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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后，延安的文藝工作者一掃過去那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不良風氣?！暗睫r村、到工廠、到部隊中去，成為群眾的一分子”在當時是最有感召力的口號。而且，好多文藝工作者都將其付諸于實際行動。例如，肖三、艾青、塞克赴南泥灣，陳荒煤赴延安縣，蕭軍上山開荒，劉白羽、陳學昭下農村到連隊，高原、柳青去隴東，丁玲到工廠。許多文藝團體也紛紛奔赴農村和前線。  作為延安最大也最專業的文藝團體，魯藝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陜北百姓喜聞樂見的秧歌上。 以前，魯藝的舞臺上演的基本是從外國引進的戲劇歌舞或是反映邊區外大城市生活的作品，這些離邊區百姓的生活與情趣實在是太遙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后，魯藝進行了改風，改變了往日“關門提高，脫離實際”的做法，深入到群眾中間，很快編排出新秧歌劇《兄妹開荒》。  1943年，春節臨近，在魯藝的大院里，鑼鼓齊鳴，新秧歌劇正在彩排，聞訊而至的人把大院擠了個嚴嚴實實；秧歌舞一跳起來，周圍的人也隨之興奮起來，都有一種躍躍欲試的欲望。從前，人們見到的是這些魯藝學員身著整齊的演出服，列隊在舞臺上嚴肅地唱混聲合唱。而現在他們化妝成工、農、兵，一個個紅光滿面、喜氣盈盈地跳著、唱著。曲子是熟悉的民歌舊調，詞卻是振奮人心的新詞。一下子，人們的心就被這種新秧歌抓住了，發現它竟是那樣動聽，那樣地激動人心!  魯藝的師生信心大增，很快地把傳統秧歌的一整套形式都學了過來。但是，最初的新秧歌還夾雜著不少舊的東西，如由男子扮成老婆子的滑稽角色，臉上畫白，耳朵上掛著辣椒，手里拿根棒槌等。校長周揚看后，提出了兩條意見：第一，“丑化勞動人民的形象”必須拋棄，應把勞動人民扮成健壯英俊的形象；第二，大秧歌隊的引頭人由傘頭換成手拿鐵錘、鐮刀的工、農。從此以后，秧歌隊的陣容嶄新，原來的“推小車”、“跑早船”、“打花鼓”、“趕毛驢”、“小場子”等，都注入了新的內容，用來歌唱新人新事。  在1943年元旦到春節的秧歌活動中，魯藝的一批新秧歌舞劇如《擁軍花鼓》、《七枝花》、《運鹽》、《旱船》、《兄妹開荒》等走上了延安街頭、并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云等中央領導觀看了演出，邊看邊叫好。毛澤東高興地說：“像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朱德點頭說：“不錯，今年的節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藝創作，就是要密切結合政治運動和生產斗爭啊！” 作家艾青看了《兄妹開荒》后，撰文說：“成千上萬的觀眾狂熱地歡迎它們，我是深深地感動了?！彪S后，他主動要求擔任中央黨校秧歌隊的副隊長。中央黨校秧歌隊排演的第一出秧歌劇，是周而復、蘇一平編寫的《牛永貴掛彩》，也是一炮打響，影響甚大，以至詩人徐遲在重慶得知消息后，托周恩來寫信給艾青，要求參加秧歌隊，并深情地說：“我干不了什么，到你那兒打鑼吧！”  邊區群眾對新秧歌有著異乎尋常的熱情。魯藝秧歌隊下鄉演出，走到哪都是人山人海，群眾興奮地奔走相告：“魯藝家的秧歌隊來了！”男女老少懷揣干糧，從幾十里以外趕來觀看；有不少人看了一遍又一遍，仍覺得不過癮，還要跟在秧歌隊后面，到下一個演出地點再去一飽眼福。幾十年后，《兄妹開荒》的作者還無比懷念地回憶起當時的盛況，他說：
 群眾之所以如此狂熱地喜愛新秧歌，固然有傳統習俗的影響，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新秧歌反映的都是他們身邊或與他們切身利害相關的事情，許多人從劇中常常能找到自己的影子，這使得他們倍感親切，興趣大增。如秧歌劇《鐘萬財起家》，原來就取材于真人真事。從預排到后來公演，真的鐘萬財幾乎場場必到，還常常擠到前排觀看，令周圍群眾十分羨慕，當演到鐘萬財從二流子轉變為勤儉持家的勞動者時，觀眾中就騷動了起來，不少人的目光就盯在了身邊的二流子身上，有人就指指點點地說：“看看人家，你怎么辦?” 在這里，新秧歌不只是豐富了群眾的文化生活，而且起到了巨大的宣傳教育作用。用秧歌劇這種生動具體的形式，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和新人新事新風尚，寓教育于娛樂之中，群眾既樂于接受也易于接受。 新秧歌在延安誕生后，迅速風行了整個邊區，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秧歌運動。昔日被認為是難登大雅之堂的秧歌，經過文藝工作者的革新創造，竟煥發出了勃勃生機，成為邊區文藝界和老百姓最鐘愛的奇花異草。  在文藝工作者的帶動下，邊區的群眾秧歌隊也紛紛效法，進行改革。秧歌被賦予了新的思想與感情，題材則十分廣泛，從生產勞動、減租減息到自衛防奸、敵后斗爭等包羅萬象，而其中尤以反映生產勞動和擁軍優抗的內容為最多。在藝術形式上，也由簡而繁，吸收了輕歌劇、音樂喜劇、評劇、話劇、民間小調等藝術品種的一些成分，成為一種融戲曲、音樂、舞蹈于一身的新型綜合藝術形式。 1945年2月23日，著名勞動英雄吳滿有率領秧歌隊來到棗園給毛澤東拜年。秧歌隊演出了反映南區合作社發展的《小放?！泛透鶕距l婦女積極投入紡織生產的《婦紡》。演出結束后，毛澤東說：
這是對延安新秧歌運動的高度贊揚。  新秧歌的出世引起了極大的轟動，更增強了文藝家們深入工農群眾、服務于工農兵的決心與信心。同時，也激起了群眾對新型藝術的渴求，推動了農村文藝的蓬勃發展?！把砀柘锣l”一下子變成了“鄉下秧歌”。 據統計，當時延安就有秧歌隊27個，上演節目150多出，它們題材新、內容新，多是反映邊區建設，男耕女織，互相合作，勞動競賽，表彰先進，擁軍優后，支援前線，破除迷信，掃除文盲等等。如馬健翎的《十二把鐮刀》，丁毅的《劉二起家》，周戈的《一朵紅花》，賀敬之的《栽樹》，馬可的《夫妻識字》，陸石的《動員起來》，蘇一平的《紅布條》，譚碧波的《睜眼瞎子》，王汶石的《邊境上》等等，均為群眾交口稱贊的優秀之作。  面對連臺的好戲，眾多名家不禁紛紛予以熱切的肯定、贊譽和推薦，為中國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人民掌權時代的產物鼓掌喝彩。 在陜甘寧邊區新秧歌運動的推動下，各抗日民主根據地迅速展開了新秧歌運動，而且還波及到了國統區大后方。  在重慶的郭沫若看了《兄妹開荒》、《一朵紅花》、《牛永貴掛彩》之后，興奮地說：“秧歌舞到重慶，就是隨著周恩來飛來的！”并揮毫賦詩： 光明今夕天官府，聽罷秧歌醉拍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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