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1日下午，在“2019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期間，凝聚了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多位研究人員心血的《助貸業務創新與監管研究報告》正式對外發布。這份報告是在回顧我國十二年助貸業務發展基礎上，結合典型省份的具體助貸實踐，深入20多家金融機構、監管部門和高校科研機構開展實地調研，歷時一年研究而最后成型。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顧雷博士作為課題牽頭人，詳細地介紹了關于助貸研究的現實作用、重要意義，以及對監管的建議等。 當前助貸業務方興未艾，發展勢頭很好。但是，無論是銀行、助貸機構，還是監管部門乃至研究機構，都沒有對助貸進行過定義。為此，課題組在對20多家金融機構、助貸機構和監管部門調研以后，對助貸監管從金融和法律層面進行系統研究，首次對“助貸”概念進行了精準定義，填補了我國金融市場中對助貸定義的空白，以及對助貸定義和助貸監管的研究空白。報告一經發布，立刻獲得現場參與嘉賓和聽眾的熱烈響應，紛紛對助貸業務、助貸監管進行熱烈討論，并提出相關建議。 助貸是啥？助貸業務由來已久，但并沒有引起太多關注。自2017年國家金融監管政策逐步收緊之后，消費金融公司、傳統小貸公司、網絡小貸公司及互金平臺紛紛轉型助貸業務，從而受到業界關注。 據《助貸業務創新與監管研究報告》中的定義，助貸是資金方和第三方中介機構（即助貸機構）為目標客戶提供貸款服務的合作方式。助貸機構即幫助銀行等資金方為借貸客戶提供貸款服務的第三方中介機構。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顧雷博士 顧雷表示，為了更好地揭示助貸業務的本質，課題組研究的重點是以引流獲客為特征的狹義助貸，就是有一定專業技術能力的助貸機構與持牌金融機構、類金融機構等資金方，通過商務合同約定雙方權利義務，由助貸機構提供獲客、初篩等必要貸前服務，由資金方完成授信審查、風險控制等核心業務后發放百分之百的放貸資金，從而使借貸客戶獲得貸款服務的合作方式。 市場需求催生助貸創新國內金融市場環境的快速變化催生著助貸業務的創新發展。 一方面，傳統金融機構具有資金優勢，但在長尾人群的觸達和風險預防上存在較大局限，長期未能完善小微群體、低收入人群以及弱勢群體的覆蓋渠道，形成普惠金融人群信貸供給“最后一公里”之難。而且傳統金融機構開發小額信貸產品的成本過高，提升效率所需時間成本和科技成本較大。 另一方面，助貸機構憑借其在場景、數據、金融科技等方面的獨特優勢，通過引入沉淀在體系內部的新型數據作為授信依據，讓長期遭受傳統金融機構排斥的客群也得以享受金融服務，為解決“最后一公里問題”提供了有效的解決方案。而且助貸機構擁有大量小微企業和個人客戶的數據積累，并擁有相對有效的小額貸款風控模型，可以幫助銀行進行初步的客戶篩選及評估，進而提升小額信貸服務的工作效率和資產質量，解決普惠金融業務中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助貸是合作雙方優勢互補的合作模式,資金方的資金可以較為順暢地流向客戶，支持小微客戶發展、促進就業、提升稅收收入、刺激消費，打通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毛細血管”，進而對國民經濟的提升有積極的作用。 助貸業務視為豐富我國信貸體系的重要工具之一，它不僅是傳統信貸體系的有益補充，更可以促進形成多層次、廣覆蓋和高質量的信貸體系，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也與國家近期強調的“積極規范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指導思想相一致。
業內人士對目前上市互金公司的財報分析顯示，無論是金融科技平臺，還是P2P平臺，其在資金端與金融機構合作的規模占比均在提高。比如拍拍貸的機構資金占比則從2018年第四季度的20%提高到2019年第一季度的31%，并預計年底將提升至40%-50%；360金融在2019年第一季度撮合貸款中，金融機構資金占比達到79%；樂信平臺上2019年第一季度超過70%的新增借款來自金融機構等。助貸業務正在快速發展。 此次報告對開展助貸業務提出兩個經營準則，1、資金方核心業務不能外包；2、充分信息披露。 顧雷表示，助貸業務中占據主導地位的仍應是資金方。在助貸業務中，資金方需要承擔助貸機構的違約風險和資產質量的風險，而這兩個風險對應的是資金方的兩個核心業務能力，即對于助貸機構和信貸資產的風險識別能力。否則，商業銀行將喪失了對金融風險的把控，喪失了對核心業務的掌握，淪落為只是提供資金的錢包，無法覆蓋對金融風險的控制。所以充分的信息披露是降低風險的重要措施之一。資金方應在合同中披露整個助貸業務中各參與方的權責和服務，各助貸方在與客戶簽訂合同時也要向客戶披露自身所提供的服務內容，以方便客戶了解其獲得貸款的整個業務流程。 助貸監管存在三大問題這份研究報告也首次全面研究了目前助貸業務的監管現狀和存在問題，主要面臨以下三個挑戰： 1、助貸監管立法處于空白狀態我國至今沒有出臺過一部專門調整助貸業務的法規，助貸業務立法規范長期處于空白狀態，不僅不利于對助貸參與主體的保護，也不利于對助貸業務的監管，助貸機構更容易被視為另類企業，甚至將其與“民間借貸”或“高利貸”混為一談，造成社會公眾對助貸的認知混亂，給助貸業務長期穩定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2、過于嚴苛的政策限制助貸業務正常發展課題組認為，141號文強調助貸“回歸”普惠金融“本源”是正確的，但過于嚴苛的監管規定不僅將助貸機構都限制住了，掐斷了銀行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小微企業的渠道，還嚴重挫傷持牌助貸機構與銀行業金融機構合作的積極性，提高了小微企業的融資難度和經營成本。這些副作用正是我們今后需要進一步反思和調整的。 3、存在“多頭監管”問題目前狀況是，銀保監局負責商業銀行助貸信貸業務指導與監督，金融辦（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則負責助貸機構助貸業務與風險監管，而互聯網行業協會、小貸行業協會又對助貸機構進行合規審查和日常管理。由于這些機構立足點不同，監管角度不同，導致監管政策很難協調一致，政出多門，由不同機構針對不同機構采取不同分段監管方式，事實上已經形成“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定式思維，造成監管職責不明，影響監管整體效能的發揮，暴露出很多監管盲區，留下不少風險隱患，也給監管套利提供了一定的空間。
對此，顧雷表示，課題組提出了兩個監管原則： 1、“包容性監管為主，審慎性監管為輔”原則 助貸業務具有混業經營特征，一般涉及或嵌套多項金融業務，形態多樣易變。在這種情況下，監管者應該采用較為溫和的監管策略對待創新業務。如果還是簡單地采取“一刀切”方式，可能對助貸業務造成誤傷。監管機構要充分考慮互聯網金融業務和機構之間的各種差異，具體業務具體對待，用更為柔和的監管理念化解市場沖突，給予互金平臺和助貸機構一定的創新空間，防止助貸業務“胎死腹中”，實現創新激勵和風險防范的協同發展。 2、參與主體法律地位平等原則 在助貸業務參與主體中，不僅有國有銀行，而且還有消費金融公司、傳統小貸公司、網絡小貸公司及互金平臺，必須保證參與主體在法律地位上平等，才能順暢開展助貸業務。否則，如果雙方或者三方法律地位不平等，容易產生強勢一方將自己意志強加給弱勢一方現象，不僅與現行《民法通則》第三條、《合同法》第三條規定的“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原則相違背，而且與《電子商務法》第四條確立的“線上線下平等對待”原則相沖突，不利于促進助貸業務的發展和防止監管套利的行為。 三個助貸監管建議該報告也明確提出了三個助貸業務監管建議： 1、盡快確立助貸業務的法律地位 在立法層面上，應該盡快確立助貸機構的法律地位，完善助貸業務制度性安排，明確助貸各個參與主體的權利與義務，完善相關配套的法規，統籌協調助貸法律關系，增強對助貸業務的法律依據和監管效力。 2、實行主導審核、分級送審的監管制度 課題組認為，中央監管部門應負責在宏觀上指導助貸業務，也就是說，中國銀保監會負責助貸業務監管規則的統一制定、發布和實施。 而各地金融辦（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并不需要直接監督和管理本省市自治區的助貸機構，對于助貸業務監管主要采取“報批送審”制度，就是負責將互金平臺、互聯網小貸公司、傳統小貸公司、垂直平臺等非金融機構開展助貸業務相關數據報送給銀行業金融機構，由銀行金融機構（資金方）負責對助貸機構報送的相關數據進行書面審核、風險評估，最后決定是否采納和錄用。
3、進一步探索助貸機構的收費方式 從法理上講，資金方和助貸機構關系是民事法律主體之間的合作關系，而不是代理關系。助貸機構通過自身的勞動獲得的報酬，是助貸機構與借款人之間的一種民事法律關系體現，助貸機構收取費用也是合乎情理的。所以，應該允許助貸機構收取一定的服務費用，以保證助貸行業持續發展。 需要強調的是，除融擔、保險公司依據《融資擔保公司管理條例》、《保險法》規定可以直接向客戶收取一定費用外，并不是所有助貸機構都可以直接向借貸客戶收取服務費。因此，建議其他助貸機構可以通過與資金方簽訂合同約定渠道和價格，由第三方支付機構統一支付給助貸機構，這樣可以更有效避免出現助貸機構與商業銀行之間的“尋租”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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