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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從永貞元年貶謫永州，于此生活了將近十年之久。期間，他沒有放任自流，而是甘于辛苦，“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郁，一寓諸文。”（《新唐書》）寄情于山水，奮筆疾書，從而寫成名流千載的游記體裁的散文名作《永州八記》，另外還有諸多詩作，比如《南澗中題》、《入黃溪聞猿》，等等。  山水詩蓬勃于南朝時期，自然環境對詩人作品風格的形成及影響，亦開始慢慢地受到詩論者的關注。正如劉勰在其《文心雕龍·物色》里闡述自己的理論：“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此處的所謂“江山之助”，其實便是自然環境之客觀物象對以審美經驗和個人情趣為主體的詩人之相關感化。“情以物遷，辭因情發”（《文心雕龍·物色》），大抵如斯。
對于自然環境對于柳宗元詩歌作品的具體影響，沈德潛已經注意到，并且給予了肯定適當地評價“幽峭”。在詳細地比較了各種自然環境對幾位詩人作品的影響之后，他另外強調了一點：“略一轉移，失卻山川面目。”時過境遷，環境固然可以適當影響著詩人的創作風格，但重要的還是詩人自身所具有的主觀意識，而人的內部思想總是復雜多變的，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便是這個道理。  柳宗元山水詩作的峻峭風格，自宋及今，詩論家多有論述。根據后來者有心統計，其流傳下來的一百六十多首詩作之中，被人評價為“幽峭”、“孤峻”風格的，大多來自于柳宗元貶謫永州、柳州時期的詩歌作品。
明了此中關節，我們就會發現柳宗元的山水詩，其登山臨水，寫景抒情，絕不是刻意地靜止地為之，而是熔鑄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滲透了自己憂郁的情懷，將自己獨特的人生感受融化進山水之中，以外在之自然山水來呈現內部之心靈山水。 
詩題中之南澗，即是《永州八記》中《石澗記》之“石澗”，因其在永州朝陽巖之東南，故又稱其“南澗”。《石澗記》寫作于元和七年（812年），詩大約也作于同時。考量時間，柳宗元貶謫已經八年之久矣。 ——秋氣集南澗，獨游亭午時。 秋之為氣，宋人歐陽修在其《秋聲賦》中如此寫道：“其氣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余烈。”所以秋之衰敗，實為眼前所見，然后心內所感，進而神意所會。此處用一“集”字，便帶上強烈地主觀感受，秋之為氣何以能聚攏而匯集？也不能說完全是詩人的臆想，必須結合后面詩句參考詳察一番才是。而后一句上首用一個“獨游”，與冷冽秋氣之匯集，根本就是相反的動作。此種無端之狀況，便被此時一處鮮明的對比手法表現出來，愈加為我們顯示出詩人境遇之孤寂與凄涼。正在于此，此后種種物象描寫和情感抒發，便是基于如此一個“獨游”二字之上。  ——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 正所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風之回也，一為自然之現象，一為詩人之主觀。自從宋玉為《風賦》，分為“大王之風”和“庶人之風”，風便帶上了濃郁地情感色彩，從此長存于文學史上。秋來萬物蕭條，風吹林木瑟瑟，在秋風無情地吹拂之下，樹影晃動，高低參差，忽長忽短，恍若時光旅程，不知身置何處，心馳神往。回看開首兩個詩句之尾有“亭午”一詞，可知時辰為正午時分，原本午時為陽應該充滿剛烈之氣勢，可是卻因秋之故，只能于此承接“蕭瑟”之破敗。不由得讓人聯想，到底是天時變化之故，抑或是因人而異之由。不然，何必長久注視于樹影的參差之態。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 初讀此兩句，大抵會放過其中深意，或以為便像句中所示之淺顯意思：剛來到這里沒有多久，我便能夠有所體會，心中很是得意于自己的體悟，越深入其中就越發高興，甚至因此而忘掉長途跋涉所帶來的疲勞。前有秋氣之衰敗，回風之蕭瑟，可以說眼中景物一片潰散之氣象，詩人能夠獲得什么而使他忘掉疲憊？上下結合來看，便知其反話正說，亦可以理解為若無煩惱事，何來得解脫？固然明顯說“忘疲”，其實于其內心深處何曾有半分之“忘”，所以才欲蓋彌彰地申明“若有得”、“遂忘疲”。  ——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 羈禽，不得自由之鳥，其聲自當悲哀不可聞，散響于幽靜而空蕩的山谷里，更加令人聞之而色變。陶淵明詩句有：“羈鳥戀舊林。”或許，置身于無從適地位的詩人，內心里也當懷有如此心思。又《詩經·伐木》所寫：“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詩人遭貶謫，可謂“羈禽”，故于幽谷鳴叫，其聲凄楚，催人淚下，以求同伴，而友不至，只好“獨游”。 晉陸機在《從軍行》寫道：“夏條集鮮藻，寒冰結衝波。”那么秋天山澗水流里的水藻，于此稱之為“寒藻”，既可指當下氣候之冷冽，然亦未嘗不可指稱詩人置身環境之惡劣。畢竟，其貶謫之地永州，在當時實為偏鄉僻壤，甚少開化，多冷峭幽寂之景觀。冷水之中，魚已深潛，留寒藻獨自舞動，“羈禽”之詩人，猝然目睹此景，不啻挨上當頭一棒，心情當是更加愴然。回首上面之“忘疲”，此類轉變實在是快速，可見詩人根本無法釋懷，所謂“忘疲”本來就是一個假象。  ——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 因為有了上面各種景物描寫做好鋪墊，此兩句便是水到渠成，方是詩人此時此刻的真情實感。事實上，不管是景物之蕭條，得意之忘疲，其實都是襯托，好比一款背景墻，自始至終，昭示著詩人難以排遣的孤獨，無法釋懷的憤懣。“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江淹《別賦》）無論離開京城有多么地遙遠，詩人夢魂里牽掛著的仍是那一方土地；每當夜半夢醒時分，或者獨自孤坐時候，他都會想念那些故人，并往往因此而淚流滿面。詩人于此的悲痛，并不是為個人而傷感，他之感懷故人實乃建立在“政治”之上，是一種偉大的情懷。 ——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 詩人如今惡劣之現實狀態，皆由政治上的失意而引起，或許諸多感受，生存之孤獨，生活之孤苦，生涯之孤寂，如此種種之“孤生”，都可能讓他產生迷惘，不知身處何地之迷茫。揚雄《解嘲》有云：“當途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溝渠。”詩人之“孤生”大抵是因為政治上之“失路”，所以才有如前所述景物之荒涼意。這大約正是詩人此時之寫照，真實而殘酷，讓他難以超塵拔俗，喪失掉當年的意氣風發，變得毫無歸宿之感，且如鴻雁失南北。  ——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 前面曾寫“忘”，實際上并非真正地忘懷，所以至此才又有著充滿了矛盾地明知故問：現在這般蕭索而落寞地生活著，究竟是為了什么樣的事情呢？這樣消沉地生活狀態，只能加劇著內心的苦悶，所有這些彷徨無助都時刻提醒著詩人，不要忘記也不能忘記曾經的那些理念。所以，詩人身攜此類復雜而繁瑣的情感，身處逆境之憤懣不平，尋求解脫之悲哀抑郁，無處安身之徘徊忐忑，全部寄寓到眼前的自然景物之中。人道“情景交融”，詩人把一切情懷都物化到山水里面，讓自己得以淋漓盡致地再現心靈困境，從而能夠得以真正地獲取情感上的某種升華。 ——誰為后來者，當與此心期。 柳宗元在同一時期，曾寫作《永州八記》之一的《石澗記》，其實便是記此南澗，其文寫道：“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后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文中言“得意”，提道后來者，詩中又說后來者，其身置于此，本是貶謫客，何以有“得意”哉？不外是學陳子昂之高呼：“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泣下！”（《登幽州臺歌》）詩人希冀的“當與此心期”之盼望，實際上乃是對同心同德者的等待，是一種困囿于失望之中的燃燒，是灘涂之澆薄里的幼苗，是“憂中有樂，樂中有憂”的情感包容與超越。  綜觀本詩，我們可以清晰地把握到柳宗元永州山水詩作之脈搏，其雖然深意于“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之特殊境界，神與物游，不斷強迫自我陶醉于自然物象之絢麗多彩中，可是其蘊藏心底之文化內涵和胸懷之政治抱負，卻總是在其登山臨水之際涌上心頭，與其隱含著的遷客逐臣之孤寂憤懣雜糅交匯。此種相互對立之情緒如恬靜與孤寒，閑散與寂寥，輕快與抑郁，在凄清、幽寂、孤峭的自然環境中，反而更能讓人深刻體味出來。正如明代茅坤所論：“五嶺以南，多名山削壁，清泉怪石。子厚與山川始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文。”（《唐宋八家文鈔論例》）此論雖然是著眼于其山水游記之文章，但此處用來評價其寫作于永柳兩州之山水詩，卻也是非常適合且恰當之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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