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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延安口述·歷史”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2014年），是一套以口述實錄、訪談錄、回憶錄、老照片以及有關原始檔案等為基本內容的黨史史料集成。我們試圖以親歷者、當事人、知情者的講述與回憶來補充黨史中的歷史要點和歷史細節，還原歷史事件，呈現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輝煌歷程，再現一個本色、真實的延安。 魯迅藝術學院是中國共產黨在1938年于延安創辦的培養文藝干部的學校，1940年改名為“魯迅藝術學院”，簡稱“魯藝”。《永遠的魯藝》選取魯藝領導、教師、學員等的回憶文章與口述訪談，再現了魯藝的創建、發展歷程及其在戲劇、音樂、美術、文學等領域所取得的成就。 【書摘】延安魯藝生活雜憶（馬可） 毛主席是燈塔 抗日戰爭期間，延安成立了許多學校，專事培養各地來的革命青年。魯藝(魯迅藝術文學院)，是延安僅有的一所高等藝術學校。整個抗戰期間，它在執行黨的文藝政策、培養干部和發展創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對全國的革命文藝工作，起著推動和示范作用。 但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前，情況就不是這樣。那時，魯藝的同志大都來自全國各大城市，非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居多。過去，他們在黨的領導下作出了些成績，但在許多問題上有錯誤的思想傾向，與解放區的革命現實發生矛盾，影響工作進一步展開。記得在1940—1941年間，有些同志孤立地強調提高和“正規化”，常常忘記群眾，脫離政治，疏遠現實；當我們在禮堂里演出，觀摩技巧時，橋兒溝(魯藝所在地)的老鄉就在外面敲門打窗，說我們是“關門提高”，還編了個歌謠諷刺道；“戲劇系裝瘋賣傻，音樂系呼爹叫媽(指練聲)，美術系不知畫啥。”有些女同志讀了外國古典名著后，就陶醉在那種生活情調里，學《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細察自己的睫毛長短怎樣，是否在日光下也有影子。還有些同志輕視民歌，認為不能拿到“正規”音樂會上演唱。有一次下鄉宣傳，絕大部分節目是外國的，老鄉們聽不懂，看不懂，提了很多意見，我們只得連夜編了一些反映群眾生活的節目，唱了幾支民歌，趕排了幾個在敵后流傳的活報戲，這樣，老鄉們才表示滿意。 面對這種情況；許多同志并不警惕，反而責怪群眾的欣賞水平太低。 1942年，著名的整風運動開始。而5月30日，更是魯藝歷史上最值得紀念的日子。那天午飯后，一輛小汽車開到橋兒溝來了。同志們見車上走下一個高大的身影，禁不住都歡呼起來：“毛主席！” 周揚院長說，毛主席要給大家講話。這消息象閃電一樣傳開去，人們忙從滿山的窯洞里走出來，攜著小凳子，夾著筆記本，提著墨水瓶，爭先恐后地去禮堂集合。東山坡上的鄰居——部隊藝術學校的同志們，聽到消息也趕了來。禮堂小，人又多，報告不得不改在操場上舉行。這日，天上飄著霧樣的細雨，但操場上擠滿了烏壓壓的人群，歡騰的歌聲壓倒了綿綿的春雨。 毛主席走進密密的人群，在一張小桌旁站定，微笑地環視著大家。全場鴉雀無聲，馬上安靜下來。 毛主席說，他最近和延安文藝界的同志們開了個座談會，研究了文藝工作中的一些問題，其中就有魯藝在整風中爭論的一個主要問題——提高與普及的關系。他首先明確地指出：文藝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文藝應該為什么人服務?他講到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講到今天對待一切問題，都要考慮到怎樣對抗日和人民有利，講到一切階級衡量藝術作品總是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并從而闡明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二者之間的關系，同時，揭露了那些反對革命功利主義的人，其實并不清高……。這些話，句句擊中要害。這時， 曾在爭辯中相持不下的一些同志，都禁不住交換了一下眼光，會心地笑了，仿佛說；過去，我們抽象地辯論不休，從希臘、羅馬談到十九世紀的歐洲，援引了許多理論和典故，為什么都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文藝工作應該為什么人服務?這不是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么?這不是解決問題的一把鑰匙么?我們主觀上都愿革命，為什么到了具體問題上，卻忽視了革命對我們的根本要求呢? 接著，毛主席說明了提高與普及的辯證關系：“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提高指導下的普及。”他既指出當時的工作要以普及為主，批評了輕視普及工作和群眾創作的觀點；同時又指出提高工作的重要性和專家的作用。這些話，就象一道陽光劃開了霧靄，澄清了我們思想上糾纏不清的問題。這些話，也象陽光催育著萬物的生長，使我們感到無比溫暖，從而增添了信心和勇氣。這時，毛主席笑著把我們橋兒溝的魯藝叫作“小魯藝”，把整個解放區的廣闊天地和豐富雨斗爭生活比作“大魯藝”，他號召我們走出“小魯藝”，投身到藝術創造的唯一泉源——“大魯藝”中去。 毛主席的講話，使我們產生了新的認識，并且馬上在實踐中體現了出來。當天的周末晚會上，民歌演唱和鋼琴獨奏《牧童短笛》等節目，受到了空前熱烈的歡迎。一個過去瞧不起民間音樂和普及工作的同志，感慨地說；“其實，過去聽到這些作品，心里還是喜歡的，只是不愿表露出來，仿佛這樣就會降低自己的身分。現在想起來，這不是藝術上的一種貴族老爺式的態度么！” 整風學習繼續進行著，大家深入檢查了參加革命的動機，分析自己的立場，觀點，方法、情感，決心“割掉小資產階級尾巴”，向無產階級“無條件投降”。同時也都產生了一種共同的急切心情：快到“大魯藝”的廣闊天地中去，在生活斗爭和藝術實踐中，進一步考驗，改造自己。 “魯藝家”來了 這一年的冬天，國內外發生了幾件大事，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開始大反攻，扭轉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中國人民的英勇斗爭，迫使英美帝國主義放棄了一些不平等條約，解放區內，正在展開一個轟轟烈烈的擁軍優屬和擁政愛民運動。面對這些重大事件，領導上要我們采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擴大宣傳，真正做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 如果在整風前，免不了有人認為會妨礙“提高”。但現在不同了，大都覺得這是個光榮的任務，是種富有創造性的工作。可是，從何處入手呢? 院領導馬上采取措施：打破過去各系之間的業務界限，成立了以歌舞表演為主的綜合宣傳隊。同時，把各系的創作干部集中起來，組成了創作小組。 那幾天，真是一場緊張、有趣、熱鬧的戰斗。外面下著大雪，窯洞里炭火熊熊。廣東來的同志夸說他們的獅子舞，四川來的同志推崇他們的金書板，河北來的同志表演著冀中平原上的霸王鞭，來自江南的女同志?唱著她們那里宛轉的山歌，表演了婀娜多姿的花籃舞。但是，怎樣利用這些形式表現新的內容呢?如耍龍燈，很難表現所要宣傳的內容，用獅子舞表示撕碎不平等條約，也比較勉強。最后肯定能演出的，是一些小型歌舞，象《擁軍花鼓》表現人民生產勞動及自由幸福生活的“推小車”、“趕毛驢”等等。 一連開了好幾個夜車，一批新的節目排成了。這些節目都不是單純的音樂，戲劇或舞蹈，因此給搞舞臺工作的同志出了一個難題；在什么場地演出呢?還象過去一樣局限在劇場里么?這時，有些同志想起了陜北的“大秧歌”來。這是一種生動活潑、靈活性很大的表演形式：全部演員、樂隊，“舞臺工作者”組成一個大秧歌隊，且歌且舞，“招搖過市”，隨后停下來，圍個圓圈，就自然出現一個四面都有觀眾的“舞臺”。待演完節目，隊伍再排起來，轉移別處，去趕第二場演出。第一場大秧歌在魯藝院內預演時，我們請了院首長和附近的老鄉。那天的氣氛非常活躍，觀眾笑得前仰后合，弄得我們莫名其妙。原來，我們這些來自天南地北，而又都是第一次“下海”的秧歌隊員，有的扭著奇怪的舞步，有的作出滑稽的化裝，有的還顯得十分靦腆，紅著臉，低著頭，老踩別人的腳后跟…… 預演結束后，群眾和領導上首先作了一番鼓勵，同時，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主要的意見是：對民間藝術應該有分析批判的態度，而不是無條件地搬用，過去完全瞧不起是不對的，但認為它一切都好，甚至連落后部分也拿來欣賞，也是不正確的。周揚同志特別指出：新的藝術創造的任務，是表現新的群眾時代，學習，利用、改造，創作都要圍繞這個中心，達到這個目的。 大家雖然受到批評，但卻十分愉快，覺得這是推動我們前進的力量。第二次預演時，原來那些羞紅了的面孔變得老練了；原來那些鼻子上涂塊白的三花臉，耳朵上戴著紅辣椒、身上穿著十九世紀的大紅襖、手里敲打著兩塊驢骨頭的俗丑形象，也都絕跡了。代替它們的，是經過美化的解放區男女青年、英勇抗日的戰士和其他體魄健美的勞動人民的形象，秧歌隊的“領頭人”是一對手執斧頭鐮刀的工農，他倆舞到場子中央，將鐮斧高架在一起，秧歌隊就在下面歡舞著通過。 一天，宣傳隊伍正式出發了。走在最前面的是琳瑯滿目的儀仗隊，舉著一幅上寫“魯藝秧歌隊”的橫聯，接著是無數面五彩旗幟、宣傳畫和標語牌，跟著是一支中西樂器齊奏的樂隊，后面是載歌載舞的腰鼓隊，秧歌隊。那時，正逢春節假期，人們很少杲在窯洞里，因而，“新市場”，“文化溝”等活動中心，頓時熱鬧起來。那里，四面是高高的山坡，中間是一塊空曠的平地，形成一個容量無限的露天劇場。有一次，王大化和李波同志演唱《擁軍花鼓》，周圍有二三萬人，卻安靜得象空場子一樣。他們的歌聲，字字清晰地傳人觀眾耳鼓，比室內演出的效果都強。從此以后，“豬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給咱英勇的八路軍”的歌聲，就響遍了延安。 在那些日子里，我們的生活緊張極了，經常是吃過早飯出發，暮色蒼茫中歸來。有時奔到幾十里外，每天演出五六場。每當我們到達一個演出點，群眾就按照傳統習慣歡迎我們：擺出糖果、茶水，吹吹打打。許多群眾看完一場以后，就跟在我們的隊伍后面，變成了流動演出的“固定觀眾”。有些村子的婦女和孩子們，一發現宣傳隊拐過山峁走來，就象看見花轎似地奔走相告：“魯藝家來了！”…… “魯藝家”，正如老鄉日常說“老張家”、“老李家”一樣，是種很不見外的稱呼。周揚同志笑著對我們說：“魯藝家……多親昵的稱呼!過去，你們關門捉高，自封為‘專家’，可是群眾不承認這個‘家’。如今你們放下架子，虛心向群眾學習，誠誠懇懇地為他們服務，剛開始作了一點事，他們就稱呼你們是‘家’了。可見專家不專家，還是要看他與群眾結合不結合，這銜頭，還是要群眾來封的。” 我們得到群眾和領導上的關切與策勵以后，覺得非常幸福，”也認為這僅是邁開了第一步，不能以此自滿。但有些同志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滋長了驕傲情緒，特別是當魯藝的新秧歌——《兄妹開荒》，《劉二起家》、《趙富貴自新》等節目，演出獲得成功以后，知識分子的優越感又故態復萌了。這種情況，領導上是很清楚的，及時地進行教育。那時，在魯藝的行政人員中，有幾位獲得邊區一級模范工作者頭等獎，一天，在院內開了個慶祝會。會上，這幾位同志戴著大紅花，坐在主席臺上。周揚同志介紹了他們的事跡后，激動地向大家說：“這些模范工作者，都是工農出身的干部，過去，有的同志輕視他們，這是極為不對的。如果大家都有過這種心理，那是大家都錯了。今天，他們坐在臺上佩著紅花，我們坐在臺下鼓掌表示敬意，這才是正常的。你們看炊事員老侯，他每天從事似乎很平凡的勞動，但數十年如一日，有時你們去幫廚，他也從不休息；某些同志從山上背谷物回來，眼瞧一些谷穗丟落路旁，沒有想到彎腰拾起來。而老侯呢?他卻不聲不響、一粒一粒地撿回來……。今天，當我們贊揚這些模范事跡的時候，他們都表示不值得承受這些榮譽，認為每個人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這決不是小資產階級的虛偽，而是他們把自己的進步歸功于黨和集體的教育。可是我們許多同志呢?一有成績就歸功于個人，一受到鼓勵就驕傲自滿。這說明還沒有改造好，得繼續向勞動人民學習，需要徹頭徹尾的工農化。”“十里路上迎親人。” 1943年年底，領導上派“魯藝秧歌隊”到綏德、米脂一帶，去作為期五個月的巡回演出和體驗生活。 綏德和米脂在延安北面四五百里，許多地區的土地還沒有分配。我們去的時候，正趕上群眾鬧二五減租運動，向一些不法地主進行斗爭。 記得那是一個大雪天，寒風凜冽，雪花紛飛。我們的隊伍在山溝里行進，常常要上下陡坡，一不小心就滾成雪球。走到將近天黑，離目的地還差十來里路，都已走得又餓又乏，翻過最后一個深溝時，連身體最棒的同志也氣喘吁吁。 突然，前面的溝崖上鑼鼓喧天，霎時閃出一群穿紅戴綠的秧歌隊，在白茫茫的雪天下，分外光耀奪目。可是令人奇怪，他們怎么每人扛著一把掃帚?原來，他們見雪下得太大，怕我們山道難走，特地掃了十多里路，趕來迎接我們。待兩支隊伍接近時，只見對方紅旗閃開處，一位打頭的唱著秧歌調，向我們致起“歡迎詞”來： 鵝毛大雪亂紛紛， 魯藝家秧歌到咱村。 山高路滑難行走， 十里路上迎親人! 古時送人到十里長亭，算是極深的情誼了。但誰能想到，在這歲暮時分、風雪逼人的山野里，會有人掃清十里雪路，敲鑼打鼓地歡迎我們!他們搶著背過行李，象多年未見的親人，拉著手兒問寒問暖，使許多同志的眼圈兒都紅了。老鄉們親熱地說：“你們是從延安來的，是毛主席派來幫助我們翻身的。”他們借著歡迎的機會，把對于黨和毛主席的熱愛，充分表露了出來。 老鄉們帶大家走進溫暖的窯洞，讓我們在熱炕頭上坐定，先喝幾碗姜茶解寒，又送來了熱氣騰騰的白面鉿飴。我們心里非常不安，但又不容推脫。他們說：過去一年到頭吃糠咽菜，半饑半飽，牛馬不如，可是現在已經能夠吃上白面，親人來了，哪能不好好招待！一個農民說：“咱可不能象那些地主1他們一天到晚肥吃海喝，油瓶子倒了也懶得扶起，可凈讓咱們吃糠窩窩和‘千千飯’(將黑豆囫圇壓扁煮成的飯)。現在，綏德城里還有些地主，一天三頓吃館子，當著人卻哭窮，不肯按照咱政府的法令減租退租。他們的花招兒可多咧，看誰積極要求減租，就打發人給你送二斗黃米，軟的要是行不通，就捎信要收地自種……反正，他們處處總想壓在你頭上。” 談起過去的苦日子，他們中間有人輕輕地唱了起來： 攔工人兒難， 哎喲，攔工人兒難， 正月里上工十二月里滿， 受的是牛馬苦喲， 吃的是豬狗飯!…… 這是陜北高原上風格質樸的曲調，歌聲中充滿了悲憤，唱出了已經掃除的舊生活，在我們心里引起了強烈的共鳴；他們的苦難和歡樂，經過訴說或吟唱，就象發生在我們身上一樣。這時，我們一點也不拘束了，吹起笛子，拉起板胡，同他們合奏了幾支民歌，又唱了新學會的“郿鄂”調。 “你們唱的是南路調，也好聽。可是咱們綏、米一帶最行‘道情’，我唱給你們聽聽。”一個性格非常開朗的農民，激情地唱了起來。他的嗓子很嘹亮，曲調高亢、奔放。 我們沒有聽過這樣善于變化的音調，感覺非常新鮮，甚至無從記譜。 我們談著，唱著，忘記了疲勞，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第二天，正好趕上村里的減租會。我們和農民并肩坐在一起，傾聽他們有力的控訴，分享他們的勝利和喜悅。過了兩天，我們照樣編了一出秧歌劇；《減租會》。劇中人物(一個農民積極分子)一出場，就唱起我們剛剛學會的“道情”： 太陽一出—— 滿山紅喲， 共產黨領導咱們—— 翻了身…… 歌聲一起，群眾贊許地笑起來了。從此，《減租會》就在邊區到處演開了，而且常常作為真實的減租會的“序曲”，有力地激發了農民的斗爭積極性。不過認真說來，“減租會”在藝術上是比較粗糙的，因為我們加工的“本錢”還很不夠，況且在那種緊張的斗爭形勢下，也無暇在藝術上作精雕細琢。當然，我們也并不以此滿足，每回演出后，總要廣泛地收集意見、總結經驗，不斷改革，努力提高，使它能夠更好地為政治服務。（未完） （本文刊載于《紅旗飄飄》第16集，1961年9月版。） 馬可，江蘇徐州人。1939年到達延安，進入魯迅藝術學院音樂工作團工作、學習。其一生創作了大量的音樂作品，廣為流傳的有《南泥灣》、《白毛女》（與瞿維、張魯、向隅等合作）、《小二黑結婚》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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