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派] 扶陽學派是中醫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中醫在近代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成功的理論創新案例，我們可以通過這個案例來闡明中醫理論創新的特征和規律，為中醫學術發展提供借鑒。
□ 王世保 中華靜修園 任何一種事物的生長都是從其內部進行的，即使需要不斷地從周圍的環境中汲取營養，也要有選擇性地將其轉化成能夠融于自身的養分，才能使其完全融于自己的機體。中醫的創新與發展固然不會例外，其理論的創新必然是在中醫理論框架內進行的，這種創新就是對傳統的一種拓展，也是對傳統的一種延續和完善，而不是一種對傳統的肆意否定和替代性的拋棄。就在唯科學主義意識形態的主導下，一些中醫學界人士懷著一種文化自卑的心理走向西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用現代醫學和自然科學去改造中醫和創新中醫的工作上時，真正的中醫理論框架內的創新并沒有停止，發源于四川地區、由清末名醫鄭欽安開創的扶陽學派就是其最好的例證。 中醫理論創新與個性化診療 縱觀中醫的發展史，中醫自身的發展在歷史上一直包括兩個內容，一個是中醫隊伍的組織建設和規模的擴大，一個就是中醫理論的創新和完善。前者是中醫政策所主導的，而后者則是中醫理論自身所蘊含的理論展開，它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自發進行的，不是隨著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當那些西化的中醫人士在以西醫的發展為參照標準把更多的怨氣撒在中醫理論身上時，他們卻沒有意識到中醫理論在臨床療效上并沒有弱化（比如中醫治療現代艾滋病和SARS病毒引起的非典型肺炎等疾病就具有很好的療效）而需要革新，倒是中醫隊伍的規模正在減少，這才是中醫真正需要解決的迫在眉睫的危機。 中醫理論的創新有兩條路徑，一種是中醫基本理論的創新，這種創新的可能性在今天是很小的，因為那些基本理論在《黃帝內經》里就已經基本完善，這是上古醫家對人體和疾病認識的高度總結，今人難以出其左右；而中醫的另一條創新之路卻在歷史上一直進行著，這就是針對疾病在既有的中醫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建立系統的診療方案，即中醫的個性化診療體系。每一位中醫在臨床中都可以發展出一套符合自己個性的診斷、辨證與治療用藥的特色，使得中醫的技術水平在相應的領域達到不斷被超越的境界，繼而不斷地提高療效。事實上如果某位中醫家自己創建的個性化診療體系在治療某一類疾病中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和卓越的療效，那么它就會被有效地傳承下來，形成一個學派。中醫史上曾出現了眾多的這類學派，比如傷寒學派、溫病學派、金元四大家中的易水學派、河間學派等。中醫學派的形成往往能夠提高相應的診療領域的療效水平，同時能夠培養出一批高水平的學術傳人來，這就是中醫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在中醫發展史上，每一個學派的產生都會推動中醫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在今天中醫學術發展緩慢的情況下，我們就更需要新的中醫學派來刺激中醫學術的進步。 扶陽學派的個性化診療特征 扶陽學派，一般稱為“火神派”， 其創始人為鄭壽全。鄭壽全（1824-1911），字欽安，四川邛崍人，有醫著《醫理真傳》、《醫法圓通》和《傷寒恒論》傳于世。他在臨床診療過程中以重視陽氣、善用附子干姜等辛熱藥著稱，人譽“鄭火神”、“姜附先生”，譽滿川蜀。其傳人有吳佩衡、祝味菊等著名醫家，當代也有不少火神派的傳人，如成都唐步琪先生等。 扶陽學派之所以能夠以一種學派在現代著稱，就是以鄭欽安為首的幾代醫家形成了不同于中醫史上出現的其他學派的個性化診療特征。 首先，在疾病的病因病機的闡述上，該學派重視人體元陽和陽氣的作用，比如“陽者，陰之主也。陽氣流通，陰氣無滯”；“陽者，陰之根也。陽氣充足，則陰氣全消，百病不作；陽氣散漫，則陰邪立起”；“元氣為人生陰陽之主宰。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陽。萬病皆損于一元陽氣”（鄭欽安語）；“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極，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陰”，“病在陰者扶陽抑陰，病在陽者用陽化陰”（盧鑄之、盧永定語）；“故善養陽者多壽，好戕陽者多夭。陽常不足，陰常有余”；“抗力之消長，陽氣實主持之。陽氣者，抗力之樞紐也”。（祝味菊語） 其次，在辨證論治上，該學派以陰陽辨證為綱，尤善辨陰證。比如鄭欽安認為“一病有一病之陰陽”，“萬病總是在陰陽之中”,“病情變化，非一端能盡，萬變萬化，不越陰陽兩法”，因此“認證只分陰陽”。由于重視元陽的作用，所以該學派的醫家尤其重視在臨床中辨別陰證所體現出來的癥狀，諸如“少神或無神”，“喜臥懶言，四肢困乏無力，或踡臥惡寒，兩足常冷”，“不耐勞煩，小勞則汗出”，“咯痰清稀或嘔吐清冷痰涎、清水或清涕自流”，“語聲低弱”，“唇色青淡或青黑”，“痛喜揉按”，“滿口津液，不思茶水，間有渴者，即飲也只喜熱飲”，“女子白帶清淡而冷，不臭不黏”，“飲食減少，喜食辛辣煎炒極熱之品，冷物全然不受”，“小便清長，大便通利”，“面白舌淡，即苔色黃也定多潤滑”，“脈微或浮大而空”等，皆歸于陽氣虛衰的陰證。既然把陰證歸于陽氣或者元陽不足，那么治療這類陰證必然采取溫補法。 最后，由于扶陽學派擅于治療陰證，借鑒《傷寒論》的經方用藥，形成了重用附子、干姜、桂枝和肉桂等補陽藥物的特色。在臨床上該學派的醫家多能大膽使用此類藥，屢起沉疴，讓世人折服。長期的陰證診療經驗，也使得該學派的醫家對相關補陽藥物的應用頗有心得，比如“附子一藥，辛以潤之，致津液，通氣化，可使腎中五液蒸騰敷佈，陽生陰長，此即陽中求陰生化無窮之理”（李可）；“附子的這個偏性，這個毒，正是它救命回陽之所在”，“桂枝法已經不是單純的解表法。用在外證，她可以起到解表的作用，用在內證上，它可以協調陰陽”，“四逆法的運用那就太廣了，它的作用不僅在于回陽救逆，還在于溫腎納下，臨床上大多數慢性病人和危重病人最后都要從這個法上去收工，也可以說這個法才是治療的真正目的，而其他的法都只是手段，手段是為了達成這個目的，達不到目的，要想真正治愈病，真正收工，是很困難的”。（盧崇漢語） 由此不難看出，該學派立根于《周易》和《黃帝內經》對自然和人體的基本認識，效法于《傷寒論》的理法方藥，形成了屬于自己的個性化診療特征，且代有傳人。比如屬于這個學派的現代有名的醫家就有李可、盧崇漢和劉力紅等人。目前這個學派的影響日益劇增，已經召開了首屆扶陽論壇學術會議。 扶陽學派拷問中醫標準化
自從西醫傳入中國以后，西醫的發展模式和理論形態就一直在消極地影響著中醫的發展。中醫學界的一些人士接受了西醫教育，在唯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的主導下，力圖按著西醫的標準來改造中醫，比如要像西醫診療理論那樣把中醫診療理論建成一個統一的知識體系，即中醫的標準化研究。 中醫的標準化研究完全是不顧中醫在歷史上發生的規律和理論特征，對中醫進行的一次扭曲的改造。這種“削足適履”的做法掩蓋了中醫各家學派存在的客觀事實，也違背了中醫個性化診療特征的存在。不僅嚴重浪費了我國的科研資源，也扼殺了中醫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導致中醫理論的平庸化。 我們知道中醫不僅針對每一個病人進行個性化的診療，每一位中醫也形成了屬于自己特色的個性化診療體系。一個中醫在自己的長期醫療實踐中形成的個性化診療體系，是該醫家針對每一個病人進行個性化診療的前提。每一位中醫個性化診療特征的形成，取決于該醫家所面對的疾病分布特征、自己的個性、知識結構等諸多因素。它是每一位中醫發揮自己主觀能動性和智慧的體現，也是不斷超越現有的中醫醫療水平的途徑。 比如扶陽學派，就是基于中醫基本理論形成的一套在診療上具有重陽特色的學派，該學派在治療屬于陰證的疾病領域里代表了目前中醫學界最高的水平。如果從中醫的標準化來看，扶陽學派無論是從疾病診斷上還是用藥上，都不符合既定的標準，但該學派的醫家取得的臨床療效是這些標準化的中醫理論所做不到的，因為他們的理論是首創的，并沒有包含在既定的標準里。 扶陽學派的興起為中醫學術發展提供借鑒 扶陽學派對中醫理論的創新完全是基于深厚的中醫基本理論在中醫理論框架內發生的，它是對已有的中醫診療體系的進一步豐富與完善，這才是符合中醫理論發生規律和文化特征的理論創新，也為中醫學術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創新必然是對傳統的一種繼續和完善，中醫理論的創新必須像扶陽學派那樣，把自己的根基牢牢地建立在中醫基本理論之上，然后在中醫理論框架之內進一步拓展與延伸。未來的中醫發展，不僅需要不斷地壯大中醫隊伍的規模，更需要眾多的像扶陽學派那樣的創新學派之間的爭鳴。我們期待著中醫學界能夠出現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那將是中醫在新的歷史時期真正繁榮的標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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