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齋 | 讀《知堂回想錄》（十七）

閱讀《知堂回想錄》期間，同時也隨手披閱了當代一些專家學者的學術著作，如錢理群先生著《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講》，中華書局2004年10月第1版；錢理群先生著《周作人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王錫榮先生著《周作人生平疑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孫郁先生著《魯迅與周作人》，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黃喬生先生著《八道灣十一號》，三聯書店2016年4月第1版；黃喬生先生著《度盡劫波：周氏三兄弟》，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第1版；孫郁、黃喬生主編《回望周作人》系列叢書，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等。多方參照，鉤玄探微，比對斟酌，轉益多師，眼界大開，心胸豁然，確實過了一把閱讀的癮，痛快淋漓之至。

 在我所披閱過的圖書中，有一幅知堂的照片每每作為插頁或插圖被收錄其中，引起了我的格外關注，每次看到這幅照片，都會情不自禁地多停留片刻，內心深處也不禁涌動起了情感的波瀾，可以說是五味雜陳。這幅照片是1946年7月19日上午，知堂被法警押送至南京首都高等法院途中所攝。照片中，在兩位法警的押送下，知堂著一襲白色長衫，腳穿圓口布鞋，正步履矯健地行走在青石鋪地的庭院里，腰板挺得筆直，隨意而輕松地擺動著雙臂，面帶微笑，嘴唇上黑色的短髭將一笑而露出的牙齒襯得格外潔白，仿佛剛做了一場非常滿意的學術報告之后，在眾人的簇擁下走出報告廳到貴賓室小憩似的，顯得從容自信，風神瀟灑，顧盼神飛，沒有絲毫的驚慌與不安。每次看到這幅照片，不知為何，我的腦海里總會浮現出魯迅的一句名言：“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污。”

 即便作為漢奸被依法逮捕，押送法庭，接受審判，知堂依然鎮定自若，從容不迫，這不僅表明他的心理素質非常穩健，心勁特別的強大，還在于他始終認為自己無罪，不僅無罪，反而有功——在華北淪陷區內，他借助自己特殊的身份，做出了許多有益于國家和國共兩黨的事情。“像我這樣的有功之人，還要接受審判嗎？笑話！”——或許，這就是知堂當時的真實心理。

閱讀《知堂回想錄》時，很想看到他對于自己在北平淪陷期間出任偽職，墮落成為漢奸的真誠的懺悔，但是，非常遺憾，他非但沒有懺悔的意思，還多次委婉地傾訴著他的苦衷，他的冤屈，他的貢獻，他的忍辱負重等等。后來，他又在其它文章中再三申明此意，反復辯解，喋喋不休。他說，自己之所以不能像絕大多數教授那樣毅然南遷而滯留北平，是因為家口太多，拖累嚴重，即使自己一人可以南下，也是徒耗旅費，無法籌措資金以養家糊口，實在是出于無奈。他說，自己滯留北平，后來出任北大圖書館長和文學院長，是在執行北大校長蔣夢麟的指示，看護北大校產，為此北大每月還支付其五十元錢作為酬金，而此項工作做得也非常出色，抗戰勝利后北大校產確實有增無損。他說，北平淪陷后日方多次邀他出來做事，均婉拒之，正因如此才惹怒了日方，導致1939年元旦被日本人謀刺以相威逼的事件發生。他說，即便他后來出任偽職，附逆落水，也是消極應付，并無做出有負于國家民族之事；相反，倒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直接出面或間接附和營救出了一些進步人士，并且還保護了李大釗先生的兩個女兒。他說，因為他對待日方消極惰怠，并在1942年寫出了《中國的思想問題》一文，表達了“人己皆得生存，皆得幸福，這便是中國人的現實主義，可是若是生存受了威脅，那也就起來反抗，這就要亂得一團糟了”這樣的主張，被日本人片岡鐵兵視為眼中之釘，罵他是“反動老作家”，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說，自己出任偽職屬實，但是，其真實動機在于維持教育，抵抗奴化，秉持的是“積極中消極，消極中積極”的方針，因為“學校可偽，學生不偽，政府雖偽，教育不可使偽”云云。

知堂為了達到逃避制裁的目的，不僅自己百般狡辯，其妻兒也狂呼冤枉，其女婿也四下活動，其門生故舊則奔走呼號，煞是熱鬧：先是沈兼士、俞平伯等十五位知名教授和文化學者聯名向南京高等法院遞交呈文，極力說項，為知堂開脫罪責；接著，由徐祖正、楊丙辰等五十四名教授學者再次聯名上書，為知堂懇切陳情，“保證周作人并未通敵謀國，且曾作有利于青年教育之行為，懇請略跡原心，從寬發落”；同時，他的兒子周豐一直接上書當時最高領袖，申說其在淪陷區內做過的有利于抗戰的功績，要求無罪赦免；在俞平伯的懇請之下，胡適也以北大現任校長的身份開具信函，證明北大前任校長蔣夢麟確有托付知堂等四位教授代管校產一事，待抗戰勝利，北大復員，清點校產書籍，“尚無損失，且稍有增加”。再加上為知堂擔任義務辯護的王龍律師，既是當時名嘴，諳熟業務，聳動滬寧，風頭旺健，又與知堂有“同窗之誼”，所以不遺余力，傾其才學，辯護詞寫得婉轉優雅，法庭上慷慨陳辭，論辯滔滔，一時大有力挽狂瀾，逆轉案情之勢。

知堂附逆落水，淪為漢奸，逮捕入獄，接受審判，果如其人所說是銜冤負屈的嗎？綰合當時社會輿論以及當代多數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說南京高等法院一審判處其“有期徒刑十四年，禠奪公權十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生活必需外，沒收”；因知堂不服判決而上訴，經最高法院特種刑事庭終審判決“周作人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有期徒刑十年，禠奪公權十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這樣的結果，實際上已經部分采信了他在附逆期間所做的一些益事，也酌情考慮了當時部分教授和學者的陳情與證言，判處有期徒刑十年，量刑并不算重；到1949年1月26日被保釋出去，他實際上待在監獄里的時間僅為一千一百五十天。獄中，知堂倒還頗有一些文化人的云水風度，嘗寫有《擬題壁》一首，云“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學閉關。今日出門橋上望，菰蒲零落滿溪間。”此詩，盡管被知堂自己評之為“缺少溫柔敦厚之致”，但也不失為靈性之作，顯示出了他的一如既往的從容與文雅。

 知堂確實應該深刻反思，向國家和人民懺悔認罪。據統計，他自1939年1月12日首次出任偽職，接受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截止1945年8月抗戰勝利，七年來共擔任或兼任偽職達三十四項之多，影響最大也最為惡劣者有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偽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偽新民會中央委員會委員、偽新民青少年團中央統監部副統監、偽教育部編審委員會特約編審、偽國民政府委員、偽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偽中日文化協會華北總分會理事長等職務。在擔任或兼任這些職務時，他秉承日本主子旨意，積極履行漢奸義務，可謂殫精竭慮，只恨分身無術。他不僅參加各種會議，也組織召開各種會議；不僅接受訪問，還積極四處訪問，東到東京，南到南京，北到“新京”，晉見拜謁，“視察治安強化運動”，“慰勞”敵偽官兵，多次向敵偽組織捐款，獻媚討好，唯恐落后。他無數次地和日本要人以及大小漢奸聚會歡談，觥籌交錯，僅擔任偽教育總署督辦期間，與大漢奸王揖唐、朱深等輪流宴請達八十余次；他迎送接待的日本要人中，有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多田駿和岡村寧次、駐華公使重光葵以及間諜頭子土肥原等。查看知堂的日記，僅1941年，1月份就有漢奸活動14項，2月份8項，3月份14項，4月份出訪日本更是活動頻繁，之后每月均有五六項至十五六項不等，最多的一天就有六七項漢奸活動。在諸如此類的活動中，他發表演講，致辭講話，視察工作，接受采訪，撰寫親日文章，推行奴化教育，積極捐助錢款，不惜獻媚取寵……從此，再也尋不見當年那個和易沖淡、深居簡出、低聲細語、溫文爾雅的文化學者的形象了，聳立于人們面前的，簡直就是一個政客、顯要、達官或“政治明星”。

 如此知堂先生，實在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