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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題記 有感于袁隆平先生的辭世，翻出一篇未發表的舊文，說說農業以及其他的事情。2017年寫的，參考了《蘇聯遺傳學劫難》一書。關于“李森科主義”的歷史故事，網上有很多詳細記錄，本文不再贅述。主要側重于評價和反思，延伸出一些虛無縹緲的東西。有不足和荒唐的之處，還請賜教。 二、被懷疑的，不一定是假的 蘇聯歷史上，有許多黑暗與光明的對決。有的勝負值得質疑，比如結論過于主觀，或者只是勝者的一面之詞。另一些，則是板上釘釘的事實——比如科學上的爭論，有絕對的是非曲直。 今天講的，是一個通過政治手腕把科學攪得昏天暗地的故事，雖然幾十年過去了，該沒的都沒了，該矯正的也都掰過來了。但時至今日，他的事跡，卻在逐漸成為一種潮流趨勢，左右著精英決策和日常生活。 開啟這個瘋狂故事的主角，就是特羅菲姆·李森科。他曾經把持蘇聯農業科學多年，甚至對袁隆平先生早期的研究工作，產生了不少錯誤的影響。不過好在袁隆平先生后來用實驗證明了李森科“無性雜交”學說的荒謬，也走上了自己開創未來的道路。 在開始這個故事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孟德爾著名的遺傳學實驗，復習一下高中生物。 孟德爾的實驗對象是豌豆，不同豌豆有不同的性狀，有的高有的矮。把高矮不同的豌豆雜交，得到的后代都是高的，沒有矮的。于是孟德爾再讓第二代豌豆自交，得到的第三代豌豆中就又出現了矮豌豆。 孟德爾據此提出，每一個性狀是由兩個因子（也就是后來說的“基因”）決定的，它們可能相同（純合體），也可能不同（雜合體）。 漂亮的實驗數據證明了孟德爾關于隱性和顯性基因的假設，但是質疑者也是有的。 1936，群體遺傳學創建者之一、英國著名遺傳學家和統計學家費歇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論文《孟德爾的工作是否已被重新發現》。根據孟德爾論文記載的實驗數據，費歇用卡方測驗的統計學方法進行驗證，發現得到孟德爾實驗數據的概率實在太小，嚴重涉嫌實驗數據造假。 1953年，人類發現了DNA雙螺旋結構，證實了孟德爾的理論，或許他在數據上動了手腳，但絕對是遺傳學無可置疑的祖師爺。 在孟德爾備受質疑的年代，絕對的理性和經驗的假設，往往會針鋒相對，爭執不下，在真相最終被揭開之前，是非論斷并不是根據一個標準就能做出的。尤其是對于那種極具前瞻性的，極具開創性的理論，它背后的玄妙精巧，有時候確實難以得到快速的判斷。 于是，這就給科學——這個被人類冠以崇高美譽和景仰的人類寶貴的結晶——留下了一個讓人捉摸不透、混沌不明的時空地帶。 在這個地帶，真理有可能被扭曲，偽科學也有可能被信仰，而科學之外的東西，便成了主宰。 比如，當科學成為一種政治需求。 三、被推廣的，不一定就是真的 這是一根野生香蕉，沒錯，種子特別大。但現在的香蕉是沒有種子的，種下一根超市買來的香蕉什么都長不出來。 幾千年前人類就開始馴化香蕉了，祖先們并不知道孟德爾遺傳學，也沒有基因工程幫助，他們僅僅通過雜交和嫁接就取得了如此了不起的成就。 1930年代的摩爾根-孟德爾遺傳學解釋不了嫁接問題，因為嫁接來的基因沒有傳遞給子代，而是在同代中轉移。直到1959年才發現了水平基因轉移，于是在此之前的近30年間，就出現了一個混沌不明的時代，這也是“李森科主義”的時代。 蘇聯“米丘林學派”的學說，恰恰可以更合理地解釋嫁接現象，并且已經發明和推廣了很多新技術，提高了產量和質量。 簡單歸納就是，李森科堅持生物的獲得性遺傳，否定孟德爾基于基因的遺傳學。 這對一直被農業困擾的蘇聯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在遺傳學發展方向并不明朗的情況下，支持米丘林學派，支持代表人物李森科，既可以看做一種賭博，也可以看做一種大眾心理的默許。所以，只要政策稍微一傾斜，整個國家的農業，就會被這個李森科的理論學說所左右。 科學是錢砸出來的，尤其是這種涉及到國計民生的大問題。 科學研究的發展方向是國家來決定的，而國家根本不會考慮諸如“造福人類”這樣無聊的問題，國家考慮的核心問題是讓自己在國際競爭中勝出，換句話說，科研是為政治服務的，尤其是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 在這種情況下，是花巨資研究沒有什么實際意義的孟德爾遺傳學，從理論角度去完成探索，還是舉國上下直接套用已經有很多“成效”的米丘林-李森科遺傳學，簡直不言自明。 四、李森科這個人 李森科的故事可能并不是像很多人想當然的那樣：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李森科傍上了霸道領袖斯大林，然后把所有不同意自己的人送進了古拉格，當上霸道學閥，走向人生巔峰。 生活在人類社會中的讀者們應該都深有體會，不管你多牛逼，想在N+2領導面前表現自己都是極其困難的，單單是接觸到管理層就已經難上加難了。 對于身為“春化法發明人”的李森科來說，斯大林基本是N+無窮級領導。更何況，他還一直是以為“無黨派人士”。 李森科出生于烏克蘭農村，基輔農學院畢業后，在阿塞拜疆一個育種站工作，在這里，他遇到了蘇聯遺傳學大師瓦維洛夫。當時的青年李森科給瓦維洛夫留下了深刻印象： “高高的個子，干瘦干瘦的，通常是滿身泥巴。他把鴨舌帽隨隨便便地戴在頭上，總是歪在一邊。一句話，完全不注意外表。他睡不睡覺——不清楚，我們下地時，他已經在田里了，我們回來時，他還在那里。總是在那里擺弄他的那些豆科作物，所有的時間都和它們在一起。他對它們關懷備至。他對它們的熟悉和理解真是太透徹了，好象是他能和它們講話，能滲入它們的靈魂之中，他的那些作物'會想’、'會要’、'會愛’、'會痛苦’……” 無疑，李森科是一個精于計算、會表現自己的人，但這并不是什么過錯。 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精于算計的人一般都挺有進取心的，他們充滿干勁兒積極向上，容易得到領導的賞識，于是，瓦維洛夫把李森科確定為自己的“重點培養對象”。 1929年，李森科在瓦維洛夫的提拔下參加了全蘇遺傳學和育種家代表大會，并且得到了發言的機會，李森科飛黃騰達的轉折生涯，就在這第一位伯樂的栽培下開始了。（不過這位伯樂后來因為跟李森科學術意見相左，被送進了古拉格。） 此后的故事，就和其他黑暗時代里，悲情又沉重的故事一樣：好人和聰明人垮掉，小人和荒唐漢冉冉升起。國家和人民，就這么遭了罪。 網上和書上，都記載著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一個農民變成斯大林最器重科學家的故事，一個依靠國家機器將所有質疑科學家碾壓的故事，一個像審判伽利略哥白尼一樣清洗異己的故事，一個因為自己的謬論而誤國勞民的故事。 沒準，這并不單純就是一個瘋狂的農民想要用自己的狠毒與惡心腸來摧毀世界的“魔王啟示錄”，也不僅是無腦的蘇聯官方集體做出的一種反理性反智力的政治運動。 而是一個發自內需和互相利用的必然結果——意識形態需要它，國家需要它，領袖需要它，人民更需要它。 當善于鉆營的“農業鬼才”，碰上意識形態，悲劇就誕生了。 如果所有人的潛意識都在需要它，那么選擇將是多余的。給人希望，給人畫餅，初衷總是好的吧。 但結果，往往會加倍地殘酷。人類歷史又不是第一回栽在“好心人”手里了。 五、偽科學的復興 另一方面，政治正確對于擁有崇拜強權傳統的俄國來說，也正在掀起另一種可笑的偽科學浪潮——當需要用一種強硬的姿態來體現愛國精神的時候，偽科學便借著政治正確，復興了。 比如，名叫 Mikhail Kovalchuk 的物理學家，是普京親朋好友圈中的一員，他在一所核能研究學院擔任院長。這位大神就曾在給俄羅斯杜馬的議員們做報告時，用帶有警告的口吻，提出一個理論，在全球范圍內那些被美國控制的科學精英們，正在研究開發一個新型的'人類亞種'——一個被專門基因改造過的'工蟻'型人種，用來服務其他人，他們不怎么吃東西，也不怎么思想，并且只在下達指令后才會去繁殖后代。 雖然這個離奇的理論聽上去跟實際生活相差太遠，但其背后的民粹主義和反西方陣營力量，卻的確在通過這種方式，獲取政府的資源。 Kovalchuk 作為普京幕僚中，科學家陣營里面一個重要的人物，竟然會鼓吹這種匪夷所思的想法。現實的荒誕，看來遠比我們假象的要猛烈的多。 當然，這其實不算 Kovalchuk 提出的言論中最離譜的，他之前還提到過一種說法，指出美國推行的提倡使用避孕套來預防艾滋病的宣傳，其實是為了抑制俄羅斯的人口，達到削弱俄羅斯的目的。 在俄國與西方關系惡化的今天，對西方的惡毒與對俄國的自負便是一種政治正確，它影響下催生了偽科學一般的理論，雖然還沒到影響整個國家運轉的地步，但這種民粹毒瘤一樣的存在，卻會導致一系列嚴重的問題——比如學術界的腐敗，與對真正有價值科學成就的忽視。 六、政治正確與李森科的幽靈 李森科的政治正確在于，他的出身是一個普通的蘇聯農民，他的理論不是來自實驗室而是來自田間地頭的實干。他符合宣傳機器對于工人階級通過實干帶來生產進步的設定，他的構想也順應了農業集體化的方針。 于是他的理論就成為了： “社會主義的”、“進步的”、“唯物主義的”、“無產階級的”。 所以，科學不科學又有什么關系，只要他是順著政治正確的方向在實踐，那么他就應該被支持。 時至今日，李森科主義的“幽靈”依然存在，它向上可通向當局者心中的幻景，向下也可以直達平民百姓心中的妄想。 與科學的結合，只是這個幽靈為禍人間的表現其一，而它更多帶來的，則是大眾心理的一種混亂。 當沒有人真正關心，科學應該怎樣討論本質上的對與錯，應該質疑怎樣的是與非。人們更關心的，是科學的現實主義價值，科學能帶來什么樣的論調，帶來什么樣的目的，帶來什么樣的人們喜聞樂見的幻景。 當人們用太多欲望與奢望來左右科學，科學本身的美好，就在一點點遠去。 為了那些美好，科學家沒準應該更加'混蛋而純粹'一些。 撰文 | 瘋狂的伊萬、吳韃靼 編輯 | 吳韃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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