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60.6%！中國城市化來到下半場關鍵轉段期

導讀：各國的城市化進程，基本與經濟水平保持同步。

城市對我們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

有人愛山，有人愛水，也有人愛城；但也有“城里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

為什么城市帶給人如此復雜的感情？

在人類歷史上，文明先進的一個集中體現，就是城市的發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據考，唐朝天寶年間（公元742-756年），也就是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時候，京師長安有60多萬人，東都洛陽有30多萬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到了宋朝，城市化又前進了一大步。北宋汴京的人口達到140萬，南宋臨安的人口更是達到250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同時期，歐洲的城市相對較小，當時崛起的名城威尼斯、佛羅倫薩、米蘭等，也就不到十萬人的規模，與汴京、臨安不在一個重量級上。

宋朝以后，中國城市規模大幅下降，最大的城市人口竟不及百萬。元朝建都大都（今天的北京），人口最多時不過80多萬。明清兩朝，北京的人口維持在70-80萬的水平。直到工業革命以后，地球上才再次出現百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根據橋水創始人達利歐在“悄悄變化的世界”系列報告中繪制的一張帝國國力興衰的圖表顯示，自1500年以來，相對世界其他國家，中國實力在明朝達到高點之后逐步下滑，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才迅速崛起。這期間，荷蘭、英國、美國相繼成為領先全球的國家。

16世紀以來帝國國力興衰圖

而翻看各國的城市化進程，基本也都與經濟水平保持同步。

在我國，宋朝的城市化率達到了22%的水平，明清以后，城市化的勢頭減緩，到清朝1820年，城市化率反而下降至6.9%。新中國成立以后，從1949年到1999年這50年間，我國城鎮化率只從10.64%提升到了30.89%，而從1999年至2019年這20年間，城鎮化率則從30.89%迅速提升到了60.6%。

在荷蘭，從16世紀到17世紀，隨著海上霸權的逐步建立，荷蘭城市人口大幅增長，這其中不僅有本國人口的城市化，也包括來自德國、法國等地的大部分移民選擇在城市定居。以阿姆斯特丹為例，1570年，其人口僅3萬多，但到17世紀20年代，已經成為一個居民超過10萬人的大都市，到1670年，人口更是達到了20萬。同時期，周邊其他中小城鎮的人口也都呈現出幾何級數的快速增長。

但到了17世紀末期，荷蘭的發展速度逐漸慢了下來，城市化的進程也隨之趨于平緩。

荷蘭五大城市人口在16到18世紀的變化曲線圖

在英國，其城鎮化進程發端于18世紀中葉，與工業化進程同步發展。18世紀早期，英國的城市化率只有20-25%，到1801年就已經增加到33%。1800年，倫敦的人口達到100萬，成為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1851年，英國已有580多座城鎮，城鎮人口達到總人口的54%。到19世紀晚期，英國70%的人口都已經居住在城市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城鎮化的國家。

在美國，1700年，美國城鎮化水平只有7%，到1890年增至35.1%。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進入城鎮化迅速發展階段，1920年城鎮化水平超過50%，到1970年達到73.5%。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已進入高度城市化社會。

從全球來看，在1600年之前，初步估計城市人口比例低于5％；到1800年，城市人口比例達到了7％; 到1900年已增加到16％，直至20世紀世界城市化才快速發展，并在二戰后進一步發展。自2007年以來，全球已有超過一半的人口遷移到城市中，預計到2030年，全球城市化率將上升至60%。

由此觀之，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密切，雖然兩者之間并不存在確定的因果關系，即城市化水平并不決定經濟增長的快慢，但城市化源于經濟的發展，且兩者之間相互推動，經濟發展推動了城市化的進程，城市化又會促進經濟的發展。

原因在于，城市不僅是一群人聚集、工作、生活的地方，更是文明的熔爐、創新的中心、財富創造的引擎。

從人類社會發展史規律看，科學技術始終是產業革命和現代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力量，決定和推動著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而城市則在科學技術產生的過程中，起著平臺和樞紐的作用。

近代以來，人類重大的發現、發明和創造幾乎都與城市有著直接的關系，絕大部分GDP也都是在城市中產生的，占全球土地面積3%的城市區域，聚集了全球一半的經濟活動。

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快速城市化也正在導致越來越多的問題，包括一些國家貧民窟居民的數量增加，垃圾收集、供水系統、衛生系統、道路和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和服務不足或負擔過重，空氣污染加劇，城市無計劃擴張等。

據統計，全世界60-80%的能源消耗和75%的二氧化碳排放集中在城市。

綜合成本與“城市病”成為難以承受之重。更嚴峻的是，在這次新冠疫情中，大都市的脆弱性暴露無遺，那些貧困且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區更是成為重災區。

大城市的集聚效應正在使其不堪重負。

當前，歐美等發達國家已相繼完成了城市化，新興經濟體的城市化仍在加速。

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公布的《2018年世界城市化趨勢》報告顯示：預計到2050年，全球城市化率有望達68%，這其中近90％的城市化增長來自亞洲和非洲，印度、中國和尼日利亞將占2018年至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預計增長的35％。

在此背景下，發展中國家曾被詬病的因人口過度向特大城市涌入而導致的嚴重城市病問題更加值得警惕，尤其是大城市人口多元化所帶來的貧富、階層差異常常滋生社會動蕩的基因。

不過，城市發展既要考慮經濟和社會因素，也要考慮人口遵循市場規律向大城市集中的需求。

城市的聚集發展有利于生產要素的流動，以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帶來成本優勢，促進市場的分工與合作，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而城市的分散發展則有利于緩解聚集效應帶來的一系列社會治理問題。

聚集還是分散，城市發展面臨選擇。

縱觀歷史，發達國家城市化都經歷過從分散到收斂的過程，CBD（中央商務區）的產生就是城市集約式發展的顯著標志，但面對諸多城市治理問題，以及隨著交通、通訊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消解地緣隔閡，使得中心區域空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城市化又逐漸從收斂走向分散。

英國的“新城市運動”，美國“羅斯福新政”中促進郊區發展的政策，蘇聯消滅城鄉差別的都市分散化政策等都是這一邏輯下的產物。

于是，城市化下半場便開啟沿著中心城區向外“攤大餅”似地擴張，從世界上幾乎所有超大城市的衛星圖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沿軌道交通呈樹枝狀擴展的印記。

在這一時期，一方面，內陸城市往往向衛星城市擴散，典型如東京都市圈，在1950年代，東京都的面積不過2000多平方公里，后來隨著經濟騰飛、交通助力，擴張成“一都三縣”，總面積達13514平方公里。另一方面，海邊城市則進入灣區時代。

不過，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單一進行空間擴展的分散化發展，仍然滋生了許多問題，比如城市盲目擴大規模，必然拉長城市生活和生產的半徑，導致城市運營效率降低，大量人流每天在城郊之間奔波，飽受“鐘擺式”流動之苦，不僅增加了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也加重了對交通和資源環境的壓力。

當前，中國城市化率已經到達60.6%，根據城市化發展S曲線理論，當一個國家城市人口超過20%，標志著城市化進入加速期，到50%左右則進入相對減速期，面臨如何持續推動城市化的問題，直到70%時，城市化將趨于穩定。

如此，客觀上我們已經來到最關鍵的轉段時刻。

根據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8年由鄉村人口遷移到城鎮所帶來的城鎮化貢獻率為36.8%，比2000-2010年期間低將近20個百分點，而城鎮區域的擴張以39.6%的貢獻率，晉升為城鎮化的第一大動力。

顯然，我國已進入城鎮化2.0階段——由之前的農村人口向大中小城市遷移的城鎮化，轉向農村或中小城市人口向中心城市聚集的大城市化。在此過程中，大城市的發展仍將從聚集走向分散。

那么，在分散化發展的過程中，為化解城市發展悖論，應該選擇怎樣的發展路徑？更多深入分析請參閱?？ㄖ菐靸炔繄蟾妗冻鞘薪洕?.0:擴功能還是造新城（上、下）》。

成為?？▋炔繄蟾鏁T，可獲得更多關于經濟社會形勢的分析預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