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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山寺在山西東北部大同市靈丘縣的紅石楞鄉，覺山山坳之中，寺以山名。自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創立以來，歷經遼代皇帝賜錢十萬緡重修，此后明清屢有重修，方有今日規模之勝，頗有“深山藏古剎”之悠遠意境。
覺山寺現存建筑共有三條軸線，三進院落，依山傍勢，南低北高。由南向北，東軸線依次為魁星閣、碑亭、東面梆點樓、西面梆點樓、金剛殿、彌勒殿；中軸建筑依次為山門、左鐘樓、右鼓樓、天王殿、韋馱殿、大雄寶殿；西軸建筑依次為文昌閣、磚塔、藏經樓、羅漢殿、貴真殿和其他配廂。塔東南側有一眼古井，為北魏創寺時鑿汲，井深與磚塔高度等同，塔西南山巖上建有一小浮屠，其借山勢與磚塔的高度相同，被稱為“塔井三奇”。
覺山寺小巧玲瓏，布局緊湊，卻風格迥異，其與北方一般寺廟的建筑規制不同。寺內最為珍貴的是創建于遼代的舍利塔，舍利塔平面呈八角形，塔內底層中間有八角塔柱，與塔體內壁形成回廊，十六面墻上都繪制壁畫，塔壁南北開門，門左右繪制四尊菩薩。壁畫內容均為佛教題材，包括佛、菩薩、飛天、天王、仕女、官員、高僧、明王、鬼眾、神瑞動物等。 
回廊空間比較逼仄，光線昏暗，塔外壁開假窗，塔內八面無窗不透光，僅南北兩門打開有少量的光射進來。所有墻壁上有大量劃痕，當屬晚清以來所為，多處見墨書或刻劃的人名及某某到此一游，嚴重地破壞了壁畫的完整性和藝術價值。
舍利塔南門東側文殊菩薩，頭頂有覆瓣蓮紋華蓋，周飾云紋。菩薩頭右側有墨書題記“大安三年六月初六日谷旦”，確證了覺山寺塔的創建年代以及壁畫的時代。
舍利塔塔內八個壁面、四個門洞左右和塔柱八面壁畫，藝術風格存在明顯的不同，根據楊俊芳《靈丘覺山寺舍利塔壁畫》一文的分析，認為塔內壁畫大致有四種風格：第一種是塔門上方的飛天和門洞左右的四尊菩薩屬于一種風格，線條遒勁，設色莊嚴淡雅，頭冠、寶珠、瓔珞等裝飾物件瀝粉貼金，衣紋挺勁流暢，皮膚用色線勾勒，體態飽滿婀娜，面相呈飽滿的“目”字型，彎眉細目，表情安詳。門洞上的飛天與應縣木塔二層門板上的飛天頗多類似，門洞兩側的四尊菩薩或戴風帽，或披毛皮大氅，或著高腰皮靴，遼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風格非常明確。第二種是塔壁八面和塔柱六面明王上方圓形內的佛和菩薩以及明王周身若隱若現、造型不甚完整的畫像，膚色大多呈黑色，本應是黑色的頭發大多呈現白色，人物面相圓潤，體態婀娜，除過佛像和菩薩，許多仕女的發型與遼代世俗的發型相類似，服飾輕薄貼體。線條挺勁流暢，體態生動自然，女子曲眉回首顧盼之姿躍然壁上，頭飾和衣服上的珠寶等裝飾使用瀝粉貼金。與宋代世俗宮女和遼代墓葬中描繪世俗生活的人物形象十分類似。第三種是占據墻壁大部分面積的明王像。造型夸張，形態各異，多呈憤怒相，設色濃重，墨線勾勒，線條粗獷方折。遼代佛教造像中著甲胄武士形象的天王造像頗多，如遼寧沈陽無垢凈光舍利塔地宮的天王和應縣木塔塔內二層門洞左右的天王造像，都十分威武，造像體例也比較大。天王威武莊嚴，在給觀者信眾威懾的同時給人一種剛正的親切感。明清以來的天王、護法以及明王造像風格多呈現出一種夸張、猙獰甚至丑陋的特點，或闊口大張，或目瞪如珠，頗有些魑魅魍魎之態。覺山寺舍利塔內中心塔柱壁面上的明王造像更接近于明清以來的造像風格，與渾源永安寺傳法正殿北壁的十大明王以及靈石縣資壽寺藥師殿西壁所繪明王頗為類似。第四種是塔柱南壁和北壁以及門洞拱券上的造像和花紋，色彩以石綠和赭石、朱砂為主，著色浮華粗糙，線條柔弱無骨，是典型的明清以來民間工匠的水平。關于覺山寺塔壁畫之時代，余以為根據清康熙二十七年重建“塔后古佛殿二處、千佛殿一座、山門一座、殿后佛堂五間、東西四間、大井一□，寺崖、觀音殿三處，并上下相聯，暨重修彩畫金裝燦然一新……”的記載，以及塔心室內多處清代題記，基本可以認定塔內壁畫為遼代原作，清代補繪。 楊俊芳則認為：“舍利塔內塔柱南北兩面墻上壁畫，塔壁東西面，塔柱東北、東、東南、西南、西、西北各壁面目猙獰、三頭六臂、浮涂暈染的明王像皆為清代手筆。”
覺山寺大殿里還有清代壁畫遺存，雖色彩艷麗，卻也可一觀。
覺山寺附近不遠處，筆架山之陰，御射臺上還出土有“皇帝南巡之頌”碑。此碑是北魏和平二年，北魏高宗文成皇帝拓跋浚東出平城，巡視太行山東麓諸州，返經靈丘時與隨從眾臣在筆架山競射后為紀念此次巡視的“刊石勒銘”。此碑史料價值重大，且記載明確。 《魏書·高宗紀》記載：“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馀丈。乃詔群臣仰射山峰，無能逾者。帝彎孤發矢，出山三十馀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水經注·滱水篇》也記載：“滱水自靈丘縣南流入峽，謂之隘門。設隘於峽，以譏禁行旅。歷南山，高峰隱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澗西轉，逕御射臺南。臺在北阜上，臺南有御射石碑。南有秀峰分霄，層崖刺天。”上述兩條文獻雖未直接提到《皇帝南巡之頌》的名字，但卻是直接記載于南巡碑有關的文獻。與此相印證還有《魏書》的北海王詳傳，也是間接記載的文獻。宋代太平興國年間，樂史在《太平寰宇記》中仍有“其碑現存”的記載。此后，南巡碑長期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無論是宋代中葉歐陽修的《集古錄》還是趙明誠的《金石錄》均無記載。至清代，山西巡撫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40卷，雖“檄通省州縣，各拓境內碑刻”，力求網羅山西古碑與無遺漏，卻仍未見有關南巡碑的著錄。至此，南巡碑湮滅于世長達十個世紀之久。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山西大學教授靳生禾重新發現此碑。九十年代當地將其移至覺山寺保存至今。 皇帝南巡之頌碑意義重大，其碑陰文字均為隨臣官爵姓名，初次較完整地透露出北魏前期官爵姓氏的真實情況。南巡碑同時補正了史書的多處記載。據史書記載，北魏諸帝出巡碑和御射碑已有不少，但現存兩面文字的唯此《南巡碑》一通。其他或早已湮沒無聞，或單有后世仿制之碑，或僅存一面文字，此碑又有“平城第一碑”之稱，所言不虛。 余與秋日之際登覺山，訪古剎，登古塔，觀壁畫，臨御射臺，立于皇帝南巡之頌碑下，撫今追昔，嗟嘆時光之無情，然長期湮滅塵囂之物，也終會重現，時也？運也？命也？非吾之所能，蓋渺渺天地之冥冥注定，抑或不懈之努力，古碑如此，人生亦然。 秋日之晉北，古塔修葺，機緣之下，得以登臨古塔，雖恐高之瑟瑟發抖，也興奮異常，此時也？運也？命也？亦是余長途奔襲，念念不忘之愿力和癡心，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因前往時候，古塔維修，大粽子一般，故本文塔照片由古跡巡游糕總賜圖，灰常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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