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區先秦時期麥遺存的考古學研究

　　“南稻北麥”是中國長期以來的糧食生產格局，稻、麥這兩類作物在古今人們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與稻作長期所受的關注相較，麥作農業的考古研究處于弱勢。事實上，農業作為經濟的基礎，在文化和社會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麥類作物作為外來物種，何以在傳入中國后逐漸取代粟黍成為中國北部的主要糧食，也是值得探討的論題。近年來，隨著考古發掘的細化，多學科合作研究的展開，植物考古發現的增多，早期麥遺存的空間分布日漸清晰。已有學者就考古發現的早期小麥進行過探討，但中原先秦麥遺存與麥作農業的專題研究仍付闕如。為進一步審視麥類作物、麥作農業在中原地區早期文明化進程中的地位，我們擬就近年來植物考古所見的麥遺存，對中原地區先秦時期麥作農業的產生、發展及相關問題略陳管見。不當之處，懇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麥類遺存的考古發現

　　麥類遺存指小麥、大麥這兩種農作物的炭化籽粒、穗軸、麥稈印痕、植硅體、淀粉粒、花粉等炭化遺存和微體遺存，以籽粒、穗軸、植硅體最為可靠。就中原地區的考古發現來看，麥類遺存以炭化籽粒為主。考古工作所見中原地區較早的小麥出土于裴李崗時代、仰韶時代的部分遺址中（表一），由于未獲AMS測年數據支持，暫予擱置，留待將來工作驗證。

　　（一）龍山時代

　　龍山時代前期，植物考古工作數量有限，大麥、小麥出土遺址數各有1處。龍山時代后期，麥遺存的遺址占有率劇增。系統植物考古研究發現麥遺存的遺址有13處；非系統植物考古研究獲得麥遺存的遺址有7處（圖一；表一）。需要指出的是，相關研究者對陶寺遺址所出大麥尚存疑問，西金城遺址小麥測年數據亦晚于龍山文化。目前所知僅八里崗遺址的一粒小麥殘片與考古學年代相合（表二）。

　　（二）二里頭時代

　　二里頭時代，系統植物考古研究發現麥遺存的遺址有9處，非系統植物考古研究獲得麥遺存的遺址有3處（圖二；表一）。

　　（三）二里崗—殷墟時期

　　二里崗—殷墟時期，系統植物考古研究發現麥遺存的遺址有10處，非系統植物考古研究獲得麥遺存的遺址有16處（圖三；表一）。南沙、偃師商城、王城崗遺址小麥AMS測年數據都落在商的紀年范圍（表二），基本與早商年代相合。

　　（四）兩周時期

　　兩周時期植物考古工作尚少，系統植物考古研究發現麥遺存的遺址有6處，非系統植物考古研究獲得麥遺存的遺址有4處（圖四；表一）。王城崗遺址1份小麥樣品的AMS測年數據為春秋時期（表二）。

　　二、中原地區麥作農業的產生與早期發展

　　麥作農業作為中原地區商周農業的重要組成，經歷了產生、發展的漫長過程。麥類作物入華的早期階段，小麥等作物是否在中原得以種植尚缺直接證據。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養活更多人口的需要，這種高產作物逐漸在本地得以種植，甚至出現了“強化種植的趨勢”。農業經濟的整體發展為麥作農業的出現、傳播與擴散提供了基礎，麥作農業的發展又反向提高了區域內農業總產值。

　　（一）小麥初入中原的龍山時代

　　龍山時代尤其是龍山文化時期，中原地區農業發展進程加快，出現了強化生產態勢，主要表現在：農業在聚落生計中占絕對優勢、剩余糧食增加、農作物與家畜種類多元化普及、家養動物比例提高、開發動植物資源知識與技術的發展等諸方面。就炭化植物遺存來看，這一時期，中原地區多數遺址出土了四或五種糧食作物。

　　龍山時代前期，僅個別遺址出土有零星的麥遺存；龍山時代后期，麥類作物的出土地點驟增，分布范圍大幅擴展。小麥在進行過系統植物考古研究的多數遺址中都有出土，大麥也出現在個別遺址中，但它們在各聚落的絕對數量微不足道，出土概率多在5%以下（表一），可能意味著先民對麥類作物的利用處于低水平階段。

　　過去有學者認為小麥在龍山時代已經種植，近來有學者則傾向于認為小麥遲至二里頭時代才進入中原地區。結合海岱地區出土小麥的測年數據及相關考古學文化交流、互動證據，我們認為，麥類作物至遲在龍山時代后期進入中原地區。雖然該時期麥類作物的地域分布較廣，但每處遺址出土數量都很少，很難就這些證據得出麥類作物在中原地區種植狀況的定論，也不能就此排除聚落中麥類作物系交換而來的可能。

　　（二）麥作農業可能出現的二里頭時代二里頭時代，在開展過植物考古工作遺址中，麥類作物比重增加，在各聚落的出土概率提升到5%~10%，個別遺址已突破20%（表一）。除以鄭洛地區為主的二里頭文化腹地外，豫北地區下七垣文化的鄣鄧遺址、黃淮下游的岳石文化多處遺址也都出土了炭化麥粒，可能意味著對麥類作物的認知與利用已成為時代特征。

　　除小麥外，大麥可能也是部分聚落先民加以利用的麥類資源。有學者認為，小麥在二里頭時代的中原地區已有種植。考慮到商周時期麥作的發展，這一時期小麥已經種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過這一假說尚未得到古代史料證實，有待更多考古材料的驗證。

　　（三）麥類作物強化利用的二里崗—殷墟時代

　　植物考古數據顯示，中原先秦麥作的轉折發生在二里崗—殷墟時期，多數遺址小麥的出土概率突破30%，甚至達到50%、70%以上（表一）。雖然與發掘區所在位置、采樣遺跡性質有一定關系，但廣域范圍內的高普遍性明顯與此前不同，應該是麥作發展的標識。

　　考古發現以外，史料也見麥作記載。通過對甲骨卜辭的研究，有學者認為小麥、大麥是商人社會生活中常見的“粒食”種類，在商代已是常見的大田作物。麥類作物不但種植普遍，而且圍繞其種植、收獲還有一定的祭祀、禮儀。小麥、大麥的使用已存在季節差異。

　　（四）麥作穩步發展的兩周時期

　　兩周時期，麥遺存在系統植物考古工作遺址中的普遍性仍很高，以小麥為主的麥遺存占相關遺址作物的數量比例較此前有所提升（表一），應系麥作種植規模擴大的反映。中原南鄰江漢地區的湖北廟臺子、雞子包遺址也出土有炭化小麥粒，后者出土小麥62粒，出土概率高達100%。準此，則麥類作物已傳播至楚文化圈，在部分聚落先民食物結構中占有一席之地。

　　除考古實物證據外，早期史料中不乏對麥作的記載。如《詩經·周頌》曰：“詒我來牟，帝命率育”；《尚書·周傳七》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蘄蘄兮”；《戰國策·東周欲為稻》曰：“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氏》曰：“河南曰豫州……其谷宜五種”，鄭玄于“五種”下注曰：“黍稷菽麥稻”；《左傳·隱公三年》曰：“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成公十年》曰：“六月，晉候欲麥，使甸人獻麥”，《哀公十七年》曰：“夏六月……楚既寧，將取陳麥”，等等。將這些記載與考古發現聯系起來，可見麥作在這一時期繼續發展，甚至在局部地區可能已具一定規模。

　　各時期不同聚落麥遺存比重的不同，可能意味著聚落先民對麥資源的接納、利用程度有差異。麥類作物至遲于龍山時代進入中原地區，經過了漫長的發展，在二里崗—殷墟文化時期迎來了大發展，從此之后以小麥為代表的麥類糧食作為重要的作物類型嵌入到農業經濟中。各時期麥遺存的階段性特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境內早期麥作的發展歷程。與小麥相較，大麥僅是零星發現，可能在中原地區早期先民農耕生活中作用有限。事實上，在整個先秦時期，除卻甘青、新疆等西北地區外，大麥在黃淮中下游地區皆是零星發現，這與過去“我國的大麥要比小麥更古老些”的認識存在出入，有待進一步研究。

　　雖然植物考古工作表明中原地區商周時期麥作農業獲得了一定發展，但并未改變區域內以粟為主的農耕體系，小麥在先民農業生產中仍是處于從屬地位的作物類型。既有研究表明，兩漢時期小麥作為主糧食之一在華北地區推廣種植，并在先民食物結構中發生重大轉變。遲至唐宋時期，小麥才在黃河流域較為廣域的范圍內確立了其主糧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以小麥族淀粉粒作為麥類作物乃至麥作農業存在證據的觀點，可能還存在一定的問題。首先，小麥族植物為數眾多，世界范圍內約有390余種，中國境內至少有170余種，分屬3亞族、14屬，常見的有小麥屬、大麥屬、黑麥屬、鵝觀草屬、山羊草屬等。雖然小麥族淀粉粒研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仍不能直接與小麥、大麥等作物或其他雜草等一一對應。其次，植物種子內淀粉粒含量很高，以玉米為例，1粒玉米淀粉里就有約17億顆淀粉粒，若僅以考古工作者采樣分析所獲的某遺址某時期幾粒、幾十粒小麥族淀粉粒作為麥類作物存在乃至麥作發展的明證，尚為時過早，這也是本研究未取相關遺址小麥族淀粉粒證據的原因。在先秦尤其史前麥遺存的研究中，炭化麥粒仍是最適宜、最確鑿的材料。

　　三、食物全球化視域下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

　　若小麥甚至大麥起源于西亞、漸次東傳入華的假說不繆，則麥類作物至遲入華的龍山時代正值“早期中國”時期。隨著經濟、文化交流的加強，早期中國文化圈及其周鄰乃至更廣域的范圍逐漸形成了青銅時代全球化、早期食物全球化的趨勢。

　　外來的小麥、大麥、黃牛、綿羊、山羊、家雞等與中國本土起源的粟、黍、稻、大豆、豬、狗等在較為廣域的歐亞大陸傳播、融合，被視為早期食物全球化的重要標識。陶寺、王城崗、新砦、二里頭等遺址的動物遺存研究顯示，先民肉食資源獲取方式仍以家豬為主，但龍山時代起，各遺址出現了黃牛、綿羊等外來動物，這些新物種所占比重在二里頭時代有所提升。家馬則至遲在晚商時期傳入中原。綜觀商周時期，馬、牛、羊等動物在宗教祭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扮演著溝通不同身份的人與神、祖先關系的角色。除家畜外，雞等家禽也至遲在中晚商時期傳入中原東部。

　　隨著東西方文化的交流，非本土起源的作物、家畜、家禽入華后，逐漸為以中原為核心的早期中國文化圈先民接納，成為聚落農耕的組成，既在本區社會復雜化進程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也使得中原地區成為青銅時代全球化和史前食物全球化浪潮的重要組成。

　　四、麥類作物入華時間、路徑與研究方法的思考

　　麥類作物入華的時間、路線，長期以來是國內外考古界、農史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就已有發現和研究成果來看，目前學界關于麥類作物入華的時間基本定格在龍山時代，具體的路線至少有以下三條：綠洲通道（絲綢之路）說，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小麥等西來作物跨越新疆北部，穿過河西走廊綠洲通道，進而東傳至黃河中下游地區；歐亞草原通道說，相關學者認為麥類作物在歐亞草原早期青銅文化的接力作用下，先由西向東進入到蒙古高原地區，進而在北方地區考古學文化作用下，由北向南進入黃河中下游地區；海上路線說，也有學者認為麥類作物起源后，較早西向進入歐洲，南向進入尼羅河流域，東向進入印度河流域，進而繼續沿海岸線東進至東南亞、中國東南沿海及山東半島。

　　上述三種觀點皆有合理成分，但目前都難以坐實。綠洲通道說系早年較流行的認識，但植物考古方法在考古工作中運用以來，所獲麥遺存測年數據明顯存在東早西晚的態勢。草原通道說是近年逐漸居主導地位的新認知，雖然這一路線有較多的其他文化因素傳播證據，但目前考古發現北方文化區乃至更北地區的麥遺存尚少，個別有測年小麥的數據也偏晚，可能仍待進一步工作加以證實。新近考古發現的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遺址出土炭化小麥的測年早至距今5000年，或許為上述路線提供了新證。海上路線在三者之中相對處于弱勢地位，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中國境內早期小麥東多西少、東早西晚的考古現象，但目前還存在較大缺環，自南亞至東南亞、中國東南沿海這條線上經由考古工作證實的麥遺存為數甚少，數據的可靠性也有待進一步檢驗。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雖然麥類作物東傳進入中國的時間在龍山時代的可能性最大，但隨著考古工作的開展與多學科合作研究的進行，麥遺存出土的遺跡單位已早至裴李崗—仰韶時代，雖尚未得到測年證據驗證，但不宜排除小麥入華時間存在上延的可能性。上述三種關于傳播路線的假說彼此之間不具有排他性，并非舍此即彼的關系，早期小麥入華的路徑可能是多元的。上述假說以外，其他中西文化交流的路線也值得重視。

　　目前學界對麥類作物入華時間與路線問題的研究模式主要基于植物考古工作所獲麥類遺存測年數據的多少、早晚，在此基礎上結合陶器等器物，與西來技術、物種等進行文化因素分析。但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考古發現麥遺存的遺址都進行了測年，也并非開展過測年工作遺址所出的全部麥遺存都進行了測年。以龍山時代遺跡所出麥遺存的測年數據為例，雖然西金城遺址所出小麥的1份樣品測年數據偏晚，我們不能就此認為該遺址其他龍山時代遺跡所出小麥也都是后期混入的；同理，以山東膠州趙家莊遺址為例，雖然用以測年的小麥與龍山文化年代相合，但不能據此認為該遺址所出小麥、大麥皆為龍山時代的作物。在進行傳播時間、路線探討時，需要認識到這個問題，不宜輕易否定有偏晚數據遺址的其他未測年樣品與考古學文化年代相符的可能性，也不宜將尚未進行測年工作的遺址就此排除在外。

　　除此，以類型學為基礎的文化因素分析、相關史料的記載也是不能忽視的重要證據。雖然考古工作者、文獻史學者在探討麥遺存的傳播路線時會將器物類型學、考古學文化交流、史料記載等作為重要證據考量，但部分進行麥遺存探討的研究者可能不具考古學、文獻史學背景，在研究中可能過于偏重甚至僅以麥遺存（有些麥遺存甚至并非考古工作所獲）的測年數據為憑，忽略相關時期不同文化區之間、文化區內部的交流互動現象及早期史料中關于小麥、大麥的記載。隨著考古發現小麥、大麥的增多與麥遺存測年數據的積累，若能進一步與考古學文化現象、文獻史料相結合，可能距離揭開麥類作物“最初的傳播時間和路線及這個長達兩千多年的漫長過程的細節”這一“謎底的日子不會很遠了”。

　　五、結語

　　小麥入華后，經歷了較長時間的發展，逐漸在本土種植，成為長江以北地區農業經濟中的穩定構成，但傳入各地的時間、早期發展狀況有別。就中原地區而言，麥類作物至遲在龍山時代后期傳入，并在二里頭時代可能獲得一定程度的種植。商周時期，先民種植規模擴大，對麥類作物資源利用強度增大。植物考古數據顯示，二里崗—殷墟時期可能是麥作發展的轉折期。在整個先秦時期，中原地區先民對麥類作物的利用皆以小麥為主，大麥在農業經濟中的比重可能有限。總的來看，麥作在農業經濟、社會發展中扮演起愈發重要的角色，最終成為后世王朝“統一天下的力量”。在今后的發掘中，若能進一步對中小型聚落展開工作，可能有利于對不同階層麥類作物利用策略、不同地區麥作程度的更新認識。

　　附記：論文寫作過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后王祁惠贈其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研究生馬永超幫忙檢索了部分參考資料，一并致以謝忱。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批準號：41771230）、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重大項目（批準號：17RWZD07）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