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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三國戰爭故事見于《三國演義》第六十七回，發生在逍遙津之戰期間，相關人物分別為張遼、李典、樂進和孫權。故事的大意是這樣的： 為了緩和與孫權的矛盾，諸葛亮提出將荊州的長沙、江夏和桂陽三郡還給東吳，同時請孫權出兵合肥，以消除曹操對益州的威脅。劉備依計而行，派伊籍來到江東面見孫權。 得到了荊州三郡，令孫權喜出望外。他隨即下令魯肅收取長沙三郡，命呂蒙、甘寧、凌統等將領在秣陵集結，準備向合肥發動攻勢。呂蒙向孫權建議，先攻克朱光把守的皖城，然后再向合肥進攻。孫權采納了這個建議。于是，東吳大軍在呂蒙的率領下向皖城進軍。經過數日激戰，終于攻克了該城。按照原定計劃，東吳大軍又開始向合肥發動攻擊。 鎮守合肥的張遼正在為丟失皖城而心中煩悶。此時，曹操突然派薛悌送來一個木匣。木匣上寫有“賊來乃發”四個字，里面則裝著曹操的一封親筆信。曹操在信中表示，如果孫權攻擊合肥，則由張遼和李典兩人出戰，樂進留守城池。張遼隨即與李典和樂進一起商議退敵之策。 李典與張遼不和，對于張遼提出的戰術默不作聲，樂進也在一旁提出質疑。張遼非常不悅，表示自己將獨自一人出城迎戰。此刻，李典慨然而起，贊成張遼的決定。三人隨即商議，由張遼出城與孫權正面作戰，李典引一軍埋伏在逍遙津以北。 沒過多久，孫權率部來到合肥城下。張遼突然殺出，孫權猝不及防，吳軍全線敗退。在眾將的掩護下，孫權好不容易逃至橋邊，卻發現橋板已被拆除。危急時刻，孫權縱馬飛渡，終于驚險地到達對岸。 小說中提到的此次逍遙津之戰，在歷史上確有發生。不過，小說卻將兩次戰斗混為一談。首先，張遼出城與孫權交戰是雙方的首次較量，孫權縱馬過橋則是另一次的交鋒。 按照《三國志》相關傳記的記載，此次合肥之戰是在獻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八月爆發的。當時的對陣形勢是：孫權總兵力達到十萬余眾，而以張遼為首的合肥守軍僅有七千多人，雙方可謂實力懸殊。不過，在雙方的首次較量中，張遼竟然以八百勇士大破孫權，給了孫權一個下馬威。 張遼為何能取得首戰的勝利呢？原因在于張遼打了孫權一個措手不及，趁著孫權立足未穩突然發動攻擊，而且進攻的目標直指孫權。這顯然是一種不要命的打法。孫權沒想到張遼使出這一招殺手锏，準備不足，因此遭遇慘敗。客觀來說，張遼的這一仗對孫權所造成的損失非常輕微，只是起到了一個鼓舞士氣的作用。對于孫權而言，雖然此戰失利，但并不影響合肥之戰的大局。因此，孫權仍然按照原定計劃，向合肥展開了圍攻。 那么，此次合肥之戰為何以孫權的失利而告終呢？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合肥防御工事堅固。經過十余天的較量，東吳大軍無法突破守軍的頑強防御。最為致命的是，當時在東吳軍中傳染性疾病開始蔓延，很多將士因患病失去戰斗力，這才是孫權下令全軍撤退的最主要因素。 如果以這種方式結束合肥之戰，對于孫權而言也并不是一場慘敗。但是，孫權在撤退過程中犯了一個致命失誤，導致滿盤皆輸。在撤軍命令下達后，圍攻合肥的東吳各路大軍開始撤退。作為全軍統帥的孫權卻久久滯留在逍遙津北岸，未能及時渡河，身邊也僅有一千多名將士。一直在合肥城頭查看敵情的張遼終于發現了這一難得的戰機，立即與樂進一起率領一支精銳騎兵向這支孤懸于逍遙津北岸的東吳大軍發動猛攻。
此時，孫權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面臨的危險，也沒有布置相應的防御工事。因此，突然發現敵軍出現在面前，孫權大驚，一邊下令將士奮力抵抗，一邊派人渡河，讓南岸的吳軍渡河回援。不過，張遼的攻勢越來越猛，孫權身邊的將士傷亡慘重。
在這關鍵時刻，猛將甘寧和凌統的拼死抵擋終于讓孫權有了逃命的機會。甘寧掩護孫權后撤，凌統則率領三百將士拼死擋住曹軍。孫權的隨從谷利狠狠抽打孫權的坐騎。孫權騎馬越過僅剩幾塊木板的浮橋到達南岸，終于脫離戰場，但負責阻擊的吳軍傷亡慘重，凌統屬下的三百將士全部陣亡，凌統本人也身負重傷。
以十萬之眾的兵力敗給了七千守軍，這是孫權軍旅生涯中最為慘重的失利。孫權失利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大意。如果孫權在不貿然來到前線，就不會出現被張遼七百人擊敗的情形；如果早點渡過逍遙津，也就不會有被張遼追殺的慘狀出現。
除了大意之外，疾病的蔓延也是孫權失利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正如數年前的赤壁之戰一樣，實力占明顯優勢的一方遭疾病影響，喪失了大部戰斗力；兵力占絕對劣勢的一方以逸待勞，等待對方出錯，然后發動致命一擊。赤壁之戰如此，合肥之戰亦是如此。只不過小說只是突出了張遼的勇猛和孫權的失誤，卻故意沒有介紹當時吳軍疾病盛行的情況。故此，這一事實不為后人所熟知。 參考書籍：《三國志》、《三國演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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