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元豐五年”

作者

方山

在攏翠庵品茶時，寶釵用的是“<分瓜>瓟斝”（音作頒袍假）：“杯上鐫著‘<分瓜>瓟斝’三個隸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晉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于秘府’一行小字。”

“元豐五年四月”，蘇軾住在哪里呢？

《宋史·蘇軾傳》：“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筑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據記載，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初春，蘇軾在黃州貶所，寓居臨皋亭，依東坡筑雪堂，自書“東坡雪堂”為匾額，并作《雪堂記》云：“蘇子得廢圃于東坡之脅，筑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于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

說到“雪堂”，繪雪于四壁，不禁想到薛寶釵：姓“雪”，是個“雪堆的”美人兒。她住的屋子，亦如“雪洞”一般。

那“<分瓜>瓟斝”其實就是個葫蘆器（也有一說是匏形器。無論是形還是質，總之與“葫蘆”相關）。宋元時便有“葫蘆提”的俗語，意即糊里糊涂。蘇軾來黃州，正值“烏臺詩案”之后。在我看來，此案便是一樁“葫蘆案”。

據說，蘇軾性不忍事，每遇不平事，立刻“如蠅在口，吐之而快”，無意中得罪不少人。這和晴雯的爆炭脾氣也有幾分相像。才氣橫溢，卻性好譏誚，往往是“風流才子”的特征之一。在世人眼中，原是有些“輕薄”的。這一特點，往往成為招禍之媒。唐時劉禹錫因桃花詩被貶，便是一例。

鳳姐評晴雯：“若論這些丫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雯長得好。論舉止言語，他原輕薄些。”那王夫人素日最嫌“語薄言輕”者，為此晴雯不敢出頭。還有金釧和四兒：前者被攆，是由幾句調笑而來；后者被逐，則是因著一句“私自頑話”。

所謂“語薄言輕”，常見的釋義是“語言輕薄；說話輕佻，不穩重”。在我看來，這是金釧、晴雯、四兒、芳官等人的共同之處，是其被逐的自身原因所在。這大約是伶俐型丫鬟常有的特點吧。她們首先是犯了王夫人的忌諱（恨嫌金釧晴雯這等“語薄言輕”的，喜歡襲人麝月這般“舉止沉重”的），因而其相關的饞毀、告密等便頗見成效。

關于“烏臺詩案”，要從三年前說起。元豐二年三月，蘇軾調任湖州，按慣例寫了一篇《湖州謝上表》，其中有云：“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新進”一詞，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遷的無能后輩。這份謝表在政府公報上發表后，那些靠王安石勢力飆升的“新進”之流（如李定、舒亶等人），不免有些惱羞成怒。

何正臣抓住《湖州謝上表》大做文章，說他蔑視朝廷，要求對蘇軾“大明刑賞，以示天下”。舒亶和李定緊接著也上書朝廷，說蘇軾在杭州做官的時期創作了很多詩文。在這些詩文中，蘇軾譏諷新法，指責皇帝，謾罵朝廷。舒亶在表章中說：“臣伏見湖州蘇軾近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按軾懷怨天之心，造訕上之語，情理深害，事至暴白，雖萬死不足以謝圣時，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軾有司，論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為人臣子者。不勝忠憤懇切之至。”

如此一來，蘇軾似乎已經到了罪大惡極的地步，非死不可。書中寶玉說：“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見第77回）對于蘇軾，亦可有此一問。

歐陽修去世后，蘇軾繼而成為當時的文壇盟主，其聲望如日中天。他的遭人迫害，既有政治斗爭的因素，亦是因其才名太盛。對于蘇軾的遭遇，蘇轍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按說，在保守派中，蘇軾也不是頭兒。可是，他卻是那個最惹眼的。那晴雯在怡紅院中、丫鬟群里也不是首領，卻無疑是最招眼的。蘇軾的詩文寫得好，對方就從詩文入手。那些膾炙人口的詩句，一時間便成了他的“罪證”；而晴雯的美麗風流，亦成為王善保家的“毀謗”的入手點。才高貌美，本是優點，卻為此而招致了“蠱蠆之饞”。如寶玉所說：“想是她過于生得好了，反被這好所誤”。

蘇軾的“烏臺詩案”，說起來就是一場文字獄。“古之文人學者，因為沒有民權的保障，在措詞造句上，便發明出一種極其微妙難以捉摸的表現法，而閱讀的學者也養成一種習慣，樂于尋求含義于字里行間之中”。“我認為對此案件的判斷，完全要看我們對蘇東坡的批評朝政如何解釋。張方平和范鎮正設法營救蘇東坡，總括起來，他認為坦誠的批評與惡意的中傷顯然有別。我們今天不能不認為那些詩是坦誠的批評，而御史們則認為是對朝廷和皇帝惡意的中傷。張方平指出，詩經是由孔子刪訂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對當時當政者的諷刺，而且邦有道，則坦誠的批評完全合法。在另一方面，倘若我們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義憤而發，是深恨親愛的君王受辱而彈劾，這也是一種看法。”（見林語堂《蘇東坡傳》）

“烏臺詩案”歷時四、五個月。幸虧太后極力予以保護，神宗皇帝也看不出蘇東坡有多大的罪，且愛惜他的文才，再加上一些朝臣的營救以及民間的呼聲，蘇東坡才算是保住了性命。而晴雯呢，就沒有如此僥幸了：因著王夫人既有的成見，再加上王善保家的進讒，恐怕還有眾婆子的毀謗，終致被逐，郁郁而終。在押解途中，蘇軾甚至想過自殺。歷此一案，其精神已瀕于崩潰。

蘇軾因文字而招禍，初時也難免縛手縛腳。可是，經過一番思悟，反而更加曠達灑脫。如《雪堂記》中所云：“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鞿。”元豐五年，他寫出了關于赤壁的一詞二賦，才情恣肆，冠絕古今。書中的寶玉，在遭遇了晴雯之夭后，卻愈見其才情，大約亦是此理了。

余秋雨在《蘇東坡突圍》中說道：“這一切，使蘇東坡經歷了一次整體意義上的脫胎換骨，也使他的藝術才情獲得一次蒸餾和升華。他，真正地成熟了――與古往今來許多大家一樣，成熟于一場災難之后，成熟于滅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窮鄉僻壤，成熟于幾乎沒有人在他身邊的時刻。”

手邊有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唐宋詞選》。其中，蘇詞共選15首，其中就有5首寫于“元豐五年”！這是蘇軾事業上的低谷，卻是他文學上的高峰：不僅豐產，而且高質。而寫于此年的關于赤壁的一詞二賦，則代表著他文學創作上的巔峰狀態。此時的蘇軾，可謂浴火重生、化蛹為蝶了。

蘇軾兩次游黃州赤壁，時間分別為七月十六和十月十五，均是月圓之夜。從創作時間上看，均在“元豐五年四月”之后。三個月后，《前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誕生；再過三個月，《后赤壁賦》誕生。看來，這就是蘇軾在黃州“雪堂”中把玩“葫蘆”后的“成果”了。

北宋唐庚《唐子西文錄》：“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仿佛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 金圣嘆云：“前賦是特地發明胸中一段真實了悟，后賦是承上文現身現境一一指示此一段真實了悟”。

“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蘇軾當年所游赤壁，其實并非當時真正的古戰場。但因這一詞二賦，黃州赤壁反倒更有名。

金圣嘆在《前赤壁賦》一文前，有段評語：“游赤壁受用現今無邊風月，乃是此老一生本領，卻因平平寫不出來，故特借洞簫嗚咽，忽然從曹公發議，然后接口一句喝倒，痛陳其胸前一片空闊了悟，妙甚。”又云：“此賦通篇只說風月。”

“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金圣嘆批：先生此言，豈惟賦赤壁，直賦一生矣。】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金圣嘆批：深思此二句，豈復止是風月哉？】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見《前赤壁賦》）“江水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見《臨皋閑題》）“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見《點絳唇·閑倚胡床》）在蘇州的拙政園中，有個“與誰同坐軒”，取的便是東坡詞意。

黃州時期的蘇軾，躬耕勞作，生活貧窘，有如劉姥姥一般。然而，他卻在這里發現了一個“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寶藏，那“<分瓜>瓟斝”不過是其中的一件而已。此時的蘇軾，在精神上堪比王愷之富。

《石頭記》亦名《風月寶鑒》。脂批說，此書表里皆有喻。這“風月”二字，在我看來，其意亦有表里。其里層的意思，大致與蘇子筆下的風月相類吧。

曾經說過，所謂的“梅花雪”，其實就是眼淚。自古至今，有過多少這樣的“葫蘆案”，其中浸透了多少辛酸血淚？！這是翻過筋斗后的一番了悟。蘇子和曹公，均是如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此書就是個“寶葫蘆”。這里面，裝著沁人的仙茗，醉人的美酒（如同太虛幻境中的“千紅一窟”，“萬艷同杯”）。若能細心把玩，或能“得趣”。

赤壁，乃是曹公之困；而烏臺，則是蘇子之困。想當年，曹軍被一場大火燒得幾乎全軍覆沒；而蘇軾呢，也是“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見第7回）。書中的甄家，被一場“葫蘆”大火燒得干干凈凈。薛小妹的第一首懷古詩，便是《赤壁懷古》（見第51回）。這其中，恐怕也寄寓了作者的身世之感吧。然而，經烏臺一案，蘇軾更加豪放曠達，寫出了千古絕唱；而作者呢，在歷盡辛酸后，亦用血淚凝成了這部曠世經典。

作者特地在妙玉的茶杯上記下了這一年，也許正表明了他撰寫此書前的狀態。作者和蘇軾，都是“翻過筋斗來的”（見第2回）。而他所撰此書，亦可與蘇子的一詞二賦相媲美了。

2007-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