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邊疆民族與國家發展關系研究

　　摘要：在《史記》《漢書》《后漢書》有諸多關于中國民族歷史發展的傳記，是系統記述多民族中國邊疆民族與國家發展關系的歷史文本，通過對這些歷史文本書寫的分析，可以看到多民族中國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歷史過程，多民族中國民族發展歷史與多民族中國國家發展和邊疆建設是互為前提和條件的，眾多民族融入多民族國家，國家的內涵因此不斷豐富，與此同時多民族中國的邊疆也因為相關民族的融入，邊疆的內涵亦發生了變化。

　　關鍵詞：漢代;民族與國家關系;歷史與邏輯;文本書寫

　　作者簡介：王文光，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尤偉瓊，云南師范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副教授。

　　從多民族中國國家形成與發展的歷史來看，先秦時期中國的疆域范圍、境內民族的種類、國家的整體實力、國家對域內各民族的治理等方面都沒有到達漢代的水平，因此先秦時期的歷史文本書寫也就沒有關于民族宏大歷史敘事的文本出現；而漢代建立了空前強大的多民族國家，由于政治上的高度統一和對后代影響巨大的制度建設、強大的經濟實力和通過郡縣制度的建設使疆域進一步擴大等因素，眾多的民族成為多民族國家的一份子，因此與強大的國家建設相適應的就是出現了中國第一部通史《史記》，出現了中國第一部斷代史《漢書》，等等。在相關的歷史著作當中，為了體現多民族的特征，在《史記》《漢書》《后漢書》當中有了專門的民族傳記，成為系統記述多民族中國民族發展的歷史文本，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民族發展的思想意識，成為中華民族發展的凝聚力和中國各民族發展的內生動力，所以，從中國民族史研究的學術史角度對漢代邊疆民族與國家發展關系進行研究是有必要的。

　　迄今為止，學術界對于漢代邊疆民族與國家發展關系的研究還不是很深入，在中國知網僅能搜索到兩篇相關論文，一篇提到陸賈開創的“南越模式”是漢代對民族與王朝關系的國家民族治理的理論基礎，對于后代民族與國家關系發展有著奠基意義（唐國軍，2012）[①]；一篇肯定了漢代的文化認同意識構建，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積極推進作用，認為禮義文化認同清晰了漢代民族關系與民族觀念的發展路徑（汪高鑫，2012）[②]。此外，一些學者也從宏觀角度研究了歷史上中國民族與邊疆的關系，吳楚克從宏觀的角度認為中國邊疆的發展有其特殊性，對其認識和思維的邏輯顯得尤為重要，以中國各民族發展為參照，依據社會分工程度來看民族與國家關系，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民族研究具體應用（吳楚克，2016）姚大力認為邊疆民族在中國疆域形態形成的歷史過程中發揮了極強的歷史主體性作用（姚大力，2014）王文光認為多民族中國的形成與發展，是歷代統治者對邊疆民族治理和不斷鞏固的過程，通過歷史書寫的途徑得以體現，同時也從文化的角度呈現了中國民族“多元一統”格局的形成與發展（王文光，2016）。上述的研究的確給人啟發，但從統一多民族中國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以歷史文本書寫的角度，研究漢代民族與邊疆這兩個歷史變量之間的內在聯系，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值得深入。

　　一、漢代民族歷史文本書寫的基本特征是國家發展歷史與邊疆民族發展歷史的高度統一

　　先秦時期沒有一部完整的國家史，《戰國策》《國語》《左傳》都不是完整的多民族中國國家史。到了漢代，因為強大的漢王朝出現了，太史公司馬談把這個歷史使命交給了司馬遷，司馬遷寫出的《史記》就是第一部多民族中國的國家史。

　　漢代是多民族中國國家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時期，整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建設、經濟發展、文化建設都與多民族國家發展相適應，所以對多民族中國國家歷史的書寫就成了國家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杰出的歷史學家及杰出的歷史著作不斷涌現，以文化軟實力建設有力支持著多民族中國的發展，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漢代的中國民族史研究也是多民族中國民族歷史文本書寫與民族歷史研究的第一個高峰期，至今仍然讓人仰止，成為全世界研究多民族中國歷史和中國民族歷史，特別是中國邊疆民族歷史必須要攀登、必須要認識、必須要面對的中國文化之巔，這是一種文化遺產，是中國各民族共有和共享的寶貴文化財富。

　　從空間的角度來看，隨著對多民族中國各民族發展歷史認識的整體性呈現，我們看到了漢王朝對多民族中國邊疆的建設過程，看到了多民族中國邊疆發展的歷史過程，這個歷史過程的高峰期出現的具體時間是在漢武帝時代，具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除了東部的海疆之外，在多民族中國的所有陸地邊疆都進行了郡縣設置，分布在邊疆郡縣的民族也就成為了多民族中國一部分，漢代中國民族史研究非凡的歷史貢獻就表現為第一次深入從民族史的角度研究了多民族中國邊疆的民族，由此使我們看到了中國各民族在量上的不斷增長，在質上的不斷豐富，是今天中國民族你只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歷史基礎。

　　在東北邊疆，漢武帝設置了幽州刺史部，在幽州刺史部少數民族分布地區設置了眾多郡縣，《漢書·武帝本紀》說“（元封）二年（前109年），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乃募天下死罪擊朝鮮。……遣樓船將軍楊仆、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元封）三年（前110年）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③]漢武帝設置的這些郡縣在今天中國遼寧省和朝鮮半島北部，轄境內的民族眾多，有高句麗、沃沮、穢貉等等，正是因為如此，司馬遷寫了《朝鮮列傳》，通過《朝鮮列傳》使我們了解了漢代東北邊疆的形成發展以及東北邊疆民族形成與發展歷史。對此司馬遷說：“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保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④]

　　在北部邊疆漢武帝設置了并州刺史部和朔方刺史部，下轄眾多的郡縣，主要是為了防御北方匈奴對漢朝的攻擊，對此，司馬遷說：“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禍害，欲知強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⑤]在《史記·匈奴列傳》當中，司馬遷除了追記夏商周時期華夏族與北方民族的關系之外，還順著歷史的發展線索簡述了秦王朝與匈奴的關系，整個重點在漢王朝時期，從漢高祖劉邦到呂后、漢文帝、漢景帝，而核心是漢武帝時期；匈奴方面則主要是冒頓單于、老上單于、軍臣單于、伊稚敘單于、烏維單于、烏師廬單于、呴犁湖單于、且鞮侯單于。匈奴作為漢代中國北方一個強大的民族群體，制約和影響著中國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因此漢匈民族關系成為漢朝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西北邊疆，由于匈奴在西域的勢力強大，所以到漢武帝即位以后，在元狩二年（前121年），漢武帝派遣驃騎大將軍霍去病遠征河西，擊敗了匈奴，設置了武威、酒泉、張掖、敦煌等郡（即著名的河西四郡）。之后又在元封五年（前106年）設置了涼州刺史部，下轄隴西、天水、安定、北地、酒泉、張掖、敦煌、武威、金城、西海等十郡；[⑥]在對匈奴的戰略策略方面，漢武帝首先改變了原來的“和親”政策，一方面采取交遠攻近的策略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尋找月氏聯合攻擊匈奴，目的是“斷匈奴右臂”；另一方面又派遣衛青等人帶領軍隊從朔方刺史部的雁門郡、代郡、云中郡向北攻擊，奪回了被匈奴占領的河套地區。正是在反擊匈奴的戰略全局中，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意外地認識了遙遠中亞地區乃至于歐洲的民族及其歷史文化，而且也使中亞地區的民族認識了中國，因此司馬遷說“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⑦]從司馬遷“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的記述當中我們看到在此以前，華夏族和后來的漢族都認為自己生活的“海內”就是世界的中心，但是自從張騫出使西域以后，中國人對于世界的空間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開始認識中國以外的世界。

　　在西南邊疆，漢武帝在“西南夷”地區設置了犍為郡、牂牁郡、越嶲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益州郡等郡，漢武帝對于這個地區的開發是十分重視的，曾經派遣司馬遷出使這個地區，故司馬遷說“于是遷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⑧]司馬遷對這個地區民族的發展歷史記述是十分清晰的，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司馬遷說：“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東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嶲、昆明，皆編發，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莋都最大；自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⑨]這段史料理清了西南各民族的基本情況，而且還具有民族識別的意味，涉及了西南各民族的地理分布、文化特征、民族源流等等。

　　在南部邊疆，漢朝建立之后，在秦置三郡的范圍內設置儋耳郡、珠崖郡、蒼梧郡、郁林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等郡，這些地方主要是古代百越民族各個支系的分布區，所以在《史記》中司馬遷專門為百越民族撰寫的列傳有《史記·南越列傳》和《史記·東越列傳》。從民族關系的角度來看，當時百越民族與中央王朝的關系在全國的政治格局中不占主要地位，而且隨著西漢王朝對南部郡縣治理的深入，揚州刺史部各郡的百越民族都成為多民族國家的成員，所以司馬遷說“漢既平中國，而陀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⑩]又說“吳之叛逆，甌人斬濞，保守封禺為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