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管不了、學校沒法管？他用10年讓2000名學生回到“正常生命狀態”

在云南昆明，有一所專門招收家長管不了、學校沒法管的“問題學生”的學校，名曰“丑小鴨中學”。

丑小鴨中學在一些家長眼里是“救星”，在一些學生眼里是“家”，在一些有情懷的教育者眼里是“神奇”，在另外一些人眼里是“另類”，是“風險”。

創辦人、校長詹大年做了近30年的校長。丑小鴨這10年，與2000多“問題學生”的親密接觸，讓他對教育有了深刻而獨到的理解。

在其他學校開學的那幾天，丑小鴨中學往往不會有新生來報名入學。開學一個月后，丑小鴨中學的學生開始多起來，因為他們在其他學校不適應了。

我對老師們說：“家長把孩子送來丑小鴨中學，不是相信我們，而是相信他們已經拿孩子沒辦法了。”

丑小鴨中學的學生來自全國。學校接收學生就像“醫院接收病人”一樣。任何一天的任何時候都可能有學生入校。許多學生是下半夜被送來的。

自愿來丑小鴨中學上學的學生非常少，很多都是被父母“騙”來的，或者是“綁”來的。如果父母根本無法把孩子送來學校，學校就會在作出評估后去學生家里接孩子。我就親自接過4個孩子。

因為入學和“畢業”時間都是不確定的，丑小鴨中學從來沒有真正的假期，包括春節。有些孩子根本不適合回家，有些孩子剛剛入校不久，父母根本不敢接孩子回家，擔心回家后又管不住。

有些家長故意繞過這個“丑”字，把“丑小鴨中學”說成“小鴨學校”。“丑小鴨”的存在是個繞不開的客觀事實。我們為什么不愿意承認這個事實呢？我曾說：“'丑小鴨’是'白天鵝’的品種。'丑小鴨’長大后是要飛向藍天的，'小鴨’長大后只能變成烤鴨。”

“問題學生”源于家庭，成于學校。

因為對教育本質的思考和對孩子需求的關注較少，家庭應該有的生活、保護、溝通、休閑等功能缺失，家長也就失去了“父母”的資格。當親子之間的信任關系亮起了紅燈，再加上溝通的渠道被堵死，“問題家庭”就制造出了“問題孩子”。

親子關系本來是天然的信任關系、依賴關系，但學校教育很可能破壞了這一關系。學校的教育評價服從于利益的設計，分數成了利益的砝碼，學生成了教育的手段。這樣，關系的核心不再是“人”，而是“利”。

當一種關系被破壞時，另一種新的關系很快會自然構建。

我一直認為，孩子本身沒有問題，是他們遇到了問題，自身沒有解決問題的力量，又得不到有效支持。他們遇到的問題，表面上看是學習問題，但問題的根源是“關系問題”。

解決了“關系問題”，其他問題迎刃而解。

關系，是教育之始，也是教育之終。教育就是建立關系——與自己、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關系。

只有理解了關系，把握了生命的需求，教育設計才能夠滋養生命而不是傷害生命。讓關系的主體回歸到“人”，是丑小鴨中學“關系教育”的全部秘密。

· 部門設置與眾不同

丑小鴨中學沒有教學處、德育處（政教處）、后勤處，取而代之的是學習部、心理部、生活部。因為，學習比教學重要，心理比德育重要，生活比后勤重要。

站在學生認知發展的角度考慮，教學是被動的，學習是主動的。站在學生心理需求的角度考慮，“心理”是溫暖的，政教是冷硬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后勤是機械的。

· 搞定“問題學生”的心理社

在丑小鴨中學，除了每學期開學那幾天，任何時候都可能有新生送進來。這些新生都是“棄學”的孩子。他們最后都是因為無法與父母溝通，才會被送來丑小鴨中學——其實，也不是“送”，而是“騙”或者是“綁”。這樣的孩子，到學校后誰可以搞定？

是學生，是心理社團的學生。每個新生入校前，心理社團的學生會依據新生的情況設計方案，組織一個臨時的接待小組，以游戲談話的方式接待這位新來的小伙伴。

青春期的孩子可能會對抗父母，也可能會抵制教師，但一般不會在同齡人面前封閉自己。就這樣，不知不覺就進入了心理社團的“圈套”。

· 學習共同體

怎么樣讓“問題學生”主動學習呢？丑小鴨中學課堂上的“學習共同體”是這樣的：

課堂上，一般會用到3個“工具”：學習同伴、學習卡、互聯網。

“學習同伴”一般由3個小伙伴組成。為什么不叫“學習小組”而稱“學習同伴”呢？因為，“同伴”之間沒有組織關系，沒有固定的小組長。誰在課堂學習中負責什么，完全由這幾個人一起商量。這個分工是動態的。同伴之間必須分享自己的看法，傾聽對方的意見，照顧到同伴之間的關系。

“學習卡”由教師設計。學習卡不是作業，也不是學案，是對學習過程的記錄。丑小鴨中學要求教師設計的學習卡“有高度，沒難度”，要求開放式地記錄學習過程，還要照顧到同伴關系。

每一間教室里都有一臺觸摸屏電腦，教學樓有不加密的無線網絡。學生可以拿自己的平板電腦上課。許多課堂上，教師都設計了“上網查詢”的環節。

獨立學習、同伴互動、全班分享，是丑小鴨中學課堂的三部曲。

這樣的課堂基本可以照顧到每一個孩子，讓每一個孩子在課堂上找到自己的主體位置。

丑小鴨中學的教師配備，就是從適應這種需求出發的。每個文化班級只有3位教師：文科教師、理科教師、英語教師。每位教師只教一個班級。

· 自由閱讀

丑小鴨中學到處是書。閱覽室、教室、走廊、寢室、洗漱間都有書。孩子們隨手可以拿到書，沒有任何借閱手續。隨手拿書，隨意翻書，隨心贈書，隨時還書。

丑小鴨中學對學生看書沒有什么規定。校園里隨處都是“看課外書”的孩子。

· 不一樣的家長會

丑小鴨中學的家長會每次30名家長，兩天時間，以互動體驗為主。

許多孩子是因為無法與父母溝通才來這里的。因此，家長會的主題是溝通。溝通，是親子關系的大門。

除了一堂溝通主題的理論課，其余都是親子互動。親子晚會、親子游戲、家庭時裝秀，每一堂課都是“擋不住的誘惑”，溝通之門就這樣不知不覺打開了。

· 自我管理

在丑小鴨中學，文化班級和生活班級是分開管理的。

文化班級按照年級分班，生活班級按照到校時間的先后分班。

不管是文化班級還是生活班級，每個班的“班規”是不一樣的。這些“班規”由全班學生一起商討制定，由值班的學生監督實施。大家覺得有不合適的地方，就一起討論修改。

誰掃地，誰打水，誰整理書柜，誰倒垃圾……任何一天都有條不紊；教室、寢室、圖書室、表演廳的裝修，都由學生一起商量設計。

· 信任關系的建立

我認為，校長不是管理者，而是學校教育的設計者，校長的功能是建立自信、他信、公信的校園生態。

信任，是一種暗示，是學生自我成功、自我欣賞。

關于信任，有一個典型案例。

一天，八年級女生小潔對我說：“詹校，我們上網時，很多同學會第一時間打開你的QQ空間，看看你寫了什么。真的，你寫的東西是我們想聽的。你的話影響了我們，我們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多的人——我想，能不能把你QQ空間的那些話編成書呢？”

“能啊！你去組織。你要我做什么？”我相信這個女孩，特能干。

我立刻集合了全校學生（其實，也就60多個孩子），小潔首先講了她的想法。然后，我說：“誰可以當作家呢？大家想想——”我故意賣了個關子，然后提高嗓門，“從隊伍里站出來的就可以當作家！”一下子，站出來十幾個孩子。

我把這些孩子集合在一起，說：“我給你們一個房間，你們自帶電腦。這個房間就叫'編輯部辦公室’。你們自己計劃，自己管理。我和老師們不會來打擾你們。”十幾個孩子，選出了兩個領導——編輯部主任和辦公室主任，編輯部主任管編書，辦公室主任管紀律。

有一天，我走進編輯部辦公室，看到墻上張貼著的紀律要求：（1）不準遲到，連續三次遲到自動退出編委會；（2）不準玩游戲，打開游戲后，經值班同學提醒三分鐘后未關閉者開除。

《丑小鴨校長與白天鵝孩子》這本書，歷經7個月時間，前后11次改稿，從版式設計到簽訂出版合同，都是孩子們一手完成的。

拿到新書的那天，孩子們說：“現在想想，只會玩游戲真的太幼稚了。”

其實，如果按照普通初中的管理規范，丑小鴨中學在許多方面是不合格的。比如入學及放假時間、學籍管理、課程設置、教師配置、師生配比等。但我們確實沒有辦法。不是丑小鴨中學不符合這些要求，而是制定這些要求的人忽略了這些孩子，也忽略了丑小鴨這樣的學校存在。如果他們看到了，我想也會制定適合這些孩子的要求和標準。

比如，管理規范要求教師學歷合格、學科對口，但如果是每科每班一個教師，對這些“問題學生”來說根本不適合——他們本來就不信任教師，一個班10多個教師，很難建立信任關系。一個班3個教師，人際關系就簡單了。如果不是人才難找，我還計劃實行全科教學。

有些孩子只在丑小鴨中學讀一個學期，多數孩子會讀一年，也有孩子在學校留下來的時間更長。就讀多長時間，是由許多因素決定的：多數孩子到丑小鴨中學一段時間后，再也不愿意到其他學校上學，因為他們認為這里是最尊重他們的，只有在這里上學才有存在感和安全感。

一些家長把孩子送到丑小鴨中學的目的，是讓學校“改變”孩子。所以當他們發現孩子得到改變后，又會把孩子送到普通中學，繼續實現他們的升學夢。10年間，也有少數家長擔心丑小鴨中學“太自由”會影響孩子，或者擔心把自己家的這只“壞蘋果”放到一籃子“壞蘋果”里面，會使得這個“壞蘋果”更壞，也就早早地帶走了孩子。

開辦10年，有2000多名學生從丑小鴨中學“畢業”。這些學生重新回到正常的生命狀態，這些家庭也重拾了往日的歡樂。現在，從這里“畢業”的孩子，有的在上高中、上大學，有的甚至考上了研究生。

李鎮西老師曾問我：“你如何評價丑小鴨中學教育孩子的成功率？”我說：“如果拿升學率衡量成功率，丑小鴨中學跟其他學校肯定沒法比。如果用一個孩子能否正確認知自己、面對生活來衡量成功率，那丑小鴨中學的成功率是100%——因為每一個孩子都可以回到正常的生命狀態。” 

作者系云南省昆明市丑小鴨中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