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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百科全書，在全方位地展現早期民族文化方面，中國還找不出第二部這樣的典籍。因此從西漢末年揚雄到當代，古今學者從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研究這部文化巨著，堪稱佳作如林。在這片被人們耕耘了1800多年的土地上，如何走出一條新的學術途徑，是每一個試圖問津《史記》研究領域的學人共同面臨的問題。陳桐生從新的切入點：中國史官文化，撰寫了《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 中國早期史官文化具有“通學”特征，它幾乎包含了民族文化各方面的內容。正是這片文化沃土，孕育了司馬遷這位民族文化巨人。陳著將《史記》以前史官文化劃分為三個重要階段：上古三代史官天人文化傳統、孔子《春秋》王道文化哲學和戰國史官的價值觀，司馬遷就是在這一傳統的影響下形成了以天人感應為特征的天道觀，以德治為核心的王道觀與立功名的士道觀，由此構成《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的宏偉構思。作者認為，通過這個結構，《史記》對此前的史官文化和民族文化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整合與總結，對民族文化的定型化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這種宏觀視野使作者在考察《史記》時，帶來了許多新收獲。例如，關于《史記》的天人宇宙觀，學術界的主導意見是天人相分，天道自然，陳著從文化傳統上立論，并引征《史記》中上百條材料，從內證與外證的結合上力證《史記》天道觀以天人感應為特征。《史記》對當時現實政治有系統而全面的批評，很多人將這種批評與宮刑事件聯系起來，陳著則從文化哲學高度，認為司馬遷對漢家的批評是取法孔子以文化指導現實政治的偉大風范。 陳著不僅從大處著眼，而且在一些微觀問題上，也注意從第一手材料出發，進行新的探索。學術界認為《史記》通變論中有發展進化的觀點，陳著則以大量材料表明，《史記》的通變觀以終始循環為特征，“究天人之際”與“通古今之變”不是兩個互不相干的并列命題，而是同一命題的兩個方面，“通古今之變”包含在“究天人之際”之中。由此，作者得出結論，《史記》的進步性并不表現在天人宇宙觀和歷史觀方面，而是表現在它的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與平等的價值觀方面，《史記》最完滿地體觀了一個偉大民族在結束動亂分裂、重新走向統一的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那種特有的剛健篤實、自強不息的精神。 當然，陳著在許多地方尚待完善，例如，史官文化與百家雜語、六經異傳之間是什么關系，還有待于進一步深入探討，《史記》對后代中國文化的影響也似乎談得過于簡略。我們期待著作者在《史記》研究領域內繼續深入開拓。 （原載于1994年6月17日《人民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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