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是唐代歷史上爭議最大的一個皇帝，在終結高宗、武后時代的一系列政治亂象后，唐玄宗李隆基開創了唐代最為輝煌的開元盛世。這一時期的大唐迎來了史無前例的繁榮與輝煌，因此，“開元”二字也成為了后人們對于盛唐氣象最為直觀的印刻。但是，這樣的盛世并未能持續太久，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曾經歌舞升平的大唐迎來了最為致命的一擊。 大多數人認為，晚年的玄宗皇帝日漸昏聵，信任胡人節度使安祿山，最終釀成了此次大變。也正是因為這種觀點，玄宗時代開始設立的節度使制度，幾乎成為專橫和叛逆的代名詞。有人嘆息，為何原本英明神武的玄宗，竟然在晚年昏招迭出，將天下兵馬大權盡數授予節度使。若是沒有此舉，曾經英明神武的玄宗皇帝在歷史上的評價也不會如現在一般毀譽參半。  高宗李治 但事實上，如果將我們代入當時的歷史場景，就會發現，玄宗之所以要創立極易失控的節度使制，其實有著不得已的苦衷：曾經身經百戰的大唐軍隊，從太宗時期的攻無不克，已經在高宗時代走向衰落，若不能以節度使鎮守邊鎮，曾經睥睨天下的大唐，恐怕早已在周遭勢力的窺伺和襲擾下走向崩潰。 一、從太宗到高宗：戰力逐漸衰弱的大唐軍隊唐朝軍隊留給我們的印象，往往是強大的。這種強大，其實大多來源于唐太宗時期。這位在玄武門之變中通過戮殺骨肉血親奪得帝位的君王，在對外戰爭中同樣表現出了極致的強勢。雖然大唐的疆域輪廓出脫于隋朝，但太宗一朝卻也是用切實的戰績讓周遭勢力懾服，并認同了這種繼承。 以突厥為例，北魏末年崛起并最終成長為中原大患的突厥，曾經在隋朝末年漸生“凌轄中夏之志”，而后更是于大業十一年圍隋煬帝于雁門關，史稱“雁門之圍”。
除了突厥以外，唐朝對吐谷渾以及天山南部的焉耆、龜茲、高昌更是進行了多次征討，曾經“屢擾疆場，肆行兇虐”的吐谷渾被徹底解決，而天山南部的焉耆、龜茲、高昌三國更是“移置安西都護府于其國城”。 對突厥和吐谷渾的征戰，保障了大唐邊地十數年無兵禍之危的安寧，而對天山以南的攻略，則標志著唐朝更加積極主動的擴張性防御體系得以建立。唐朝武力最為全勝的時期，其實就在此時。 相較于唐太宗，其繼任者唐高宗的功績大多體現在文治而非武功上。筆者之所以如此認為，是因為唐高宗時期所進行的對外戰爭，其戰爭規模都相對較小。如總章元年的高句麗之戰，以及顯慶元年的西突厥之戰，唐軍的勝利除了軍事實力上的強大外，后者內部出現的分裂局面更是影響其結果的真正勝負手。 而更加明顯的對比則源自兩朝對現有邊境的控制上。  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 雖然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人們耳熟能詳，但是，僅以其效果論，曾經在太宗時代臣服于唐的吐蕃，到得高宗時就已然失控。
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即安西四鎮，是唐太宗經略天山最重要的戰略收獲，而隨著吐蕃的降而復叛，這四鎮也盡數落入敵手。作為應對，高宗皇帝曾經命薛仁貴以十萬大軍討逆，然而，這支軍隊卻于大非川一戰中卻全軍盡沒。 這次戰敗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吐蕃這只在太宗時代被大唐震懾的巨獸，開始肆虐于西北。自此之后，曾經被唐朝覆滅的吐谷渾開始轉而成為吐蕃別部，就連安西四鎮，也不再為唐朝掌控，可以說，太宗皇帝留給大唐最寶貴的遺產，已經因此而喪失大半。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在短短幾十年間，曾經風光一時的大唐軍隊便失去了往日的銳氣和戰力呢？ 二、唐軍戰力衰弱的原因分析：人才凋零、朝堂傾軋、府兵弱化筆者認為，導致唐代軍隊戰力在高宗時代迅速衰落的原因一共有三點。 （一）人才凋零 《隋唐英雄傳》雖然只是一部小說，但其中的人物描寫大多有著真實的歷史原型。而在唐代歷史上，崛起于隋末亂世，最終效力于唐王朝的武將更是數不勝數。然而，“古來名將如美人，不使人間見白頭”，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老將到了高宗繼位時，大多步入暮年，甚至已經去世。 細細數來，高宗時代能夠與之相提并論的名將卻僅有薛仁貴一人。正因如此，在太宗征討高句麗時，曾經不無感慨的對領兵能力尚顯青澀的薛仁貴說；“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  白衣小將薛仁貴 老將的凋零，在貞觀末年，已成不可挽回之勢。這也能解釋為何蘇定方會以年近七十之高齡，繼續披堅執銳為高宗征戰西突厥與百濟戰場。與衛國公齊名的李勣（即小說中的徐茂公），更是在七十三歲時仍遠赴高句麗為大唐效命，而此時距離其去世僅有三年時間。 無名將可用，成了困擾高宗的一大難題。 （二）朝堂傾軋 與彼時人才凋零的形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高宗一朝波詭云譎的政治傾軋，貞觀十八年，太宗皇帝有感于軍事人才的匱乏，曾言：“于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己”。這里的世勣便是前文提及的李勣，而后兩人，則分別為李道宗與薛萬徹。 太宗皇帝出身行伍，他在隋末亂世中所獲戰功更是其可以與太子李建成抗衡的重要資本，因此他所提及的“當世名將”之說，可信度極高。 那么，后兩者為何未能成為高宗時代一國之干城呢？  原因在于，無論是李道宗還是薛萬徹，雖于軍旅一道頗有建樹，但對于朝堂上政敵的傾軋卻不能一一化解，永徽四年，李道宗、薛萬徹為長孫無忌陷害，被牽扯至。房遺愛、高陽公主謀反案中，前者被判流放象州（即今廣西柳州東南），而后者則直接以謀反罪斬首。 這一事件并非高宗忌憚后兩者功高震主，相反，此時剛剛繼位不久的李治由于政治手腕不足，無法撼動其舅長孫無忌的勢力，最終只能坐視與之素來交好的荊王李元景、吳王李恪被殺。一國之君尚且如此，高宗時代政局之動蕩可見一斑。 而在此之后，曾經權傾朝野的長孫無忌也最終難逃政敵的傾軋。顯慶四年，武后遣心腹許敬宗、李義府二人同樣以謀反罪誣告長孫無忌，而原本就試圖對太宗老臣進行清洗的高宗“不親間無忌謀反所由，惟聽敬宗誣構之說，遂去其官爵，流黔州”。 長孫無忌一脈的失勢絕非事態的終結，在此之后，擅權的武后同樣開始對朝堂中的反對派進行反擊，血雨腥風之下，這一時期的對外戰爭，則幾乎為政治所綁架。  長孫無忌 仍以大非川之戰為例，這場倉促爆發的大決戰，在起初并未引起朝堂的足夠重視，之所以有薛仁貴這一名將坐鎮，事實上是朝堂上主流勢力對于他的排擠。如此行事邏輯下，面對聲勢浩大的吐蕃軍，大唐又焉能不??？ （三）府兵弱化 如果說，軍事人才的凋零和朝堂上的政治傾軋僅僅是掌控軍隊的力量發生了畸變，那么，曾經盛極一時的府兵制，在高宗時代的衰落則成了唐軍戰力衰退的根本原因。 唐代初期最基本的兵制為府兵制，雖然在一些材料中，這一兵制的特點被歸納為“兵農結合”，但事實上，在府兵制剛剛建立之時，其本質上是一種極為典型得“兵農分離”制度。而這也是初唐時期的大唐府兵，得以揚名天下的關鍵。 早期的府兵平日里不事農耕，僅以訓練和巡邏為務（“十五曰上則門欄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曰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這種情況下，由各地富戶及士族子弟組成的府兵，不僅有著足夠的財力去籌備裝備武器，更可以騰出精力訓練備戰。
這就意味著，相對于士族、富戶更加貧窮的自耕農們，必須承擔與之相等的物資籌備義務，在此等重壓下，曾經被視為晉升之途的軍隊，開始成為人人躲避的苦差，一些被揀點為府兵的百姓甚至不惜“熨手足以避”。 自此之后，全盛之時曾經多達六百余折沖府的府兵制，其所能征集的兵源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大幅下降，以至于到了后來，朝廷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 三、玄宗繼位初期所面對的惡劣邊境局勢：西北吐蕃與北地后突厥的雙雙崛起雖然在高宗與玄宗之間，還隔著中宗、睿宗、武后三位帝王，但與唐高宗時代相比，這三朝的政局混亂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短短三十余年里，唐朝經歷了以周代唐到神龍革命等一系列變亂，雖然曾經飄搖的國祚在玄宗的政治手腕下開始穩固，但政局動蕩下，幾乎所有的參與者都已經無暇顧及混亂的外部戰爭。  邊境局勢的惡化，幾乎已經到了可以瓦解一個政權的地步。 高宗時代一系列軍事失利中，影響和波及最大的，仍然是前文我們提到的大非川之戰，十萬精銳唐軍的覆滅，標志著短時間內吐蕃的崛起已經無任何勢力可以制止。 而就在這之后不久，唐軍又迎來了第二次慘敗，青海之戰。這一次戰爭中，勉為其難下抽調的十八萬唐軍于陣中崩潰。這也為之后安西四鎮的陷落埋下了伏筆。 在此之后，安西四鎮成為唐王朝與吐蕃競相爭奪的戰略要沖，在這種局勢下，這四鎮雖偶有收復，但由于戰爭逐漸演變為拉鋸戰，唐太宗以此為據點，主動在西域擴大影響的遠大構想，宣布失效。這也為之后吐蕃的多次入寇埋下伏筆。 事實上，安西四鎮的丟失，使得唐朝不得不在境內阻擊吐蕃的侵入，從開元至開元的三十余年時間里，吐蕃與唐朝之間僅間或維系了十年的和平，而其余的二十三年，總計發生的戰爭次數多達34次。 這種持續性的戰爭，并未為戰爭的雙方帶來任何增益，相反，零和博弈之下，無論是吐蕃還是唐朝都已經精疲力竭。 而與此同時，北線戰場上的突厥勢力也趁機再次崛起。唐高宗永淳二年后突厥汗國建立，這也是后世所稱的后突厥。與唐有世仇未報的后突厥，自然不會放過唐朝內亂這一契機，不僅多次襲擾邊境，甚至還曾經破蔚州、豐州、朔州、代州多城。  黑齒常之 諷刺的是，曾經“破后突厥于黃花堆”的百濟降將黑齒常之卻為武后所任酷吏周興所害，“自縊”于獄中。自此，后突厥“歲入邊，戍兵不得休”。 四、玄宗的應對之法：各司其職并彼此制衡的節度使制西北和正北方同時出現了兩股軍事力量，對于唐朝而言，這一態勢意味著更加復雜的分兵作戰。 而更為困擾玄宗的，則是信息傳遞和指揮作戰的復雜性。在信息傳遞技術極為落后的古代，所謂“決勝于千里之外”的謀劃大多時候只是屬于文人的浪漫幻想。若是戰爭的決策者只能居于廟堂之上，他們對于前線的把控幾乎是處于一片信息盲區之中。 在對前線事態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任何看似合理和穩妥的戰術安排都要面對嚴重的信息延遲，在這種情況下，在外作戰的部隊若遵照執行便是自蹈死地，而不予理會后一旦戰敗則必將承擔抗旨不遵的責任。 正因如此，軍事權力的下放乃至軍政財三權的統一下放便成為一個成熟政體在面臨戰爭時最為理智和客觀的選擇。  開元九節度 誠然，這種權力的下放自然會滋生一系列問題，但面對日益嚴峻的邊境形式，魄力和膽量就成為了考驗統治者才能的關鍵。而權力的下放其實并不意味著權力的濫用，僅以開元初期所設立的九處節度使而言，玄宗的選擇并未有太大的問題。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開元年間節度使的設立和分布就會發現，這一時期所設立的九位節度使，所掌握和控制的區域全部位于大唐的西北和北部邊境，這就意味著，這些節度使的建立一開始就是為了防備這些區域的敵對勢力。當然，這也符合我們對于節度使制度設立的正常印象。 但事實上，節度使的設立規則遠不局限于此。 以隴右節度使為例，這一軍鎮的建立邏輯并不僅取決于邊地的戰爭烈度。 隴右節度使的設立相較于臨近的河西節度使較晚，如果僅僅從地緣格局上來說，這一區域所受到吐蕃的襲擾相對較少，因此，如果僅僅從邊患爆發的烈度一條上來看，這里顯然并不應設立節度使管轄。 但是，從之后的結果上來看，它的設立卻幾乎改變了西北地區被動防御的戰局。 這片區域雖然不直接與吐蕃相連，但是其下轄的鄯州一地，卻幾乎可以被視為西北軍進入祁連山脈的唯一門戶，與之相比，河西軍鎮再無直接遙指吐蕃要害的要道。 而這一軍事要沖的地位在之后的歷史中得到了認證，開元十六年，吐蕃大將悉末朗入寇河西節度使轄地瓜州時為后者所敗，而與此同時，尚未遭遇攻擊的隴右節度使張忠亮便直接派軍沿鄯州通道進入青海，并迫使吐蕃敗走投山。  從這一次對抗的勝負上我們可以看到，隴右軍雖然未受襲擊，但并未放棄對吐蕃軍的牽制，相反，一旦確定對手的目標不在自己，隴右節度使便驅策己方部隊入青海襲擾吐蕃，并以此干擾對方的布局。 而這一軍事配合的背后，同樣隱藏著新的邏輯，一旦隴右或河西節度使擁兵自立，那么與之相鄰的另一方，則失去了與之配合的可能，而相比之下，仍處于唐王朝治下的節度使仍能接收到中原地區源源不斷的軍事和物資支持。一旦吐蕃軍至，孤立無援的對方將即刻陷入混亂和崩潰的邊緣。 事實上，除了位于西南的劍南節度使外，河西與隴右、朔方與河東、范陽與幽州、安西與北庭，八大節度使的設立都是依照此例。這種彼此依靠又彼此制衡的建立之法，在開元九節度建立的過程中被一再重復，即是玄宗出于軍事目的需要，同時也是其制衡限制的帝王心術的體現。 五、結語在過去，節度使的設立往往與開元盛世的衰敗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在大多數人眼里，安史之亂的爆發，正是玄宗皇帝過于信任節度使所釀成的惡果。 這種說法自然不能算錯，安史之亂發生前，安祿山得以身兼多處節度使之職，無疑是與玄宗這位皇帝識人不明有關。但就此將玄宗時代所創立的節度使制打入塵埃，同樣有失偏頗。 事實上，自高宗時代起，被滅東突厥、西征吐谷渾、南設安息四鎮的唐王朝就已經開始走向下坡，軍事人才的凋零、朝堂變局的波及乃至府兵制度的崩潰，都是造成其軍事戰爭上多次失利的重要原因。 而這種失利所帶來的連鎖反應，幾乎將唐太宗所遺留下的諸多軍事底蘊損耗一空，尤其是大非川的空前慘敗，更是讓早已馴服的吐蕃重新燃起了與大唐在西域爭霸的野心。 而針對這種局面，早年間極肖太宗的李隆基開始建立更為高效的節度使制度，并以此為核心對抗勢大難逆的后突厥和吐蕃。由于其出色的政治手腕，這一時期的節度使制效果極為顯著，曾經肆虐于西境和北境的吐蕃和后突厥勢力，被這種高效的軍事體系所阻遏，多年再無寸進。  安祿山 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早期的節度使非但不是禍亂天下的罪臣，其功績甚至足以為后人所瞻。 但是，依靠節度使彼此相制畢竟只是一種脆弱的平衡，一旦這些節度使們彼此串聯甚至直接職權歸一，那么在野心的驅使下，安史之亂的爆發幾乎就成了一種必然。 參考文獻： 1、《新唐書》 2、《舊唐書》 3、《資治通鑒》 4、《北宋社會經濟的再認識——以軍事財政與全國性市場為中心》 5、《中央權力與地域集團——玄宗朝藩鎮格局的演進》 6、《唐代中原藩鎮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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