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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說·第109期
辛丑·立夏
上海是座奇妙的城市，這座在18世紀才被提拔到道臺駐地的縣城，在19世紀中葉，因為國事變遷而意外成為中西交往的“戰場”。這場時而充滿火藥味，時而沒有硝煙卻依然很緊張的文化戰爭，其最終的產物包括上海的城市文化、風貌，乃至人們的語言。
有一個詞，上海人都知道其為何意，“洋涇浜”，指的是人說話不地道，尤其是指弱勢語言群體不夠熟練掌握強勢語言。也有不少上海人知道“洋涇浜”其實也是上海歷史上存在過的一條城市河流，在它的故道上是上海幾乎最寬的馬路延安東路以及它上空的延安高架路。
形容一個人語言蹩腳為何與一條河流有關？或許我們可以從歷史和空間的角度去理解。洋涇浜最初為1843年英國人與蘇松太道道臺政府簽署的《上海土地章程》的英國租界南界。 清朝的地方為省、府、縣三級管理，但在省、府之間還加了一個道，原來是一個專差，比如督辦糧草、海關、兵備，但久而久之成為一個常設官銜，道員也從臨時變成了常任了，類似于省一級的派出監督機構，在各府之上，蘇松太道管轄蘇州、松江兩府和太倉直隸州（級別近似于府）。
欽命監督江南海關分巡蘇松太兵備道宮（為曉諭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諭內關：“英人請求于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許其通商貿易，并準各國商民人等摯眷居住事，準如所請，但租地架造，須由地方官憲與領事官體察地方民情，審慎議定，以期永久相安”等因奉此。茲體察民情，斟酌上海地方情形，劃定洋涇浜以北、李家莊以南之地，準租與英國商人，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所有協議訂立之章程，茲公布如下，其各遵照毋違。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那么租界為什么會產生呢？其實在鴉片戰爭后的南京條約里以及作為補充的五口通商條約里，即約定上海、寧波、廣州等五個沿海城市對外國，尤其是當事國英國開放。但是除了上海之外，其他城市在19世紀中葉已經頗有規模，而且因長期封閉自守的文化，民間并不接納洋人入城。而五線城市上海則有寬裕的城外之地可以租給外國人，雖然也不能入城，但是英國人覺得這種“隔離”或許也不錯。而這種寬裕，也成了上海后來發展的一種紅利。
不過這條河在更長的時間里成了英法兩位世紀冤家之間的界河。1848年，法國人通過時任上海道臺麟桂，取得了英租界與上海縣城之間近千畝的土地，成為法租界最初的樣子。當時，上海的法國人除了領事人員之外只有十名神父，無論如何能租下這么大的土地實在是法國外交的勝利。但洋涇浜則一下子從城外的一條小河成為兩片租界的界河。英國人在北岸筑路，取名松江路。法國人在南岸筑路，一開始叫孔子路，后來也就直接叫洋涇浜路了。洋涇浜兩岸日趨繁華，反倒顯得原先的縣城破敗、擁擠、落后了。可洋涇浜何時用來指代一個人的語言糟糕呢？
洋涇浜兩岸街景
1988年，一位居住在大連新村的叫趙名的上海市民說了一個故事。一位中國女傭對英國雇主說，if you pay me 80 dollars a month, I will eat myself. If you pay me 60 dollars a month, I will eat you.（翻譯成中文是，如果一個月80塊，我吃自己的。如果一個月60塊，我就要吃你的。） 這個恐怖的吃人故事背后是中文“吃”在進入英語時的錯誤處理，而這就是洋涇浜英語的神韻，在英文形態之中，處處是中文的神。
真正的洋涇浜英語，其實時間非常短暫，大約存在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1920年代就幾乎已經絕跡了。其絕跡的原因也在于英文水平的提升。根據錢乃榮的研究，上海的洋涇浜語，語音上帶有上海話的腔調，room發音為loom，常常拖上ee的尾音；此外，語言風貌上，人稱代詞的格很混亂，如I me my一律用作my等特點。還有一些特點
而所謂洋涇浜語言，在語言學上有一個正式的名稱叫皮欽語（Pidgin）。牛津字典上對“Pidgin”的解釋是：a grammatically simplified form of a language, used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not sharing a common language. Pidgins have a limited vocabulary, some elements of which are taken from local languages, and are not native languages, but arise out of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皮欽語是某種語言語法簡化的形式，以便讓無共同語的人相互溝通。皮欽語詞匯一般很有限，許多語言內容取材于各自原始語言，有的語言內容則不來自母語，而是在與說其他語言的人交流時產生的。）而皮欽語（Pidgin）字源則據說也和中國有關，因為剛開國門的清朝人會英語的不多，把Business（生意）說成Pidgin，要說還真有幾分像的，但這發音聽起來像英語里的鴿子（Pigeon）很是滑稽，英國人就把這種有些不倫不類的語言稱為Pidgin了，不過從當初的戲謔開始。生意原來別有琴，洋場通事盡知音。 不須另學英人字，的里溫多值萬金。 這首竹枝詞看似沒有一個英文字，卻有別琴（business）而且還漢語化地加了一個“有”字把洋涇浜用活了，而且還在末句藏了“的里（three）”“溫（one）”“多（two）”三個單詞，而詞句的意思也是勸勸生意人如果不想另學英語，不如多學一點洋涇浜。這些有些俏皮的竹枝詞，多半是教人學英語，或者是別琴英語的。如
試看藍破（lamp）火油燈，焦炭綽歌（coke）哀肆（ice）冰。 更好不如麻（more）倍帶（better），弗侖（friend）到底是良朋 感覺是19世紀的新東方紅寶書。而這些竹枝詞的作者據說確實是一位同文館翻譯叫楊勛（字少坪）的，這些竹枝詞發表于申報，總計約百首。
據說還有這樣的：
清晨相見谷貓迎，好堵有圖敘闊情。
若不從中肆鬼計，如何密四叫先生。
當然了，懂英文的人多了，這種小竅開（trick）也就不稀奇了，這些年有了不少新洋涇浜語，如。 隨著歐美殖民者在亞非拉開拓殖民地，歐洲語言開始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皮欽語，比較著名的如巴布亞新幾內亞的Tok Pisin, 夏威夷的Hawaiian Pidgin，有些則演變為一種混合語，固定下來，稱為克里奧爾語。在美國，有的大學甚至還有某些克里奧爾語的專業，如海地克里奧爾語，佛得角克里奧爾語等。 但洋涇浜作為一種典型的皮欽語，在歲月的長河中很快就煙消云散了。這一方面是因為上海的華人實在太多，不足一萬的英美移民已經在語言文化上沒有什么優勢地位，而越發孤島化。并且許多與洋人打交道的華人也學會了標準的英文，而不需要通過洋涇浜與洋人對話。此消彼長，越來越沒人說的洋涇浜英語自然就消亡了。但是洋涇浜還是通過外來語的方式，在上海話乃至漢語普通話里留下了印記。例如，上海人愛說的“吞頭勢”對應著英文tendency，即事物的發展趨勢，用得惟妙惟肖，說人”“混強勢”即來自英語“One Chance（一次機會）”，符合洋涇浜的演繹精神，說一個人不管不顧把賭注壓在一次機會上。這樣的詞很多，如略帶諷刺的阿木林（a moron）其實英語里的意思更刺耳，而用上海話一說則削弱了幾分貶義。而沙發、冰淇淋等詞匯則進一步滲透到漢語普通話之中。洋涇浜河則在1915年，106年前的五月由法租界公董局和工部局同意填平。兩個租界在幾十間于洋涇浜上修建了十幾座橋梁，但這條窄窄的河道依然是條阻礙城市交通的天塹。填平洋涇浜河之后，兩個租界將這條界路命名為Avenue Edward VII，紀念曾在拿破侖目前下跪致意的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中文世界則命名為愛多亞路。
愛德華七世是維多利亞女王之子。擔任了一個甲子的王儲，但在位僅九年半就去世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原洋涇浜注入黃浦江的河口樹立起了一座勝利女神像，紀念協約國獲勝。
收回租界時，汪偽政府大刀闊斧地將租界內的洋路名悉數改變，尤其愛多亞路改為“大上海路”，可見這條路對于上海的重要作用。
但僅僅幾年后，隨著汪偽政府的后臺日本帝國主義的倒臺，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接管上海后，接受了汪偽政府的大部分路名，但是“大上海路”并沒有予以保留，而是將其納入了以蔣介石的名字“中正”為名的十字型道路，“大上海路”改名“中正東路”。當時，上海已經有了以“中山”為名的環路，這十字型的中正路也看出中正按奈不住要比肩中山的小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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