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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方今顯學，除傷寒、溫病而外，莫過于扶陽。溫病與扶陽，一則偏重寒涼，一則偏重溫補。可謂是傷寒之下，一蕙兩歧，旁人看來水火不能相容，到底內在因素如何？且看作者如何剖析！ 在清末同治、光緒年間，以鄭欽安為首的“扶陽學派”，俗稱“火神派”，曾風靡一時，他們重視陽氣，善用附子、干姜起大證、重證，堪稱“傳統國醫中最年輕的一個流派”。
近年來，該學派的代表著作《醫理真傳》、《醫法圓通》、《傷寒恒論》等書被再版發行，另外一些力倡重陽扶陽的書，如《扶陽講記》、《扶陽論壇》以及《姜附桂臨床應用》、《危癥重病倚附子》等，還有研究火神派的專著《中醫火神派探討》、《中醫火神派醫案全解》等相繼出現，這些書都很暢銷，中華中醫藥學會舉辦了兩屆扶陽論壇，異常火爆，扶陽學派大有復興的勢頭。以史為鑒，對其作一分析。
一、“糾偏正弊、曲折前進”，是中醫歷史發展的規律
在中醫悠悠的歷史長河中，學派林立，而每一個學派的產生，都離不開時代背景。“各家醫派的學術主張都是根據當時的社會環境、醫療現狀以及時弊提出的”，“學術爭鳴從來就是催生醫學流派的時代因素”。
在東漢時期隨著《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等書的而世，奠定了中醫理論的基礎和疾病的辨治方法。“儒之分始于宋，醫之分始于金元”，從金元時期中醫開始有門派之分。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當時《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的盛行，此書是宋代官方頒發的藥劑制作規范，人們“據證撿方，即方用藥”，非常方便，深受醫家和病家的歡迎。一時間“官府守之以為法，醫門傳之以為業，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習之以成俗”。
宋代官修《局方》時弊，醫家立論糾偏
而盛極一時的《局方》在當時造成兩個時弊，一是《局方》固然方便，業醫者避難就易，相率以為《局方》之學，對《素問》《難經》等經典著作“厭而棄之”，而墜入中工水平者眾;另一個原因，就是《局方》選方多用辛香燥熱之劑而失之于偏。
在這種背景下，有一些醫家立論糾偏:
劉河間研究《內經》中的運氣學說和病機19條等醫學理論，提出“六氣皆從火化”，“五志過極，皆為熱甚”說，他從火熱立論，治療力倡寒涼;
張從正對于當時人們喜補惡攻，醫者投其所好，過用補藥的風氣深惡痛絕，從邪論病，創汗下葉三法，為治病大法;
朱丹溪更是認為《局方》之學，流于粗淺，四處拜師，學習經典，博采眾長，從滋陰立論，以斥溫燥。一時間聲譽顯赫，學者以之為師，治病倚之為法。
醫家不善前學，明前溫補學派、溫病學派更替
但一些醫家不善學劉、朱之學，用藥偏于寒涼，傷伐胃氣，又造成了新的時弊。這便是溫補學學派產生的背景，薛己等人為了糾正時弊，維護陽氣，力主溫補，重視命門的研究。他們或者先天后天，脾腎兼顧;或者命門水火，陰陽互求。又形成了另一種辨證思路，人之有生，命門為本，千病萬病，治在命門。
中醫正是經過一個個糾偏正弊過程，在曲折中向前發展，產生新說的，火神派的產生的也不例外:清代溫病學說逐漸興起并發展至鼎盛，《清史稿》載:
“大江南北言醫者，輒以桂為宗，百余年來，私淑者眾。”
而葉、薛、吳、王等溫病學家，在用藥上多喜寒涼輕靈，除治療溫病，在雜病辨治上也有同樣的用藥規律，這樣又形成用藥陰柔，處方平穩的新流弊。
鄭欽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推重陽氣，反對寒涼，反對平淡，多用姜桂附等溫熱之藥，而且著書立說，《醫理真傳》和《醫法圓通》相繼問世，力倡其扶陽重陽的學術主張，口的希冀“為醫林之一助!”此學派產生，曾興極一時，其入室弟子盧鑄之，于成都開辦“養正醫館”，后又設“扶陽講壇”，遠近聞風，所化者眾。
那么，火神派近年復興的現實背景中又如何呢?
不少中醫學者對當今人們體質和疾病的基本態勢作了分析:隨著社會發展，生活水平提高，
“帶來的只是物質上的豐厚，也即‘陰’的一而并不曾虧損，相反，需要去消耗這此物質的能源(“陽”的一而)沒有增多，反而在日漸減少中”。
同時，日益發展的社會也使人們節奏變快，壓力加大，這些致人們陽氣“煩勞則張”。還有臨床上庸工離開辨證，受西醫指標影響，見炎癥就清熱解毒，見發熱就清熱涼血，見高血壓就涼肝息風，見腫瘤就解毒散結，離開了中醫辨證，濫用苦寒，過用抗生素、激素等，這都在攻伐著人們的陽氣。
張存梯教授將其損傷陽氣的原因歸納為9條:
1）傷于寒者仍多; 2）中醫西化的影響; 3）受溫病影響，濫用苦寒; 4）不求經旨，不辨陰陽; 5）過度勞倦，煩勞傷陽; 6）房勞傷腎; 7）睡眠不足導致陽氣受損; 8）濫用抗生素、激素; 9）慢性病多發，陽虛者居多。
可見，陰盛陽衰是當今疾病的基本態勢，用藥苦寒是當今醫界時弊，這些激活了扶陽思想，“火神派學術恰恰是一個有益的補充”。
二、時代需要，是中醫發展的動力
縱觀歷史，中醫的每一步發展，新學派新理論的提出，是和當時的時代需要密切相關的，某類疾病的盛行，某些問題的困擾，都對醫學提出新的需求，人們關注研究，并提出新的理論。
東漢末年，戰亂頻繁，外感病流行，死者甚眾。曹植在《說疫氣》中講:
“家家有僵尸之痛，戶戶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殖，或覆族而喪。”
張仲景家中未能幸免，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自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穩，其死亡者三分之二，傷寒十居其七。”
正是在這樣背景下，應時代需要，“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探究傷寒病的辨治規律，而完成千古巨著《傷寒雜病論》的。
金元補土派宗師李東垣生活在中原戰亂時期，人民輾轉于顛沛流離的苦難生活之中，飲食失節、勞役過度以及七情所傷，嚴重損害脾胃之氣，進而損傷元氣。他認識到“內傷脾胃”致“百病由生”，因而從脾胃立論，強調補土，并創立了一系列的理脾方劑，以“補土派”石氏立醫林。
而朱丹溪則生活在太平盛世，人們悠食厚味、放縱情欲的生活習慣，加之《局方》溫燥之劑盛行的醫風，還有他處在江南地域濕熱相火為病最多的地域，所以從“陽有余，陰不足”立論，警戒世人珍惜人體不可多得的“陰精”。
而明清時期，溫疫流行，人們沿用傷寒法治溫病，指鹿為馬，證法失契。歷代有人探索治療，可未能系統完善，醫生無章可循，雜合以投，結果“輕者以重，重者以死”，人們陷于迷茫當中。有識之士，敏于觀察，勤于思考，吳又可從雜氣立論，葉天士、吳鞠通分別提出新的思路辨證溫病，形成溫病學說，眾醫家棄暗投明，“咸知向方”。
建國以來，中醫步入學院教育時代，通過統編教材學中醫，課程設制中西參半，公共課程占用不少精力，五年學習，中醫課程的總學時不足兩千，僅相當于以前純中醫學習的一年時間。
教師中只會上課，不會看病的不在少數，成了“半語教啞巴”的局而。幾十年來，培養的人數不少，可中醫功底卻漸趨薄弱。學歷越來越高，可碩士、博士高學歷人才，花費大量的精力去從事脫離臨床的實驗研究等，實驗方法日趨先進，臨床水平卻與其學歷極不相稱，中醫教育呈現“人數多，學歷高，功底薄，療效平淡”的不正常現象。
結果造成很多中醫“對西醫理論及臨床療效頂禮膜拜”，“臨床診病的思維模式”，處理手段完全運用西醫理論。處方時為西醫的指標所左右，思路單一，療效平淡。久之，中醫只用治一些慢性病或輔助治療，遇有危重急癥則拱手西醫。中醫出現人才和思路“異化”、“西化”臨床陣地“退化”的嚴峻現象。
中醫處于歷史低谷時期，業外人士聲稱要“取消中醫”，業內人士“思考中醫”，意識到中醫發展的離宗之虞。國家中醫局開始調整政策，加強繼承，在全國開展“名師帶徒”等工作。中華中醫藥學會主辦“讀中醫經典，學中醫名著”等讀書活動，12位名老中醫藥專家寄語青年中醫:
“經典是中醫的‘根’，歷代各家學說是中醫的‘本’臨床療效是中醫的生命線。”
裘沛然先生早就講:
“中醫現代化，首先要知道幾千年來無數的大醫和先哲們嘔心瀝血的成果是什么，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談得到中醫的現代化。”
總之，名家共識，中醫應回到自身的發展道路上來，用中醫自身的思路來分析當今人們體質，辨治當今的疾病，尋找有效的方法。有識之士，力排眾弊，從溫治本，喜獲良效，“溫陽思想”應時復興。
可見，當今中醫在一定程度上是處于“異化”、“退化”、“西化”，療效平淡的低谷時期，扶陽思想是中醫回歸自身發展，以傳統理論應對當今疾病、提高療效的先進思路。
三、歷代曲折發展中多有矯桿過正之嫌
回顧歷史可見，歷代醫家立論立言，多為強調某個方而的重要性，或為糾偏正弊，警戒世人，所以惟恐言之不明，辨之無力，難免有偏激之詞。而具體臨證，始終還是堅持辨證論治的。并非劉氏一味寒涼，張氏全用攻下，丹溪但事滋陰，鄭氏僅明扶陽。
劉河間的《宣明論方》350首左右方劑中屬于寒涼者僅39方，屬于溫熱者44方，其余均為寒熱并用或藥性平和之劑。朱丹溪以滋陰立論，而非拘于滋陰一端，集當時醫學之大成者，擅長雜病治療，后世有“雜病宗丹溪”之說。正如李中梓所說
“子和一生豈無補劑成功?立齋一生無攻劑獲效?但著書立言則不及之耳。”
可不善師之者，未得精髓，貌襲而失。
鄭欽安雖為火神派鼻祖，卻力倡辨證論治這一根本原則，
“用藥一道，關系生死。原不可以執方，亦不可以執藥，貴在認證之有實據耳。”
總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虛實，相其陰陽，觀其神色，當涼則涼，當熱則熱，何拘拘以姜附為咎哉。由此可見，鄭氏并非放棄辨證，一味扶陽。而且，附子畢競是助火有毒之品，如揮鐵樵所說:
“最有用而最難用者為附子”。
我們應以史為鑒，莫將歷史上矯桿過正的教訓重演，形成“以溫補療疾為時尚，以附子用量論英雄”的新時弊，這也嚴重偏離了扶陽學派思想本意。
四、經典是各學派共同的基礎
歷史上各個學派的理論不是自己憑空想出的，上則精研經典，下則效法各家，結合當時社會情況而立論成說的，亦即“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古訓”就是經典，“眾方”就是各家了，而且多有深厚的文化修養。
比如:劉完素就是重視《內經》理論和對五運六氣學說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對火熱病證詳加闡發，創立新說，正是“一生志完素，終至通玄處”。他如張元素、李東垣、朱丹溪、張景岳、葉天士等等，無不如此。
火神派也不例外，創始人鄭欽安早年師從名儒劉芷塘，
“上溯《周易》與《內經》，中得《傷寒》心法，下覽歷代醫家著述而兼采其長，”
從而奠定了濃厚的理論功底，結合當時社會現狀及自己的臨床經驗，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學術特色的。
“總體分析，火神派脫胎于傷寒派，又吸取了溫補派的理論精髓，結合自己多年實踐，進而發展為獨立的學術流派。”
既然每一個學派都不是空中樓閣，我們也不要企圖尋求捷徑，離開經典之源，而徑入某一學派之流。學習火神派，如果不求《內》《難》經典之道，而徑效扶陽之術，這樣就把火神派簡單化了，也就不可能得其精髓。
古人早有垂訓“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這里的“三世”就是學醫必須掌握的經典著作了。張存梯教授講“要想學好火神派，沒有傷寒根基不行”。雖然中醫而臨困境，但不要急燥，而應苦煉內功，打好經典基礎，博采眾長，方臻上工。
總之，火神派不是中醫發展終極，社會在變化，還有新的問題出現，只有窮源競委，博采眾長，才能應變無窮，而成與時俱進之大醫。這樣發展下去，中醫才能魅力長存，永濟蒼生!
本文摘自《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009年第四期，由中醫思維十編輯整理，轉載請注明作者與出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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