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共楚天俱遠(待續）
秦觀故鄉在高郵，他青年時期經常到百余里外的揚州游覽。在此后的漫游經歷中，他時常會追憶揚州美景，如《夢揚州》：“佳會阻，離情正亂，頻夢揚州。”但自從身遭貶謫、流放之后，秦觀詞內的故鄉則變成了天涯游子熱切盼望的精神家園。
他在《阮郎歸》中寫道：“鄉夢斷，旅孤魂，崢嶸歲又除。衡陽猶有雁傳書，郴陽和雁無。”寫這首詞時正值除夕之夜，秦觀獨宿于郴州旅舍。
他又在《如夢令》詞中，追憶妻子在別離時分“妝粉亂紅沾袖”的凄苦，遙想她于別后“玉銷花瘦”的憔悴之態，感嘆：“腸斷，腸斷。人共楚天俱遠。”
憂傷之余，秦觀只得將期盼寄托于虛幻的“桃源”，“桃源望斷無尋處”，“桃源路欲回雙槳”，盡管如此，他總是在詞中極力描摹“桃源”的景色，如：“春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
他對“桃源”的向往和追尋，不過是要在冷酷的現實世界里覓得悠遠寧靜的精神家園，最終獲得心靈的慰藉。而這點有限的期盼，終究不過是滿腹不平和愁緒的附屬品：郴州很可能不是他流放之路的終點。
郴州古橋
這關乎郴州地理位置的另一特點。盡管山高林密，盡管水路至此到盡頭，但它同時也是湖南、湖北與嶺南地區往來的交通要道，“扼湖廣之咽喉，處三省之邊界”。
從地理上來看，郴州以騎田嶺、折嶺分二水，兩嶺不同天，是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華中氣候和華南氣候的重要分界區。故而，它是湘粵路上往來的一個交通節點，卻遠非真正的末端。
古人未嘗不明白這一點，所以自楚懷王之后，真正流放至郴州落腳的官員并不太多。在秦觀之前，韓愈、杜甫、周敦頤等先輩，也曾在流放路上經過此處，但都只是經過而已。
在短暫停留之后，他們都被流放到了更遙遠的嶺南乃至海南島（崖州）。此前，與秦觀亦師亦友的蘇軾，也經過郴州后去了嶺南的惠陽（惠州）。
秦觀果然也只是郴州的過客。在郴州尚未安頓，他又被移至橫州（今廣西橫縣）編管。在宋代，被“編管”意味著官員已不僅僅是貶謫，而是無限接近于犯官：他們被送到指定地區接受管制。
夕陽照臨瓊州海峽，也照臨了他們的人生
僅僅一年后，秦觀又被移到雷州編管。雷州與海南島隔海相望，乃是接近中國大陸最南端的天涯海角。而此時，蘇軾也遭再貶，從惠州去了更遙遠的海南儋州，兩人相距并不遠。
師生二人淪落天涯，隔海相望卻不得相見，又眼望離京師越來越遠，歸鄉無期，于是各自寫下了墓志與挽詞，準備客死異鄉。
秦觀的《自作挽詞》云：“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驗我尸。藤束木皮棺，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于斯……”
“荼毒復荼毒，彼蒼哪得知”的深冤無告，“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緇。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的徹骨蒼涼，讓一代才子的內心完全絕望。實乃道盡心中凄苦，叫人心生悲惋。
但轉機又來得如此之快。秦觀到雷州一年后，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駕崩，徽宗即位，向太后臨朝。政壇局勢變動，遷臣多被召回，秦觀也再次被任命為宣德郎。
廣西藤縣，秦少游終于此
官不過正字，年不登下壽
于是，懷著東山再起的喜悅，秦觀趕回京城。與此同時，蘇軾也踏上了自儋州返京之路。有生之年有望再度聚首京城，兩人都不勝欣喜。
然而，走到藤州（今廣西藤縣）時，51歲的秦觀忽然中暑倒地，在暢飲家人遞上的一罐水后，含笑而死。
大喜之后的大悲接踵而至，蘇軾終究未能再見秦觀，于是失聲痛哭，特地為秦觀的《踏莎行·郴州旅舍》寫下跋語：“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同時期的張文潛也作《祭秦少游文》云：“嗚呼！官不過正字，年不登下壽。間關憂患，橫得罵詬。竄身瘴海，卒仆荒陋。”
蘇軾自己同樣也沒能回到京城，于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八月二十四日去世于北歸路上的常州。
秦觀這位過客，還是在郴州留下了遺跡。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郴州知軍鄒恭，請大書法家米芾親筆書寫秦觀詞和蘇東坡的跋語，由能工巧匠雕刻在蘇仙嶺白鹿洞旁邊的摩崖石壁上。此石刻因有少游詞、東坡跋、米芾書，被當地人稱為“三絕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