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里來是新春，趕上了豬羊出呀了門。豬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給咱英勇的八呀路軍！嗨呀美翠花，黑不溜溜兒花。送給咱英勇的八呀路軍！……這是1943年2月4日，農歷大年三十。延安南門外的廣場上，幾十支文藝團體競相表演，一派歡樂氣氛。魯迅藝術學院150人組成的“魯藝秧歌隊”最為引人注目。他們的節目以擁軍優屬、宣傳大生產運動為主題，運用民間流行的“踢場子”“推小車”“跑旱船”“挑花籃”等形式，組織了一批節目，最讓人耳目一新的是《擁軍秧歌》。戲劇系教員王大化放下身段，化妝成民間秧歌中小丑的扮相，白眼圈，白鼻子，頭上扎了許多朝天小辮子，腰間系著一根紅布條，手拿一面小鑼，腳上穿著一雙帶彩球的鞋子。只見他，上得場來，腿抬得高，腳落得輕，步子飄飄，左擺右扭扭斷腰。學員李波穿著紅花棉襖紅棉褲，背一只小鼓，一副陜北村姑扮相。兩個人一擺一扭一走，一上場一片喝彩，“豬啊羊啊”一開口，贏得一片歡呼。魯藝的老鄉鄰居、橋兒溝的老鄉高興地翹起大拇指說：“魯藝家。”這話像“老張家”“老李家”的稱呼一樣，是一種很不見外的稱呼，他們把魯藝的人當成了自家人。王大化感動地說：“我從前在大禮堂里演戲，一千來個座位還坐不滿，演好了，演壞了，觀眾對我也很平淡。現在我在街頭、在廣場里演出，一場就有上萬人看，而且是這樣地對待我，真使我感動得很。現在才知道藝術工作者為工農兵服務是多么光榮，多么愉快！”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周揚高興地說：“魯藝家……多親昵的稱呼！過去，關門提高，自封為專家，可是群眾不承認這個'家’；如今，放下架子，虛心向群眾學習，剛剛開始做一點事，老鄉就稱呼我們是'家’了。可見專家不專家，還是要看與群眾結合不結合。這頭銜，還是要群眾來封的。”幾場演出之后，演出隊發現，每當《擁軍秧歌》唱到“嗨呀美翠花，黑不溜溜兒花”的時候，觀眾的笑聲都特別大，笑得曖昧。一次散場后他們請教老鄉，老鄉笑而不答。他們又找到民間秧歌老把式，老把式回答：“那是一句二話。”陜北話“二話”的意思是——不是正經話。后來就把“嗨呀美翠花，黑不溜溜兒花”改成“嗨呀梅翠花，嗨呀海棠花”。《擁軍秧歌》一炮打響。民間流傳多少年的“騷情秧歌”（男女調情的秧歌）、“溜溝子秧歌”（給地主老財拜年唱吉慶的秧歌）經過文化人的改造，成為“斗爭秧歌”“解放秧歌”“翻身秧歌”。文藝走向了工農兵，“大眾化”的門道找到了，“民族形式”也有了，“打成一片”“喜聞樂見”的效果也達到了。參加演出的作家劉白羽說：“感覺一個知識分子現在真正是人民的一員了。過去自己覺得是作家，不得了；現在大家都穿上農民的服裝，和人民一樣了。我為什么流眼淚？因為我是真正的人民了。”周揚組織秧歌隊總結經驗，找出存在問題。有人提出，秧歌中照搬民間的“傻丑角”，勾個三花臉，耳朵上吊兩個紅辣椒，不是新延安新農民的形象，于是秧歌隊連忙改正，把工農兵打扮得一個個紅光滿面。
王慶裕《延安生活“兄妹開荒”》
《兄妹開荒》取材于《解放日報》上一篇反映邊區開荒勞動模范馬丕恩父女勤勞生產的事跡。王大化看了報道，就以這個素材進行創作，表現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哥哥開荒，妹妹送飯，哥哥看見妹妹來了，故意給妹妹開一個玩笑，不開荒而睡大覺，引起妹妹的誤會，招來妹妹的批評，矛盾沖突出來了……等到妹妹氣得要哭了，哥哥才說明這是故意開玩笑的。《兄妹開荒》中，王大化演哥哥王小二，李波演妹妹。扮演“哥哥”的王大化頭扎白毛巾、肩扛镢頭，嗓子雖不算最好，但他會表演，演活了一個調皮哥哥的樣子。“妹妹”李波嗓子嘹亮，秧歌步子走得漂亮，演出了一個天真妹妹的可愛形象。1943年的2月9日是正月初五，秧歌隊鬧春鬧到棗園，毛主席等中央領導都來看演出。鼓聲隆隆，腳步聲隆隆，塵土飛揚，黃塵滾滾。毛澤東身上也落了一層黃土，他看得哈哈大笑。這時身邊有人給毛澤東戴上一個大白口罩，毛澤東一把把口罩扯了下來。演出結束后，毛澤東說：“這還像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革命的文藝工作者成功地把秧歌形式中的民間野性轉化為人民群眾對翻身解放的革命激情，把秧歌中的騷情扭動轉化為對革命勝利的喜悅與感激。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秧歌以革命的姿態浮出歷史的地平線。秧歌劇的成功，實現了革命教化與娛樂的生動結合，是毛澤東《講話》落地落實開出的新篇。
1949年6月解放社出版的《整風文獻》，內收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導演張庚說：“整風以后，毛澤東同志指示我們，先要做老百姓的學生，然后才能夠做他們的先生；教我們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這樣大多數戲劇工作者才漸漸醒悟過來，開始嚴肅地注意到陜北民間流行的藝術——秧歌上面來了……把從前那種看不起它的心理完全翻了過來，成為激賞了。”從前不被文人關注的民間野草，成為最受寵愛的奇花異草。藝術家“激賞”民間藝術，得到老百姓的“激賞”回報。《兄妹開荒》《擁軍秧歌》等節目，采用老百姓“解得下”——看得懂的形式，受到空前的歡迎。在大砭溝口演出時，有一兩萬觀眾，屋頂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墻頭上是人，樹杈上是人，半面山坡上都坐滿了觀眾。王大化的名字也傳遍延安，市場上還出現了“王大化牌香煙”“王大化牌肥皂”。《白毛女》的故事，是魯藝人從流傳在晉察冀邊區一帶“白毛仙姑”的民間故事傳說中“化”來的。最早的傳說是：在一個山洞里，住著一個渾身長滿白毛的仙姑，法力無邊，懲惡揚善，主宰人間禍福。晉察冀邊區河北西北部也流傳著“白毛仙姑”的故事：某山村經常出現一個夜間顯身的一身白的仙姑，村民白天供在廟里的供品，到了晚上就會被她取走。區干部聽說了這個奇聞，決定會會這位“仙姑”，于是悄悄地帶了幾個民兵藏在山廟周圍。夜半之后，一個白影閃身進廟。區干部喝問，白影子轉身向他撲來，區干部開槍，那個白影子負傷逃跑。區干部帶著民兵尾隨追至一個山洞，發現那個白影子蜷身護著一個孩子。在干部的喝問下，一頭白發的“仙姑”失聲痛哭，講述了自己的身世：她17歲時，父親被逼債而死，她以身抵債到了佃主家，被強奸懷孕，債主不想娶她，還圖謀加害。她逃進山里，靠吃廟中的供品維生和養活孩子。區干部和民兵把母女從山洞里解救出來，讓她重新過上“人”的生活。1943年6月12日，蕭軍在一個故事會上聽到過類似故事，簡要記在當天的日記中：“白毛婦人，是一個被逐的懷孕妾，藏于草內，每夜以取廟里供品為生，后借自己是菩薩，被一偵察兵識破……”最初，作家邵子南想用這個故事寫一個劇本，主題是發動群眾，破除迷信。他將這個打算告訴周揚，周揚一聽，來了興趣，他感到僅僅以破除迷信為主題太低了。幾經提煉，最后確定這個劇本應當表現兩個不同社會的對照，揭示出“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鮮明時代主題。邵子南寫了幾場腳本，因為不好用，就退出了創作。后來，委派王濱組織《白毛女》的集體創作。在創作中，王濱是主講者，他的主意很多，每場戲都是他構思、搭出架子，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往里面加戲。從文學系借來的20來歲的尖子學生賀敬之先是筆錄，然后根據大家的意見進行再創作。寫到最后一場斗爭會時，賀敬之說他這方面沒有生活經驗，于是推薦丁一（丁毅）來寫斗爭會的歌詞。劇組采取“流水作業”的形式，一邊寫劇本，一邊由張魯、瞿維、馬可、向隅等人譜曲，一邊由王大化導演排練。民族新歌劇《白毛女》經過反復修改，反復排練，作為向“七大”的獻禮作品，1945年6月在黨校禮堂給中央領導和“七大”代表正式演出。《白毛女》引起了轟動。這部新歌劇通過對民間傳說的一番“改造”，對迷信中神鬼的一番“重塑”，對人物故事的一番“革命化”，直抵革命經典。從秧歌運動、《白毛女》開始，文藝工作者逐漸嫻習文藝武器的理論與實踐。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風，新的文化，似繁花笑滿春山……紀念碑一般的作品誕生了。延安文藝座談會還“催熟”了一種新的文藝創作方式：集體創作。中央黨校編排的《逼上梁山》、平劇研究院編排的《三打祝家莊》、魯藝編排的歌劇《白毛女》，還有深受群眾喜愛的秧歌劇《兄妹開荒》等都是采取領導、內行和群眾三結合的辦法編演出來的。這是一種與個人創作不同的全新的文藝生產方式。革命文藝的大門打開了。毛澤東伸手一指，指向工農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文藝，曾經為宗教、宮廷、士大夫、有錢人、自己服務，為藝術而藝術。毛澤東鮮明地提出“為工農兵服務”。對于大多數從事文藝的人來說，“工農兵”是很抽象的，毛澤東就這么鮮明地把具體的“工農兵”推到大家面前。毛澤東看了中共中央黨校俱樂部演出《逼上梁山》后，寫給編導者楊紹萱、齊燕銘的信
《八路軍大合唱》的詞作者公木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后說：“經過座談會，'工農兵’頓時成了一個熟語，'兵’字綴于'工農’。毛澤東這個講話中，推出一組嶄新的概念、嶄新的觀點，開了一片文藝新天，后面構成一個復合詞，這是以往所不曾聽見過的。”呼喚“韓荊州”的詩人艾青，在文藝座談會后說：“我第一次聽到了文藝為工農兵的論點。”美術家王朝聞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他說：“我在上海畫畫的時候，只曉得為革命，不曉得為工農兵，我是想一個空頭的革命，不曉得具體的工農兵，從這一點上，我的腦子打開了。”參加文藝座談會和“棗園之宴”的作家舒群說：“在文藝座談會以后，我們才認識到另一個道理，到底什么叫作'面向工農兵’。”“當我們從'亭子間’來到工農兵群眾中間，面臨新的人物、新的事件的時候，真好像從另一個星球掉在地球上來似的。”以《兄妹開荒》《擁軍花鼓》聞名的李波說：“'面向工農兵’這個口號，當時在我們腦子里特別新鮮，我們把這幾個字寫在自己的筆記本上，作為座右銘。”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文藝工作者的心里逐漸地、真正地有了工農兵的地位。工農兵的形象成為小說、舞臺、詩歌、繪畫中的主角——一改從前文藝作品中多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花花草草的傳統局面。民歌、秧歌、剪紙等向來都是野蠻生長，自生自滅，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藝術前所未有地上升到國家藝術的高度。中國歷史上許多從來不入詩、入歌、入畫、不能上舞臺的人和事，被文藝家納入視野，寫進作品。前人裝不進去的東西，被新時代裝進去了。見證延安文藝革命的蕭軍說：“子孫們向我們發問，日本鬼子是怎樣被打敗的？中華民族怎么艱難地從屈辱中跋涉過來？我們可以毫無愧色地告訴他們：請讀一讀延安文藝！”中華文化在歷史中沉淀出來的傳統是儒釋道。共產黨和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傳統：工農兵。工農兵當家作主的時代開始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時代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