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如何理性看待助貸業務？

隨著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商業模式、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都出現了變化和創新，對傳統金融體系、金融機構和金融中介產生了較大影響。助貸業務作為數字經濟快速發展時代下金融業務分工細化的產物，可分為客戶支持類、資金支持類和風控支持類，在各地均有實踐。2018年12月底，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辦發布175號文，指出網絡小貸公司、助貸機構和為持牌資產管理機構導流是現有存量P2P網貸平臺轉型方向，將助貸機構作為網貸平臺轉型方向之一體現出監管層對助貸業務及其未來發展的開放態度和密切關注。近日，央行上海分行印發《關于配合打擊懲治“套路貸”加大消費金融業務創新的通知》，指出要規范發展消費信貸業務，嚴防信貸資金流向“助貸平臺”，從側面體現出對于助貸業務的嚴監管態度，避免助貸行業陷入困境。

助貸業務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體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助貸業務符合“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發展方向。從比較優勢理論來看，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的優勢在于優厚的政策支持、強大的資金支持、較為完善的傳統金融中介基礎設施，但其劣勢在于難以實現客群快速覆蓋、長尾人群的識別和觸達、有效降低貸款成本等。助貸業務可以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先進金融科技幫助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解決貸款業務鏈條中的信息不對稱難題，破解信貸供給和信貸需求之間的不匹配，從供給端主動作為進而實現貸款的快速匹配和精準投放。

第二，助貸業務有助于我國普惠金融的落地發展。從降本增效角度看，助貸業務縮短了銀行等金融機構傳統或“半線上”放貸過程中諸多環節的時間損耗，提高了服務效率，顯著降低了時間成本、服務成本、資金周轉速度的機會成本等，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節省了銀行對借款人進行前期貸款資質識別的步驟和成本。從增強可得性和提升覆蓋面角度看，隨著移動互聯技術的發展，助貸機構憑借其自身優勢收集處理豐富的場景和數據，解決傳統銀行中介網點覆蓋面不全以及缺乏優質信貸資源的劣勢，也有助于發掘符合要求的更廣泛客群，助力金融普惠。

第三，助貸業務有助于推動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定價機制進一步完善。在金融科技助推小微生態發展的過程中，利率問題和商業可持續問題尤為重要。貸款利率水平受基準利率、流動性溢價、信用風險溢價、運營成本等因素影響。商業銀行和助貸機構的合作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信用風險溢價和運營成本兩個要素，基于更加準確的風險敞口和偏好，使得貸款利率定價機制更加市場化，反映市場供求關系。 

作為助貸機構，引入融資擔保和保險公司，有助于推動普惠金融向縱深發展，提高小微等長尾金融客群的可得性，同時有助于金融機構風險緩釋和風險分擔，可謂一舉多贏。因此，雖然對C端收費雖會增加一定融資成本，但具有明顯的合理性。

具體來看，一是有助于擴大普惠客戶準入范圍。國內部分銀行服務小微客戶常常喜好抵質押物，但大部分中小企業缺乏房產等足額抵押物，按傳統方式很難滿足銀行準入條件。而引入融擔等增信機構，可以擴大客戶準入受眾面，有助于解決“融資難”問題。

二是有助于分散風險。從實踐看，小微、長尾客戶的風險確實高于大企業，如果銀行單獨承擔風險，信貸資源更傾向于資信較好的大企業、白領等客戶群體；而引入融擔、保險公司，在風險分擔的基礎上，可以擴大銀行客群服務范圍，實現向普惠客群的服務下沉。

三是有利于提升金融機構，特別是中小銀行普惠金融的風控能力。中小銀行是踐行普惠金融的重要力量，但其由于科技、數據、人才等相較大行存在明顯差距，風控水平參差不齊，特別是線上風控能力存在短板。而引入如平安、陽光、人保等業內頭部信用保證保險公司，可以借助其領先的風控能力，更好幫助中小銀行甄別風險，提升服務能力。 

信貸投放最核心的能力是風險識別和風險定價，風險識別和定價的基礎就是對借貸主體的信息充分了解。但是受制于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相對于投資人而言，發行人對自身狀況了解的更加清楚，存在大量的“隱蔽信息”。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在信貸過程中，主要采取以考核股東背景和抵質押物為基礎的信貸投放模式，實質上還是在不能充分把握風險基礎上采取的“打補丁”式投放機制。這種機制的產生主要還是由于不同企業的經營模式，經營狀況千差萬別，尤其是對于中小民營企業而言，數量龐雜，經營業態廣泛，很難對其經營風險進行識別，基于股東和抵質押等為基礎的傳統信貸投放模式，有效彌補了這種不足，其存在具有合理性。但是單純依靠這種方式進行信貸投放，一是識別主體規模有限；二是大量的小微、民營企業存在沒有抵押品或股東支持的問題，這就會造成信貸資源的浪費。

助貸機構的產生有助于優化資源配置的效率。助貸機構的主要作用有兩個，一是，實現了風險分散和風險轉移，如擔保、保險等助貸機構；二是，降低了信貸雙方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如金融科技公司、互金平臺等助貸機構。目前場景類的助貸機構和有放貸資質類的助貸機構業務邊界比較模糊，業務模式也比較雷同。其中以提供科技金融服務和貸款保險的助貸機構主要是向信貸機構收費，而以提供資金和擔保公司主要是向C端客戶收費。

向C端客戶收費主要是基于兩點：一是，助貸機構提高了C端客戶獲取資金的可能性，如果沒有助貸機構的幫助，這些客戶基本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從商業銀行等獲取資金；二是，助貸機構降低了C端客戶的融資成本，通過風險轉移分散和信息展示，C端客戶的融資成本會大大降低。三是助貸機構本身起到了信號顯示的作用，有助于實現價格發現功能。助貸機構愿意提供擔保或提供資金支持的客戶，本身就表明通過了助貸機構的認可，有助于提升C端客戶獲取資金的便利程度。 

伴隨互聯網的發展，助貸業務由來已久，于斯為盛。近年來，如火如荼的金融科技與資產荒背景下謀求渠道突圍的傳統銀行共同催熱了助貸行業。這一新業態的發展無疑大大拓展了傳統銀行獲客渠道、提升了金融效率，推動了普惠金融的發展；但同時也滋生了“現金貸”、“校園貸”、“首付貸”等金融亂象，造成了諸多不穩定因素。如何補齊助貸業務監管短板，對于監管部門而言已如箭在弦。由中國人民大學普惠金融研究院編撰的《助貸業務創新與監管研究報告》出爐可謂恰逢其時。

《報告》系統闡述了助貸業務的起源、內涵、業務準則即其監管現狀、原則，圍繞助貸監管提出了系列建設性意見，將為監管部門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鑒?！秷蟾妗吩诘诎斯?，立足于“資金方監管”理念，提出了“包容性監管為主、審慎性監管為輔”原則，不僅為助貸業務監管也為所有以金融科技為背景的新業態監管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參考。

當然，如何把握好包容和審慎的關系，監管部門與實務部門、理論部門的認識或因立足點不同會有明顯差異。比如實務部門認為“管制有余而開放不足”、“處罰有余而激勵不夠”，而實際情況呢？諸多亂象的滋生恰恰是因為包容過多而監管滯后，以至于最終導致監管成本增大，對P2P網貸的監管即是例證。因此，科學的監管應該是審慎性監管與包容性監管并重；而“監管沙盒”將為金融創新提供充分的包容性空間。

《報告》在第九節提出了“主導審核、分級送審”的助貸業務監管框架，為加強和完善助貸業務監管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值得探討的是，這一框架是基于“資金方監管”理念。這無疑是助貸業務監管的核心；但這一架構忽視了對助貸方的監管，而當前助貸業務諸多亂象或更多滋生于此。

誠如《報告》所言，助貸業務合作雙方應當處于平等的法律地位，這也意味著作為資金供給方的銀行類機構與助貸機構之間是平等的商務合作關系，前者實際上難以對后者形成實質性監督和約束。也就是說，監管的要求未必能通過資金方傳導致助貸機構。如果沒有相應的、有效的約束，助貸機構在合作中的業務“越界”（無資質放貸）、邊界模糊（助貸與聯合貸、代理業務等邊界的模糊）、行為“異化”（如引流對象的泛化、催收的暴力化等）等現象或在所難免。因此，對于助貸機構應明確監管的主體并納入監管。這或是需要進一步探究的方面。   

伴隨互聯網經濟生態與商業行為的迅速擴張，助貸機構無論是2B端（為持牌的金融機構）為資金方提供無網點金融服務，還是2C端（普通金融消費者、小微企業）為小額資金融通、投資提供渠道，都伴隨金融業務規模、涉及時空、參與人數的迅速擴展而野蠻生長，但因我國至今未制定出臺《放貸人條例》，也沒有建立起包含風險評估、分擔、利益共享、違約制裁等明晰可操作的技術規則與行業標準，導致金融市場與金融交易的參與者，只能跌跌撞撞在現行法律制度、監管架構的邊緣地帶探路，以《助貸業務創新與監管研究報告》出臺為契機，希望能從業務角度去審視金融需求、業務運營、監管科技（合規科技）的有效結合，是個好起點！助貸機構還是應該謹守信息中介職能，當好持牌金融機構、金融消費者、監管部門等市場參與者的數據服務提供商，力戒充當信用中介，否則就是邯鄲學步，重蹈P2P行業崩塌的覆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