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王世保 任何一種事物的生長都是從其內部進行的，即使需要不斷地從周圍的環境中汲取營養，也要有選擇性地將其轉化成能夠融于自身的養分，使其能夠完全融于自己的肌體。中醫的創新與發展固然不會例外，其理論的創新必然是在中醫理論框架內進行的，這種創新就是對傳統的一種拓展，也是對傳統的一種延續和完善，而不是一種對傳統的肆意否定和替代性的拋棄。就在唯科學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下多數中醫學界人士懷著一種文化自卑的心理走向西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用現代醫學和自然科學去改造中醫和創新中醫的工作上時，真正的中醫理論框架內的創新并沒有停止，一個現代性的中醫學派正在走向壯大，它就是發源于四川地區由清末名醫鄭欽安開創的扶陽學派。 需要說明的是，我不是扶陽學派的成員，我只是把這個學派看作中醫在近代的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成功的理論創新案例，通過這個案例來闡明中醫理論創新的特征和規律，繼而為中醫的發展指明正確的方向。 一、中醫理論創新與個性化診療特征 中醫在當今的時代已經趨于前所未有的衰敗狀態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通過對中醫近半個世紀的衰敗歷程的分析和原因的探討，多數人都能認識到這主要是由國家衛生部在西醫領導人和西醫思維的主導下，用“以西律中”的錯誤的管理措施和西化的教育體制來發展中醫而導致的；但是一部分已經被西化的中醫界人士卻把這個原因荒謬地地歸于中醫理論自身，認為中醫理論沒有象西醫那樣不斷地趨于快速的增殖的過程中，而是守古尊經，不能創新，更不愿意創新。 縱觀中醫的發展史，中醫自身的發展在歷史上一直包括兩個內容，一個是中醫隊伍的組織建設和規模的擴大，一個就是中醫理論的創新和完善。前者是中醫政策所主導的，而后者則是中醫理論自身所蘊含的理論展開，它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自發進行的，不是隨著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當那些西化的中醫人士在以西醫的發展為參照標準把更多的怨氣撒在中醫理論身上時，他們卻沒有意識到中醫理論在臨床上的療效并沒有弱化（比如中醫治療現代艾滋病和SAS病毒引起的非典型肺炎等疾病就具有很好的療效）而需要革新，倒是中醫隊伍的規模正在急劇減少，這才是中醫真正需要解決的迫在眉睫的危機。因此那些西化的中醫界人士把中醫在當今的衰敗歸于中醫理論不能創新和守舊的認識本身是非常狹隘和錯誤的。 我們在把中醫衰敗的原因歸于當今西化的中醫管理體制和教育體制時，并不是說這個時代不需要中醫創新，但中醫的創新必須是在中醫理論框架內進行的，而且是自然出現的，不是依據某些人的意志就能達到的。 中醫理論的創新有兩條路徑，一種是中醫基本理論的創新，這種創新的可能性在今天是很小的，因為那些基本理論在《黃帝內經》里就已經基本完善，這是上古的醫家對人體和疾病認識的高度總結，今人難以出其左右；而中醫的另一條創新之路卻在歷史上一直進行著，這就是針對疾病在既有的中醫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建立系統的診療方案，即中醫家的個性化診療體系。每一位中醫家在臨床中都可以發展出一套符合自己個性的診斷、辨證與治療用藥的特色，使得中醫的技術水平在相應的領域達到不斷被超越的境界，繼而不斷地提高療效。事實上如果某位中醫家自己創建的個性化診療體系在治療某一類疾病中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和卓越的療效，那么它就會被有效地傳承下來形成一種學派，中醫史上出現了眾多的這類的學派，比如傷寒學派、溫病學派、金元四大家中的易水學派、河間學派等。中醫學派的形成往往能夠提高在相應的診療領域里的療效水平，同時能夠培養出一批高水平的學術傳人來，這就是中醫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在中醫發展史上，每一個學派的產生都會推動中醫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在今天中醫極其衰敗的情況下，我們就更需要新的中醫學派來刺激中醫學術的進步。可就在中醫學界不斷地為中醫理論創新進行喧囂時，一個新的中醫學派在近代已經形成，這就是現在影響不斷增大的扶陽學派。  二、扶陽學派的個性化診療特征 扶陽學派，一般稱為“火神派”， 其創始人為鄭壽全。鄭壽全（1824-1911），字欽安，四川邛崍人，有醫著《醫理真傳》、《醫法圓通》和《傷寒恒論》傳于世。他在臨床診療過程中以重視陽氣、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熱藥著稱，人譽“鄭火神”，“姜附先生”，譽滿川蜀。其傳人有吳佩衡、祝味菊等著名醫家，當代也有不少火神派的傳人，如成都唐步琪先生等。 扶陽學派之所以能夠以一種學派在現代著稱，就是以鄭欽安為首的幾代醫家形成了不同于中醫史上出現的其他學派的個性化診療特征。 首先，在疾病的病因病機的闡述上，該學派重視人體元陽和陽氣的作用，比如“陽者，陰之主也。陽氣流通，陰氣無滯” ，“陽者，陰之根也。陽氣充足，則陰氣全消，百病不作；陽氣散漫，則陰邪立起”，“ 元氣為人生陰陽之主宰。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陽。萬病皆損于一元陽氣”（鄭欽安語）；“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極，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陰”，“病在陰者扶陽抑陰，病在陽者用陽化陰”（ 盧鑄之、盧永定語）；“故善養陽者多壽，好戕陽者多夭。陽常不足，陰常有余” ，“抗力之消長，陽氣實主持之。陽氣者，抗力之樞紐也”（ 祝味菊語）。 其次，在辨證論治上，該學派以陰陽辨證為綱，尤善辨陰證。比如鄭欽安認為“一病有一病之陰陽”， “萬病總是在陰陽之中”，“病情變化，非一端能盡，萬變萬化，不越陰陽兩法”，因此“認證只分陰陽”。由于重視元陽的作用，所以該學派的醫家尤其重視在臨床中辨別陰證所體現出來的癥狀，諸如“少神或無神”，“喜臥懶言，四肢困乏無力，或踡臥惡寒，兩足常冷”，“不耐勞煩，小勞則汗出”，“咯痰清稀或嘔吐清冷痰涎、清水或清涕自流”，“語聲低弱”，“唇色青淡或青黑”，“痛喜揉按”，“滿口津液，不思茶水，間有渴者，即飲也只喜熱飲”，“女子白帶清淡而冷，不臭不黏”，“飲食減少，喜食辛辣煎炒極熱之品，冷物全然不受”，“小便清長，大便通利”，“面白舌淡，即苔色黃也定多潤滑”，“脈微或浮大而空”等，皆歸于陽氣虛衰的陰證。既然把陰證歸于陽氣或者元陽不足，那么治療這類的陰證必然是采取溫補法。 最后，由于扶陽學派擅于治療陰證，借鑒《傷寒論》的經方用藥，形成了重用附子、干姜、桂枝和肉桂等補陽藥物的特色。在臨床上該學派的醫家多能大膽使用此類藥，屢起沉疴，讓世人折服。長期的陰證診療經驗，也使得該學派的醫家對相關補陽藥物的應用頗有心得，比如“附子一藥，辛以潤之，致津液，通氣化，可使腎中五液蒸騰敷佈，陽生陰長，此即陽中求陰生化無窮之理”（李可）；“附子的這個偏性，這個毒，正是它救命回陽之所在”，“桂枝法已經不是單純的解表法。用在外證，她可以起到解表的作用，用在內證上，它可以協調陰陽”，“四逆法的運用那就太廣了，它的作用不僅在于回陽救逆，還在于溫腎納下，臨床上大多數慢性病人和危重病人最後都要從這個法上去收工，也可以說這個法才是治療的真正目的，而其它的法都只是手段，手段是為了達成這個目的，達不到目的，要想真正治愈病，真正收工，是很困難的”（ 盧崇漢）。 由此不難看出，該學派立根于《周易》和《內徑》對自然和人體的基本認識，效法于《傷寒論》的理法方藥，形成了屬于自己的個性化診療特征。由于根基深厚，見識卓絕，該學派的醫家多能聞名于世，且代有傳人。比如屬于這個學派的現代著名醫家就有李可、盧崇漢和劉力紅等人。 目前這個學派的影響日益劇增，已經召開了首屆扶陽論壇大型學術會議，繼而成為了引領中醫學界發展方向的一面旗幟。  三、扶陽學派是對中醫標準化趨勢的否定 自從西醫傳入中國以后，西醫的發展模式和理論形態就一直在消極地影響著中醫的發展。中醫學界的一些人士接受了西醫教育，在唯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的主導下，力圖按著西醫的標準來改造中醫，比如改造中醫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象西醫診療理論那樣把中醫診療理論建成一個統一的知識體系，即中醫的標準化研究。 中醫的標準化研究完全是不顧中醫在歷史上發生的規律和理論特征，對中醫進行的一次扭曲的改造。這種“削足適履”的愚蠢做法掩蓋了中醫各家學派存在的客觀事實，也違背了中醫家個性化診療特征的存在。它在那些西化的衛生部領導人的推動下大張旗鼓地進行，不僅嚴重浪費了我國的科研資源，也扼殺了中醫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導致中醫理論的平庸化。 我們知道中醫家不僅針對每一個病人進行個性化的診療，每一位中醫家也形成了屬于自己特色的個性化診療體系。一個中醫家在自己的長期醫療實踐中形成的個性化診療體系，是該醫家針對每一個病人進行個性化診療的前提。每一位中醫家個性化診療特征的形成，取決于該醫家的所面對的疾病分布特征、自己的個性、知識結構等諸多因素。它是每一位中醫家發揮自己主觀能動性和智慧的體現，也是不斷超越現有的中醫醫療水平的途徑。 比如扶陽學派，就是基于中醫基本理論形成的一套在診療上具有重陽特色的學派，該學派在治療屬于陰證的疾病領域里代表了目前中醫學界最高的水平。如果從中醫的標準化來看，扶陽學派無論是從疾病診斷上還是用藥上，都不符合既定的標準，但該學派的醫家取得的臨床療效是這些標準化的中醫理論所做不到的，因為他們的理論是首創的，并沒有包含在既定的標準里。 因此扶陽學派的產生與發展也是對現在正在進行的中醫標準化工作有力地否定。 四、扶陽學派指明了中醫理論創新的方向 扶陽學派的產生與發展是中醫理論自身展開的結果，它的產生是自然的，絕不是為了符合某些醫政官員的意志或者滿足某些大人物的需要。扶陽學派對中醫理論的創新完全是基于深厚的中醫基本理論在中醫理論框架內發生的，它是對已有的中醫診療體系的進一步豐富與完善，這才是符合中醫理論發生規律和文化特征的理論創新。 但中國固有文化的衰敗也使得今天的中醫學界日趨愚昧和無知，那些學了中、西醫皮毛的一些中醫學界的人士既缺乏象扶陽學派醫家那樣對中醫基本理論的有效繼承，也沒有弄清中西醫各自的理論特征和發生規律的前提下，就無所畏懼地從事所謂的中醫理論創新。 于是我們能夠看到他們幾乎每一天都在各式的媒體上對外宣布自己創造了一套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中醫理論”，并大言不慚地聲稱自己的理論結合了中西醫兩種醫學的優勢。但是我們只要對其理論稍加考察一下，就不難發現這種理論怪胎只是在一種沒有理論根基的幻覺的主導下制造出來的一種混合物，這些“新中醫理論”沒有任何臨床意義，也就沒有任何生命力，它們的存在僅限于發明者自己的孤芳自賞，不可能再繼續傳下去。這就是時代的喧囂，更是中醫學界的愚昧和浮躁！ 創新必然是對傳統的一種繼續和完善，中醫理論的創新必須象扶陽學派那樣，把自己的根基牢牢地建立在中醫基本理論之上，然后在中醫理論框架之內進一步拓展與延伸。象現代的那些中西雜交的創新，帶來的只能是理論的駁雜和思維的混亂，這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理論創新，而是一種自欺欺人的理論破壞和智力游戲。 未來的中醫發展，不僅需要不斷地壯大中醫隊伍的規模，更需要眾多的象扶陽學派那樣的創新學派之間的爭鳴。我們期待著中醫學界能夠出現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那將是中醫在新的歷史時期真正繁榮的標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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