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趙輝）為了解開中華文明起源之謎，復(fù)興中華文化，國家啟動了一系列的考古研究工程，以期還原五千年中華文明的產(chǎn)生歷程與延綿不斷的文化之謎。對此事關(guān)國家與民族的歷史問題，不僅需要調(diào)動國家資源全力以赴，更需要每一個華夏兒女的傾情付出，才能穿越五千年的歷史變遷，還原一個真實的中華文明發(fā)展史。 今年是中國考古學(xué)誕生一百周年，也是探源中華文明的考古學(xué)發(fā)展史一百年。雖然一百年的中國考古學(xué)，從初創(chuàng)到發(fā)展成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中國考古學(xué)理論，但對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研究卻越來越迷茫，以致讓一些一生研究考古的考古人產(chǎn)生了考古學(xué)信仰的問題、失去了前進的方向與人生的目標(biāo)，“當(dāng)年參加夏商論戰(zhàn)的前輩已逐漸凋零，但夏到底是什么，我們得到答案了嗎？人生又有幾個六十年，可以等待一個問題的答案。不僅鄒先生那代人等不到，很可能許宏老師這代人也等不到，我們這代人、你們這代人，能不能等到？如果傾盡一生時間，也等不到一個答案，能不能接受這份遺憾？”。  那些信誓旦旦、口若懸河、理論滿腹的夏文化研究專家教授，你們得到答案了嗎？你們的夏文化研究成果與理論，對得起那些求解的學(xué)子、國家的期盼、社會的資源、民族的歷史嗎？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認知！那么，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究竟體現(xiàn)在哪里？哪里的文化歷史，可以承載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那么中華文明誕生發(fā)展的源頭也就自然迎刃而解。  在五千年中國歷史的變遷中，從中國地理方位來說，南與北、東與西有一個交替往復(fù)的變遷歷史，形成了中國與蠻、夷、戎、狄四方的歷史思維模式。但是，以今天的地理位置來說，歷史中的蠻、夷、戎、狄所在的地理，都成為過歷史政權(quán)中的國家權(quán)力中心，也就是當(dāng)時歷史中的中國。如果我們在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問題上，抱殘守缺，思想僵化，以“中原中心論”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地理思想為基礎(chǔ)，摒棄蠻、夷、戎、狄所在地區(qū)所產(chǎn)生傳承的中華文明理念，那么，這些人以遺憾告別人生，得不到一生所求知的答案，也就是自然法則了。那些不能促進夏文化研究的長篇巨著，最終結(jié)局也只能是付之一炬。  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是中華文明的思想精髓，是中華文化發(fā)展集大成者，是中華文化區(qū)別于其他文化的根本。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孕育產(chǎn)生于哪里，哪里就是中華文化的本源，哪里就是中華文明的源頭，這一原則將是破解中華文明起源的基本法則。 “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fēng)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這是《后漢書·東夷列傳》中的一段史料，為我們破解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形成來源，提供了可靠歷史依據(jù)。  “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是儒家仁義思想形成的萌芽與產(chǎn)生的根基。東方的夷地，是萬物茁壯生長的根本；萬物由地而生，生活在東方夷地的夷人具有大地的“柔順”本性，“言仁而好生”；東方夷人所在之國，也成為天下“君子之國”“不死之國”，誕生了中華文明的君子行為與思想；君子行為與思想在東方夷地的延綿不斷傳承，使得東方夷國有了“不死之國”的稱謂，成為形成中華文明并傳承中華文化的“不死之國”。這是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傳承至今、延綿不斷的古文明的關(guān)鍵所在，是中華文明的根基與搖籃，是孔子向往的地方，是孔子仁義思想產(chǎn)生來源與現(xiàn)實基礎(chǔ)。即使中華文明在歷史發(fā)展中，受到其他文明的不斷沖擊與摧殘，誕生于東方夷地的本土中華文明，也能柢地勃發(fā)，生長修復(fù)土生土長的中華文化與中華文明。正如今天筆者本人的中華文明起源說，雖歷經(jīng)磨難與打擊，也阻擋不了中華文明起源于淮夷之地、產(chǎn)生于東方淮夷之人的中國文化歷史結(jié)論。中華文化將就此復(fù)興于世界文化之林，中華民族將就此輝煌于人類歷史。  “東夷率皆土著，憙飲酒歌舞，或寇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幾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后漢書·東夷列傳》）。東夷之人都是在一地世代定居，土生土長，喜歡喝酒、唱歌和跳舞，頭戴冠弁，身穿絲帛衣服，器物用俎、豆。這就是中國喪失禮儀禮制，而在四夷那里可以找到的原因。蠻、夷、戎、狄總稱為四夷，就好像公、侯、伯、子、男都稱為諸侯一樣。  “夏”字誕生于淮河流域的花鼓燈歌舞，五六十種不同的原始“夏”字是對淮河花鼓燈舞蹈代表動作的不同象形刻畫，是筆者夏文化研究的歷史結(jié)論。時至今日，淮河兒女在進行花鼓燈舞蹈表演時，依然頭戴冠弁，身穿華麗絲帛衣服，載歌載舞，將華夏文化的傳承載體——花鼓燈歌舞，傳承至今，原汁原味地傳承著正宗華夏文化。  雖然《后漢書·東夷列傳》寫作于1600年的南朝時期，但“東夷率皆土著，憙飲酒歌舞”的描述還是將東夷淮夷之地的淮河涂山人民刻畫的生動而真實。喜歡飲酒、唱歌和跳舞，是淮河人民的基本特征。任何時間，如果來到淮河涂山地區(qū)，如果不能夠讓客人喝好喝醉，將是一件很失禮的事情。熱情好客、仁而好生，是淮河文化的人文特征。  “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 《論語·衛(wèi)靈公》「衛(wèi)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xué)也。』」。俎豆是古代祭祀、宴饗時盛食物用的禮器，亦泛指各種禮器，后引申為祭祀和崇奉之意。東方淮夷不僅是孔子仁義思想的來源，也是孔子恢復(fù)禮制，推崇祭祀和崇奉文化器物的學(xué)習(xí)對象。由此可知，“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學(xué)習(xí)傳承華夏文化的真實性與歷史性。  “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幾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后漢書·東夷列傳》是作者專門記述東夷的事情，“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是作者的引述語句，陳述了中國禮儀與東夷“四夷”的歷史關(guān)系，其后的作者解釋部分就是畫蛇添足，背離了歷史，曲解了華夏歷史與文化。“幾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顯然是作者的注釋，為了讓讀者清楚“四夷”的含義，卻是一個原則性歷史錯誤。  中國失禮，要到蠻、夷、戎、狄等四個地方去尋求，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符。蠻、夷、戎、狄在傳承延續(xù)中華禮儀，而中國之地已經(jīng)不知道中華禮儀了？這無論如何也解釋不通，違反客觀事實。以“中原中心”的核心中國，竟然要去沒有文化的“四夷”偏遠之地去尋求中華禮儀，這個“中原中國”的文化自信、自豪、自尊，還能尋找得回來？難道中國禮儀是由蠻、夷、戎、狄四個地方各自貢獻而來？中國之禮儀，難道不是中國之人土生土長形成的中國禮儀？“求之四夷者也”中的“四夷”顯然另有所特指，而非蠻、夷、戎、狄等中國之外的四個地方。 “四夷”“四方”“四國”頻頻出現(xiàn)于中國的傳世文獻典籍及《詩經(jīng)》中。“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四方有羨，我獨居憂”“經(jīng)營四方”“綱紀(jì)四方”“四方來賀”“四方之綱”“豈弟君子，四方為則”“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交亂四國”“四國無政”“斬伐四國” “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等等。在上古國家形態(tài)概念中，“方國”是我們對上古國家的統(tǒng)稱，方也就國，國也就是方，某方某國特指某地地某國。因此，方與國具有相同意義，四方等同四國。當(dāng)“四”作為特定名詞時，“四方”“四國”是同一地名；當(dāng)“四方”“四國”位于東夷淮夷九夷之地時，“四方”“四國”也稱為“四夷”。此種情況下，“四夷”并非是蠻、夷、戎、狄概念，而是專有特定名詞“四方”“四國”的專有稱謂，即“四夷”等同“四方”，“四夷”等同“四國”。 在筆者個人的獨立夏文化研究中，淮河流域的四方湖古城為夏王朝國都，是夏文化的中心，是尹吉甫為官采集《詩經(jīng)》的地方，是淮河花鼓燈歌舞民間傳承的地方，是“憙飲酒歌舞”的東方淮夷之地。四方湖的名稱就直接來源于《詩經(jīng)》中“四方”“四國”稱謂，是青銅器兮甲盤中尹吉甫來到“南淮夷”的“成周四方”。因此，“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的真正含義為：在“中原中心”的中國丟失了中國禮儀時，需要到東夷地區(qū)的淮河四方湖古城“四夷”來尋求恢復(fù)中國禮儀。因為，“四夷”的淮夷四方湖古城是中國禮儀的原生地，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是土生土長的中華文明、中國禮儀。 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求之四方者也，求之四國者也，求之四方湖古城者也；所謂中華文明探源，成之南淮夷者也，成之淮夷土著者也，成之東夷民科個人者也，成之四夷趙輝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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