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周大新、畢飛宇談茅獎｜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即將揭曉

發現文學中的獨特風景

中國藝術報記者  金濤

“文革”當中寫作《這邊風景》，王蒙也寫了階級斗爭、人民公社，可是到了1978年下半年再看，王蒙就覺得小說中那些人物不怎么合乎時宜，就把它放下了。1979年，王蒙搬到北京前三門，兩間房，一間14平方米，一間9平方米，門框上面有一個頂柜，《這邊風景》的稿子就放在那里，從1979年一直放到2012年。后來很偶然地發現了它，王蒙覺得這個稿子也還有很多可愛的地方：“因為我在新疆時，和少數民族，主要是維吾爾族的農民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很快學會了維吾爾語，我可以講得很好，自認為比維吾爾族人講得還好。‘文革’整天背誦，我就天天讀維吾爾語。我這樣講了一陣后，房東過來敲窗，問你有收音機嗎？他說收音機里念得可真好。我說那不是收音機，那是我念的。”

對于自己獲得茅獎的這部作品，王蒙先生這樣評價：“《這邊風景》記錄了我39歲到47歲之間的人生，就像一條魚的中段，那個時候的我是多么有理想，多么真誠，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上山下鄉，去邊疆去偏遠的地方，到勞動人民中去，到水深火熱的一線基層去扎根，勞動鍛煉自己，讓自己脫胎換骨，成為全新、完美的革命者。雖然今天看來是一部‘過時的作品’，但小說更多地記錄了那個時期維吾爾族人的生活風貌，而且從頭到尾都是掏心窩子的認真，真情實感，這是我今天再也無法抵達的寫作狀態了。”

1963年底從北京去新疆，決定這件事，王蒙說只用了五分鐘。當時有三個地方接收他，甘肅、江西和新疆。王蒙給愛人打電話，就商量了五分鐘。為什么？家里沒電話，村里的電話三分鐘收四分錢，當時花幾分錢都得算計，所以沒多說就決定去新疆了。“我很感慨，當初茅盾先生給茅盾文學獎捐25萬元，這25萬元相當于現在的2500萬元。”

很多人好奇，有可能獲得茅獎的作家，是不是都瞄著茅獎去寫作。寫作《推拿》，畢飛宇說，自己內心非常平靜。

《推拿》之前，畢飛宇剛剛寫完《平原》，而且覺得《平原》寫得非常好，沒過多長時間新一屆茅獎開評，所有的朋友都跟畢飛宇講，老畢你這個小說一定能得茅獎。畢飛宇也覺得，差不多。“結果評出來以后，沒得，而且‘死’得很快。那時候很年輕，自己對茅獎也看得比較重，得到這個消息，我一個人在沙發上坐了十幾分鐘，坐在那想我怎么就沒得獎。”

當年開始寫《平原》時，畢飛宇對自己說，兄弟，你就是一個鄉下孩子，你從鄉村出來，寫了《玉米》《平原》，這兩個作品你都寫完了，這一段的生活表達得特別好，你就踏踏實實地做你喜歡做的事情。什么獎不獎的，你覺得自己有可能得，最后也沒得，沒得以后你痛苦十分鐘也就過去了，不就失落了一下嗎？好好寫。

所以到了寫《推拿》時，畢飛宇坦言自己的內心建設做得特別好，“心里面特別干凈，很安寧，至于茅盾文學獎有沒有可能在關注宏大題材、歷史題材、史詩模式，換句話說，所有的有關茅獎的那套評獎的可能性我都沒考慮”。畢飛宇說，如果寫《推拿》的時候就沖著茅獎，也許“推拿”這個題材就不敢碰了：“它不主旋律，它很邊緣，它沒有歷史感，沒有宏大的主題，無非就是寫了那個被所有人忽略、幾乎不存在的生活，用我的話說，在黑暗的建筑底下有一個巨大的黑暗，我和命運拔河，我把這個黑暗盡可能拉到陽光底下來，然后我得到了茅盾文學獎。回過頭來如果問我最大的體會是什么，心靈雞湯般的一句話就是，當你做事情的時候，內心干凈是多么重要。”

2011年，《推拿》獲第八屆茅獎，讓畢飛宇對茅獎有了新認識：“茅獎向那些看上去不可能得獎的小說敞開了寬廣的胸懷，這個寬廣的胸懷現在變得越來越寬廣，越來越包容。”畢飛宇說：“《推拿》體量那么小，就寫了幾個月時間，有人說我是用短篇的方式寫了一個長篇。這句話是諷刺我的，沒幾年之后這句話成了我非常驕傲的一句話，我說我用一個短篇的方式把長篇那么復雜的人際、那么多的內容寫干凈了，而且一點都不亂，我想表達的東西表達得特別好，我覺得這是我的一個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