經能夠想象她的小說，包括她的現實選擇無論如何不可能和溫和的'中立' 有太大關系。 2018年5月，當地時間26日，愛爾蘭實行了35年的墮胎禁令最終被推翻。為支持廢除這條“第八修正案”，不少愛爾蘭女性不惜搭乘幾小時至數十小時的飛機，返回愛爾蘭參加相關全民公投。 在她的第二本小說 《正常人》中，未婚先孕的母親羅琳（在小說里，這個人物當時的年紀只有三十八歲）面對已經成人的兒子康奈爾說到母子緣分時，母親說了一句：'我不后悔……生孩子，這是我一生中做過的最好的決定。' 英文原版書《正常人》其中一版封面 那一瞬間，作為讀者的我有一種近乎神經質的欣慰，作為小說家的魯尼，和作為評論家（還有另一個身份，歐洲著名大學生辯手）的魯尼，互不干涉，沒有出現角色的錯位，或任性的互相指使。作為小說家的魯尼，可以做到對一個因為意外懷孕后只能在大宅里做用人的三十八歲女人抱有最大的善意，這是小說家的優秀良知，或曰，天賦。 盡管在小說《正常人》里，這個叫康奈爾的男孩的出生，至少在愛爾蘭，意味著她母親的未來的終結。他母親從未告訴他生父是誰，他也奇跡般地保持禮貌，從來不問。母子二人在小說里因為尷尬的年齡差，更像是姐弟，或者交往無負擔的朋友，雖然康奈爾喜歡把浴巾扔得到處都是，這是他母親對他最抓狂的事，但也到此為止。 康奈爾的內心是極度孤僻的，但外表看起來相當合群，或者說為了看起來合群，他成為小鎮的優等生，加入足球隊，邀請他并不那么喜歡的蕾切爾參加畢業舞會，而不是邀請在過去幾個月里和他有親密關系、同樣孤僻的瑪麗安娜——因為羅琳在瑪麗安娜家的大宅子打工。大律師的女兒和女傭的兒子，在愛爾蘭的小鎮，是不可告人的關系。也只有在青春期才會有如此的膽怯和羞恥。 中文版《聊天記錄》封面 你才二十一，梅麗莎說。你應該災難性地悲傷。我在努力，我說。 這是處女作《聊天記錄》里非常標志性的魯尼式對話，發生于二十一歲的弗朗西絲和她的情人尼克（演員）的妻子梅麗莎（三十七歲，成功且富有的作家）之間，她們在一個派對上（魯尼小說里最平常的場景），用最文明、幽默的社交語言釋放對彼此的敵意，表達自己的知情和受傷的情緒。她筆下的主人公如果說存在一種共性的話，那大概是他們開口時自始至終都帶著一種鄭重其事的緘默。另一個來自愛爾蘭的作家科倫·麥凱恩就曾借小說人物的名義說過，愛爾蘭這個國家很奇怪——'這里的情歌都悲傷哀婉，戰歌卻歡快喜悅'。如果你腦海里浮現過幾個愛爾蘭作家的文本，也許會對魯尼這種對情緒和矛盾的處理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我們可以說，魯尼小說里的人物都活在一種極度奢侈的空間里，在完美精確的自我認知和外部事物的流逝之間，他們享受著其中無限的空白和透明。兩本小說，如果硬用攝影或者電影來打比方，那其中絕無全景、中景，外部世界的面貌和變化大多是通過對話來到我們面前；魯尼的描寫更接近寶麗來相片（《正常人》的結構設置尤其有這樣的感覺）：規矩而工整，畫幅不寬，也不追求景深，不迷戀其他作家那種對人物和環境的不厭其煩的抒情性說明。 這么總結，并非出于文學的隱喻，而是你有必要將這當做'千禧一代'文學的現實來接受。《正常人》里，終于獲得獎學金、可以不用為生活費發愁的康奈爾去意大利旅行，他和瑪麗安娜在那個夏天再度變成'朋友'。他和瑪麗安娜在電腦上通話時，因為信號質量的問題，聲音和畫面不同步，導致在康奈爾的眼里，瑪麗安娜是一組移動的畫面（a moving image） 。及至康奈爾和朋友們抵達的里雅斯特，去瑪麗安娜的夏季別墅和她會合時，他對瑪麗安娜的感情又發生了私密的變化。他疲憊地沖澡，一方面想著身在美國的女友海倫，一面猶豫著給樓下的瑪麗安娜寫封電郵是不是好主意，不過，首先，'他需要這個房子的 wifi 密碼'。
電子郵件，短信，wifi 密碼，是以最自然不過的姿態進入這樣的小說的，相比于有的小說家刻意營造的理想化的空間，魯尼的小說內部空間極度自然、現代。對物質生活的描述并不扭捏，也不見其給作家本人帶來任何煩惱，因為'自我認識'，不管多么貧瘠，都是她的小說中優先性最高的部分。但這不是說，你就不會遇到像'肉鋪的門不停地打開又關上，有人在街角喚著什么人。夜里在教堂停車場，你的呼吸會化作薄霧。在福克斯菲爾德，到了晚上，房子們就如打瞌睡的貓一般安靜，窗明幾凈。'這樣形容圣誕節的好句子。 和她那位說出“我對政治不感興趣， 我唯一感興趣的只有文風”的同鄉文學前輩喬伊斯不同，魯尼對他所追求的絕對詩性原則似乎毫不感冒，在兩本小說里她沒有一次試圖費力構建一組壯觀的段落體系。她的小說，從一開始就吸引別人重視的是她對'權力'的興趣——所有的媒體和評論家都注意到了這點。 二十五歲時魯尼花了三個月完成了《聊天記錄》的初稿，故事是一段迂回的四角戀情，弗朗西絲（'我'）和女友博比，博比和梅麗莎，我和尼克，然而感情和性的走向并不是小說的重點，主題不如說是那些“面臨破產”的年輕人，那些“不可救藥地悲傷著的”的二十一歲的年輕人，以及他們對自身的身體、智力、階層的深刻敏感（無力感），對這些的思考無一例外會觸發對權力的思考。
或許我們不該用友善作為計量單位，我說。這當然和權力有關，博比同意道。但很難判斷究竟誰有權力，所以我們依靠“友善”作為替代標準。我覺得這在公共討論中是個問題。最后我們問，以色列是不是比巴勒斯坦更“友善”。你知道我的意思。 '權力'一詞在《聊天記錄》里出現了十四次，就像上面這個段落顯示的，她和女友博比可以表面熟練地演習著對世界權力格局的討論，但在弗朗西絲和生活交手時，權力是她一刻也不能松懈、必須用“自我認知”與之抗衡的東西。弗朗西絲和女友博比的階層差距，博比將繼承很多金錢、機會和權力，但在任何場合博比都會是最憤世嫉俗的那個；弗朗西絲的賬戶上一度只有十四歐（她落魄的父親也許是忘記給她付撫養費了），但她可以將個人的危機和更大的圖景戲謔地拼湊在一起。“我會去查如果把全球總產值按人頭平均分配，平均年工資是多少；據維基百科，答案是一萬六千一百美元。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我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掙超過這個數字的錢。”（幽默又苦澀）又或者在一次幽會之后，尼克想給她錢讓她渡過經濟危機，兩人摔跤似的對話也還是會繞回這個主題，有錢的情人不愿意讓自己顯得更有權力。
英文原版書《正常人》其中一版封面 在《正常人》里，“權力”變成了兩人關系的最大阻礙，瑪麗安娜的母親會給康奈爾的母親羅琳付工資（并不少），這些錢會直接變成康奈爾的學費、生活費。康奈爾和瑪麗安娜從來沒有直接討論過這個問題。到最后，權力從金錢和階級過渡到身體和愛情、性，變成了一個需要用身體去消解的問題。瑪麗安娜在和康奈爾一次分手的間隙，選擇了家境顯赫但本人毫無魅力的杰米作為自己的男友，她對康奈爾說起自己和杰米的性，準確地說，是她教唆杰米和自己建立了施虐—受虐關系——鞭子和高潮，'我并不享受這些。但如果你只是臣服于你喜歡的東西的話，你又怎么能做到對他人真正的臣服呢？'這幾乎是《正常人》最令人心碎的段落之一。 《正常人》的寫法更接近繪畫里的明暗對比法（chiaroscuro），魯尼讓瑪麗安娜和康奈爾交替成為彼此充滿陰影的對比。從很多層面上說，他們更像是正片和負片。瑪麗安娜和康奈爾，從出生開始就幾乎在同一個小鎮長大、讀書，然后去都柏林上大學。他們分享著共同的孤僻性情，只是瑪麗安娜選擇徹底的不合群，而康奈爾選擇順應人群，試圖讓自己'變成'一個正常人，一個和別人的情感反應看起來差不多的人。康奈爾因為自尊心（和合群需求），在高中結束時拒絕承認瑪麗安娜是自己的女朋友，日后他們在都柏林重逢，復合，分手，復合，分手。他們的關系似乎永遠是在觸及一個人對另一個“傷害”的底線，但兩人又宿命般地屬于彼此。“瑪麗安娜是個受虐狂，康奈爾是個大好人，沒法打女人”，這是瑪麗安娜在他們最后一次分手時的自嘲，但歸根結底也是因為在愛情中更堅定的她擁有更少的權力。康奈爾對瑪麗安娜說，他們應該都開始見一見別人，瑪麗安娜后來也順從了，找了自己其實很厭惡的闊少杰米。在一次對話中，瑪麗安娜最終情緒失控。 讀者等來的只是近乎“友善”的憤怒——魯尼只是淡淡寫道，瑪麗安娜在成年之后，或者在這段十年（無法定義的）關系中最尷尬的事兒，就是——她當著康奈爾的面'哭了'。 讀者可以只顧著感傷，但魯尼小說中的人不會。他們（她們）面對權力，能做的似乎就是保持中立、酷、不介入、不(向他人)屈服。他們看起來游刃有余，在派對和聚會上就權力問題滔滔不絕，又不屑一顧，但讀者看到他們內在的緊張和自我吞噬。到最后，瑪麗安娜結束了在瑞典的虐待實驗，厭倦和攝影師情人的SM攝影項目，她終于覺得，“她累了。她的身體似乎逐漸逐漸往下沉，落在地板上，繼續朝地心下沉”。 殘酷地說，這種疲憊的沉重，其實令人欣慰。這說明，魯尼的主人公并沒有像喬安娜·沃爾什（Joanna Walsh）的小說《眩暈》（Vertigo）里的女主人公一樣，“眩暈，感覺自己無法落地，而是飄起來，沒有可以牽系的錨”。在面對權力時，魯尼年輕的主人公們盡管內心蒼白困頓，但她們都吞下生活的痛苦，讓自己去轉化，就像《聊天記錄》里的弗朗西絲終于接受自己的脆弱性，接受子宮內膜異位癥（endometriosis），也接受這個單詞所象征的艱澀生活。
《紐約客》給魯尼登過一篇人物特寫，文中甚至用“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標簽來挑動讀者對作家的興趣。不過不帶著政治的有色眼鏡，我們至少可以幻想，魯尼的小說不會讓我們陷入無法行動的泥潭。她的小說里不缺乏政治諷刺、黯淡的經濟前景和情感的倫理困境，但至少主人公都被寄托了千禧一代對行動的熱愛。《聊天記錄》快接近尾聲時，痛苦的弗朗西絲只身走進教堂，開始她所焦慮的問題是： 我愛博比嗎，在她那樣撕掉我的故事，拋棄我之后？我愛尼克嗎，哪怕他已經不想再和我做愛了？我愛梅麗莎嗎？我曾經愛過她嗎？ 但，似乎在一瞬間，這個陷入無辜的惡性自我懷疑的個體在教堂里突然解體了。用宗教性政治的光譜來衡量個體之后，個人際遇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安慰和出口。這幾乎是千禧一代的小說里極度罕見的升華瞬間，只能全文摘抄（會讓你想到海明威的《太陽照常升起》里，杰克·巴恩斯在教堂祈禱時那個被光照亮的段落。） 坐著的長椅，我心想。曾有人打磨木頭，給它上清漆。曾有人把它搬進教堂。曾有人給地板 鋪磚，有人安裝窗戶。每一塊磚都是人的手壘好的，每一扇門上安裝的鉸鏈，每一條外面的 路，每一盞路燈的燈泡，都需要人的勞作。甚至那些由機器制造的東西實際上都是人制造的， 因為是人先制造了機器。而人類本身就是由其他人類孕育的，他們又努力哺育快樂的孩子，搭 建幸福的家庭。我，我穿的所有衣服，知道的所有語言。是誰把我放在這座教堂里，讓我想這些念頭？其他人，一些我非常熟悉的人，一些我從未遇見的人。我是我自己，還是他們？這是我嗎，弗朗西絲？不是，這不是我。這是他人。 我是否偶爾傷害、危害自己？我是否濫用了身為白人不該有的文化特權？我是否將他人的勞動當成理所當然？我是否有時利用過度簡化了的性別理論來規避嚴肅的道德協約，我和自己身體的關系是否存在問題？是的。我是否想要擺脫痛苦，從而要求別人的生活也免于痛苦？那種屬于我因此也屬于他們的痛苦？是的，是的。
之后，她給分手的女友博比寫信，帶著過度的鄭重其事，她跌跌撞撞地獻上了自己，暴露了自己絕對的孤獨、對他人（近乎愛情的）渴望。人物原本拘謹的內在空間似乎一下子得到解放， 我和你的關系是由你和梅麗莎的關系、你和尼克的關系，還有你和你童年的關系， 等等，等等組成。我想要獲得某些東西，因為我以為這樣我才能存在。 由此，《聊天記錄》也迎來了最純真而有力量的結尾，我們迎來的不是塞林格式面對'成長'的撤離，而是一種行動的決定。弗朗西絲決定接受自己的脆弱，也接受尼克的脆弱。這種勇氣和之前他們朝向世界的習慣性莽撞揶揄和自我掩飾有本質的區別。 我閉上雙眼。物和人在我周圍轉動，在模糊復雜的體系里占據不同位置，加入我現在不知道并永遠都不會知道的系統。一個由事物與概念組成的復雜網絡。要明白生活你需要先經歷它。你不能總是做一個分析的人。 魯尼的人物終于走出了那片透明而無限的，漂浮在'自我認知'和'現實'之間的空間。他們不再是文學里供人打量的新鮮異類，他們帶著獨特的信心和自知，驕傲地追尋自己生活的下一個難題，概在某天，他們大也會和我們在共同的困境里相遇。 在《聊天記錄》中，電子郵件、網絡聊天、短信、臉書融入角色的日常生活，構建出一種全新的敘事文體和張力，精準地捕捉了“后金融危機”時代年輕人的現狀。“不可救藥地悲傷著的”年輕人，對自身的身體、智力、階層的深刻敏感觸發對權力的思考。 魯尼或許正提醒了每一個未能表達內心的自我，當對生活感到困惑，不妨打開和朋友的聊天記錄，找尋一份屬于自己的答案。 相關圖書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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