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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假借 《說文解字·敘》：“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 【解釋】：假借是對語言中還沒有文字記錄的詞，不另造新字，而是根據發音，從已有文字中選取一個讀音相同或相近的，用以寄托所要表達的意義，如：令、長。 令，甲骨文（ 長（zhǎng ㄓㄤˇ），甲骨文（ 實際上，許慎所例舉的“令”、“長”并不是典型的假借字。比較典型的假借如“乞”（本借“氣”表示）、“夕”（本借“月”表示）、“韋（環圍，包圍）”（借用作表示熟皮革），以及“其（'箕’本字）”等。 因為有些詞（主要是虛詞）或意義（特別抽象），無法或沒有必要以形象的方式（字形）恰當地表示，所以就變通地借用已有文字中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或引申其義）來表示，這就是“假借”的實質。 假借是純表音的造字法，它本身不產生新字形，所借字的形體與所要表達的意義不必有聯系。 不產生新字形不意味著不是“造字之本”。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所謂“造字”，無非是給語言中的詞制定一個記錄符號，一個詞原來沒有記錄符號，現在有了，只不過是“克隆”的而已。 六、轉注 《說文解字·敘》：“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解釋】：對于轉注的理解，歷來意見不一，爭論很大。原因是許慎的理解有誤，結果造成后人都在許慎設下的窠臼中打轉轉，終不得其解。 其實，“轉注”的正確表述應該是： 轉注者，形隱義遷，附麗性名，西→棲（棲）、其→箕是也。 意思是說：一個字（主要是象形字）的形體發生訛變，已不能因形示義，或主要借用作表示你義（一般是抽象的副詞義），其本義遂又另加形符或聲符構成一個新字表示。 而許慎所例舉的“考”、“老”，根本就不是轉注字，在甲骨文中，“考（ 再比如，后人所例舉的轉注字：顛－頂、走－趨、逆－迎、追－逐、諷－誦等，從造字的角度講，沒有任何意義。 下面，看看“西→棲（棲）”、“其→箕”是如何“轉注”的。 棲（棲）：本字為“西”，甲骨文（ 箕：本字為“其”，甲骨文（ 由前文的介紹可以看出，作為“造字之本”的“六書”理論體系，是相當完備和科學的： 象形、指事是“依類象形”的“文”，是漢字的基礎和構造材料，具有精準的模塊性和強大的構建功能。 會意、形聲、假借、轉注是“形聲相益”的“字”，是漢字的主體和形象展示，表現出了極高地標準化與規模化（會意、形聲）、個性化與差異化（假借與轉注）水平。 象形、指事、會意負責創造出表示漢語中所有音節的形體，而豐富多彩的、千差萬別的意義則由“形聲”來表現。所以所有漢字的形體構造，盡出于此四者；而特殊的、后續的的問題則交由假借、轉注來處理，概不使之闕如。 掌握了“六書”，就掌握了漢字的構形規律，對于漢字的認知，就可以做到“望文生意”，一目了然。 但是后世特別是近世學者認為，“六書”不可能是什么“造字之本”，因為漢字不是由誰預先設定好了模式再據以創造出來的，“六書”是漢字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們分析和概括漢字形體構造規律的產物。我們認為，這是同對漢字起源的認識聯系在一起的一種誤解。 第一，創新規律研究表明，任何一項大的創新成果，無一不是在預先設定的目標、原則、框架的指導和規范下完成的。漢字的產生作為古人的一種大型的自覺的創造活動，豈有倒果為因之理？至于“六書”方法是否同時出現，這并不影響“六書”“造字之本”的地位，因為不管具有哪一“書”特征的漢字何時出現，作為一種自覺地創造活動，那一“書”所表示的方法原則，一定先于其產物——該“書”特征的漢字而存在。否則，數以萬計的漢字的形體結構就決不會如此地成體系，“六書”其“書”，也絕不只是“六”數。 第二，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漢字是33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它是一種成熟的文字體系，完全符合“六書”原理。這說明，甲骨文不是零星產生的集合，“六書”原理在甲骨文中已經確立。 第三，由《周禮》記載可知，至少在2800多年前的我國周代社會，“六書”已經是作為蒙童習字的基礎知識來傳授的。對此應該理解為：“六書”是和漢字同時傳下來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古人的漢字教學是先教“六書”，掌握了“造字之本”，學習起來漢字自然能提綱挈領，直見真諦，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對照今人漢字教學中的死記硬背和歪批三國式的解釋，不禁令人感慨系之。 第四，通過現代比較學的研究發現，古代西亞的丁頭字和北非的圣書字，也同樣具有“六書”原理，這說明，人類創造活動中的思維運動是相通的，“六書”是人類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和概括，是指導文字創造的普遍原則和方法。 對于“六書”理論的科學性和完備性，后世特別是近世學者也多有苛責甚至全盤否定。我們認為，這是其自身思維片面性的表現。 一方面，是對“六書”的性質（“造字之本”）和地位（分析、認識漢字的基礎）認識不足，又沒有深究漢字的形體結構何以如此地成體系。 另一方面，由于漢字產生以后，形體不斷改易，特別是隸變及其后的簡化，一味地求簡趨約，導致很多俗簡、訛變字的產生，使其形體構造完全偏離了“六書”。對于這些現象與“六書”的關系，不能有一個正確、全面的認識。豈不知，漢字的形體結構之所以如此地成體系，就是因為漢字是在“六書”理論的指導下系統創造的；而隸變以后的俗簡、訛變字的形體結構之所以雜亂無章和不知所云，也恰恰是因為沒有構形理論的指導而又不懂“六書”原理所致。這也反證了漢字起源的倉頡造字說，因為漢字不是一群“烏合之眾”。 由于整個漢字系統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所以漢字的形體構造基礎也沒有變，當然，“六書”做為“造字之本”在整個漢字系統中的地位也不會變。這就是為什么后世學者在對漢字形體構造規律的研究中，雖然提出了種種新的理論、觀點，但其價值和影響無一出“六書”其右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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