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跡曉講 · 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作者：瑞鶴 配圖/排版/校對：循跡小編 全文約7100字 閱讀需要20分鐘 本文首發于循跡曉講 未經授權 不得轉載 很多人寫作文時，不假思索寫出的一句話是“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 在我看來，這句話是有問題的。一則，所謂“科技的進步”，人們可能會陷入更大的悲劇中。機關槍，毒氣這樣的發明，給人類帶來了什么，大家心里也都清楚。二則，在我看來“科技”這個詞本身也是有問題的。 字面意思上看，“科技”指的是“科學和技術”，但在我看來，這兩者并不能相提并論。  ｜圖源于網絡 淺顯一點而言，“修自行車”算是一門技術，一門手藝，但很難說這是科學。而類似古生物學這樣的，那是正經的科學，但又沒什么確實的用處，很難說這是“技術”。類似的案例也還有很多。 嚴格來說，科學未必是有用之物，很多情況下科學的全部意義就是“滿足人類的好奇心”，這算是典型的形而上學（關于形而上學，請參見我寫的另一篇【干貨】：如何正確區分真正的左派和右派？| 循跡曉講），這和注重實用的技術完全是兩回事。 從這個意義上看，所謂“科技”，反映的是造詞者急功近利的心態——當然，這樣急功近利的心態到底好不好，大約是早有公論了，此處不再展開。 言及此，我們就可以把“科學”從“技術”中劃分出來，單獨聊聊“科學”這回事了。至少先把“科學是什么”這樣的概念搞清楚了，我們才可以回答“科學的土壤是什么”，“我怎么看待人文科學”，或者說“怎么看待如今科學家的言論”這樣的問題。01“科學”等同于批判性思維 之前我在寫一篇關于邏輯的文章（參見：正本清源：到底什么是「邏輯，私貨，辯證法」？| 循跡曉講），底下有人留言，說“科學必須有重復性和可重現性”，這個說法猛一看似乎有道理，但仔細琢磨卻不是那么回事。  ｜圖源于《正本清源：到底什么是「邏輯，私貨，辯證法」？| 循跡曉講》 按照這樣，古生物學、地質學之類的學科似乎都不能叫做科學了，因為“反正不能再造一個地球，去重現過去的事情嘛”。 事實上，科學的必備素質，不是“重復性”，而是“可驗證性”。在這個意義上講，“重復”當然是驗證的一種手段，但決不是唯一的手段。 認真說起來，所謂“科學”，是一種針對理論的態度。這樣的理論，本質上是基于邏輯的因果推理，比較或類比關系（這在我寫邏輯的文章里寫過了，不再贅述），以及這些邏輯關系編織的網狀結構。 本質上講，任何的理論都可以被提出，比如“大一統就是好”、“瑞鶴是混蛋”、“水可以變汽油”、“阿森納是不可戰勝的”，甚至“構建一個虛擬的世界”，等等等等。 對于科學而言，對于這樣的理論，一個很重要的態度就是“用事實去驗證”。這個過程具體來說是這樣的——任何理論都可以推斷出，或者預測出點什么，而科學的態度，核心的一關就是“用事實去驗證這個推斷是不是靠譜”。  ｜從左到右：解釋（類比）→理論、假設、解釋、模型→預測→證據、事實、資料、觀察 瑞鶴供圖 這在很多偵探故事里都有體現——如果兇手是某某人，那么某某人身上可能會帶有某些痕跡，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去找預測中的這些痕跡是不是真的存在。 在研究自然的學問中，這樣“用事實驗證理論”的思維是“如空氣一般自然的存在”。 18世紀之前，關于物質為啥會燃燒，燃素學說一度“看起來似乎解釋了不少東西”，但是如果這個學說是對的，物質燃燒之后質量會減少而不是增加，關于這一點，法國人拉瓦錫做燃燒實驗的時候怎么做怎么不對，“怎么物質燒過之后質量增加了呢？”這和基于燃素學說的預測并不一致，于是拉瓦錫只好質疑“是不是燃素學說出了問題”——這是近代化學的開端，也是科學思維的典型寫照。 這種“用事實驗證理論”的思維方式，本質上也叫批判性思維，這是全部科學思想的核心。如果往前再推一步，理論本身的提出也不能是隨便說的，必須要有“對證據的解讀”。 這樣一來，在科學視野里，理論來自對事實的解讀，又終于被事實所批判。而很明顯，為了確立一個理論，人們需要至少兩個互不相干的證據——這也就是人們在論證時“需要找不同理由”的根本原因，這其實就是科學思維的一個小小運用。  ｜阿爾弗雷德·魏格納（1880年11月1日-1930年11月2日），德國氣象學家、地球物理學家，“大陸漂移學說之父”。圖源于網絡 講一個地質學上的案例。 大陸漂移假說一開始是德國科學家魏格納住院時盯著地圖看，忽然發現“怎么南美和非洲可以嵌在一起”，于是提出了“現在的大陸可能是過去連在一起的”理論。 為了驗證這個理論，魏格納和很多科學家在找不同的證據，比如二疊紀冰川擦痕的一致性，諸如中龍和水龍獸之類的古生物在當時的地理分布（注意這些證據是彼此獨立的），等等等等。 當且僅當這些證據都和“大陸漂移”的學說相一致的時候，大陸漂移的學說才可以被人接受——再說一遍，科學要的不是“重復性”，而是“用事實檢驗理論的機會”。 這樣看來，科學領域的重大突破可以歸于如下幾個領域： 其一，通過觀察和實驗質疑了舊的理論，甚至推翻舊的理論，提出新的理論。這樣的突破但凡做出，一定是某個領域劃時代的事件，比如普朗克提出量子論，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達爾文提出進化論，古生物學界的“恐龍革命”，有機化學領域的前線軌道理論，等等等等。  ｜切克施洛夫（尤卡坦）撞擊坑 圖源于網絡 其二，用舊有的理論解釋了一些過去無法解釋的現象，解決了一些所謂的“世紀難題”。比如地質學家阿爾瓦雷斯父子通過白堊紀末期地層中銥元素含量不同尋常的高，推斷出“那會兒應該有一顆巨大的小行星撞上了地球”，最后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島找到了那個“切克施洛夫撞擊坑”，就是這樣的典型案例。類似地，像宇宙大爆炸理論，同位素測年的原理和應用，都是“用成熟的理論解決了某個固定的理論難題”。 其三， 以成熟的理論去做出一些應用的創新，各種發明創造，這方面的案例太多，就不再說什么——飛機上天所需要的各種基本的力學理論，包括伯努利方程，都是在19世紀就成熟的，但一直要等到20世紀初，飛機才可以被發明出來——事實上，類似的技術創新是需要深厚的理論基礎，不太可能在什么都沒有的情況下“忽然就發明出許多東西來”。 類似“彎道超車”的想法有很多時候都會變成“彎道翻車”，這應該是智商在線的人都會承認的罷。 當然，這一切的前提，就是那個“用事實驗證理論”的批判性思維，也就是科學精神了。多說一句，我自己過去教學生美國高考，他們的閱讀文章里會非常著重考察學生的這種科學精神，所以，涉及到“天文，地質，考古，古生物”一類學術氣息濃厚的文章，是他們閱讀考察的重點。 換句話說，在西方人看來，批判性思維是一個合格公民的基本素養，但是很遺憾，這樣的素養在我見到的絕大多數學生這里，都是缺位的。02科學的土壤是什么？ 如果我們明白“科學和批判性思維是一回事”的話，就可以談談“什么樣的地方科學才能獲得長足發展”的問題。 既然批判性思維的核心就是“用事實去檢驗理論”，那么最起碼的，允許科學發展的環境里，人們獲得事實不應該有明顯的障礙，而且檢驗理論的只能是事實，不能是別的，這就要求比較寬松的社會環境和政治氛圍，至少政審“絆腳石”不應該嚴重到無法忽視的地步。  ｜特羅菲姆·李森科（1898年9月29日—1976年11月20日） 圖源于網絡 這方面的反例是非常多的，這其中，前蘇聯科學家李森科用政治派系斗爭樹立權威，毀掉前蘇聯遺傳學發展的故事非常典型。 關于遺傳的問題，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已經由孟德爾，摩爾根等科學家闡述了基本原理，并被大量的實驗所證實。而李森科本人在蘇聯國內，卻宣稱西方遺傳學家是蘇維埃人民的敵人，并借此打擊異己，在蘇聯國內依靠行政權力去推廣自己所謂“春化處理讓農作物增產”的方法，雖然各種證據都在表明，春化處理過的農作物沒有什么明顯的增產。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李森科達到了個人威望的頂峰，他的反對者要么被逮捕，要么被迫噤聲，李森科本人也在1935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1948年，李森科在會議上宣稱， 自己的生物學是 “社會主義的”、“進步的”、“唯物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而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則是“反動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資產階級的”。  ｜格雷戈爾·孟德爾（1822年7月20日-1884年1月6日），奧地利帝國生物學家，神父，遺傳學的奠基人 圖源于網絡 經斯大林批準，蘇聯正統的遺傳學被取締了。李森科在大會上宣布，這次會議“把孟德爾—摩爾根主義從科學上消滅掉，是對摩爾根主義的完全勝利，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是偉大的節日”。 這次會議之后，李森科在蘇聯學術界的地位算是確立了，但是蘇聯的遺傳學就遭遇了滅頂之災。直到1965年，赫魯曉夫下臺之后，李森科在學術上的靠山倒了，他的遺毒才得以肅清。 1976年李森科去世，英國生物學家達令頓在《自然》雜志上發了一個簡訊，題目言簡意賅——李森科是騙子么？這樣的設問句題目算是為李森科蓋棺定論了。 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許多政治強人和商業大佬試圖用個人的意志去改變科學，其結果要么是悲劇，要么是鬧劇。 控制論的創立者諾伯特·維納說：“科學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只在人們具有信仰自由的時候才能繁榮起來。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從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這種假信仰而建立起來的社會必然會由于癱瘓而導致滅亡，因為在這樣的社會里，科學沒有健康生長的基礎。” 當然，除了自由的條件，科學本身的產物，其核心是一些高度復雜的邏輯思想，所以，科學可以取得長足發展的地方，邏輯學應該不能太差，另外，考慮到“科學和邏輯學都是沒什么用的東西”，那么，科學長足發展的條件，最起碼要有發達的形而上學的傳統（關于形而上學，我在自己講左派和右派的文章里提過，簡而言之就是“沒用但有意義的事情”，科學，宗教和藝術都屬于這個范疇）。 當然，再往前推一步，可以讓人不為“有用”，“生存”之類的東西發愁，那起碼平常人的生活要能過得去，而不至于“內卷到天天996只能圖溫飽”。 這些條件，對于古代中國而言，很不幸，都是不具備的。不但不具備，甚至連具備的可能性都不會有。“利出一孔”的國家架構，商君書的弱民之術，無法得到保障的私有財產，以及誰也不知道什么時候啟動的治亂循環，都會讓普通人認真研究點什么無比困難。  ｜ 圖源于《正本清源：到底什么是「邏輯，私貨，辯證法」？| 循跡曉講》 另外，講到邏輯，之前有人留言說“中國古代也有邏輯”，關于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邏輯本身是自然的因果推理的外在形式，不管中國還是別的國家，自發地發展出邏輯，毫不奇怪”。 但問題在于，就算中國古代有邏輯，那不也沒保存下來成為大家議論時的基本工具么？ 認真追究起來，邏輯是一種“正常人都可以接受的東西”，那是全人類普適的語言，所以需要用邏輯的地方，至少是公開辯論的場合。 而古代的很多辯論，很多情況下是憑借著君王一人的好惡來決定勝敗的，這種時候，怎么取悅一個獨特的人，而不是怎么讓所有人信服，這就成了古代中國辯論的全部目的，在這種情況下，需要費腦子的邏輯自然不討喜，反而是那些修辭，類比，降低智商的各種操作大行其道。 在這種情況下，指望中國古代發展出科學，那真是太難了。  ｜ 圖源于網絡 當然，說到中國古代，很多人，包括教科書上，也都在寫著，中國早在XX年前就發現了XXX，早于西方XXX年。 可問題是，如果沒有科學的思想，就算發現了一些東西，那也只不過是一些很零散的事實，這些事實沒有被邏輯的網狀理論所考慮，終究只是零散的事實罷了，離科學相距甚遠。 英國科學家李約瑟有個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大概是這樣的——“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么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在我看來，回答這個所謂的李約瑟難題，最恰當的答案也許是美國國父亞當斯的名言——“我必須研究政治和戰爭，因此我的兒子們能夠學習數學和哲學。我的兒子們應該學習數學、哲學、地理、博物、造船、航海、商業和農業使得他們的孩子們可以學習繪畫、詩歌、音樂、建筑、雕塑、織物和瓷器。”03我怎么看待人文科學 我不打算在這里繼續展開自然科學的話題，反而愿意花時間談談人文科學。很多人以為，人文的東西和科學是相抵觸的，這其實是個誤會。 如我所言，科學本質上就是“用事實驗證理論”的批判性思維，這種東西在人文學科里也一定是要用到的，那這么一來，人文學科跟科學絕非絕緣。 當然，如果人文領域需要用科學精神來指引，那些“科學必不可少的土壤”在這里也是必需品，比如自由的氛圍，嚴謹的邏輯，等等等等。用大白話說，最起碼的“實事求是”，那也是必須做到的。  ｜ 圖源于網絡 然而，僅僅這一點就很不容易做到。前一段時間貌似有中國學者提出中國人似乎并非起源自非洲，引來一片吐槽。我想大家吐槽的并非是這個觀點本身的荒謬，而是這個觀點附帶的一大堆先入為主的意見，比如“民族自信”啦，“緊跟形勢”啦，諸如此類。 正經的學術，除了證據什么都不能講，這些顯然超出了證據的范疇，被吐槽也算正常的。 再或者說，都說“五千年文明古國”，問題是中國歷史到底有多久？最早的那些歷史，所謂炎帝黃帝，果然真有其人？神話傳說難道真的能作為證據？或者再具體一點，真的有夏朝存在？ ｜ 王城崗龍山文化二期城址與東周陽城城址位置圖 瑞鶴供圖 這個問題據我所知在考古學界是存疑的，很多學者（譬如張光直）對這個是避而不談的態度。在河南登封二里頭和王城崗的確是發現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遺存”，但這些考古發現一般界定為龍山文化，不太有人說這是夏朝的東西。 順便說一句，似乎在20世紀之前，商朝的存在也是存疑的，直到河南安陽殷墟的發現。有了確鑿的證據，“世界上存在過商朝”這么個假說馬上就被承認了。 學術研究中有太多“先入為主的想法”，于我所見，這些先入為主的想法多是虛榮心和功利心，不論是個人還是國家層面。如我所言，學術是一個形而上的范疇，在學術的領域里，除了證據，研究和理論，并無其他。 但很不幸，人文學科里，學術收到的干擾比自然學科要大很多，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很多人會認為“人文學科算不得科學”。 ｜ 圖源于網絡 但是，比“人文學科算不得科學”更可怕的，在于知識分子們的譫妄。概括點說，知識分子本能上不僅僅要提出理論解釋世界，還非常希望用自己的理論去改造世界，在人文領域，這樣的知識分子希望改造的，是一個在他們看來不完美的社會，而他們設想著，有了科學的指導，一個完美的烏托邦是可以建成的。 如諸位所知，科學本身并不是萬能藥，但很多人以為，相信了科學，就能讓自己的一切事情得到完美解決，這其實是一種迷信（凡是罔顧事實，盲目相信什么的，都叫迷信）。更何況，如果要改良社會，不付出代價似乎不可以，而很多情況下，“科學”就成了讓人付出代價的好借口。 所以，20世紀的歷史，很大程度上是知識分子以科學之名，踐行自己野心，并在人間造成巨大災難的歷史。當然，這樣的歷史大概率還會重演，因為“人類從歷史中獲得的唯一教訓，就是一無所獲”。 也因此，我會看到人文領域內聲稱自己“有針對某事科學的解決方案”之人，抱有本能的警惕。 既然如此，那么人文，尤其是歷史，其意義又何在呢？ 我之前跟友人寫信提到了這些，大概是這樣的——“全部的人文學科，或者直接，或者間接，都需要回答'什么是人性’這個嚴肅的問題。歷史學不像文學，心理學那樣，試圖直接給人性一個定義。但是，歷史學的意義在于，它最大程度上真實地記錄了人性特點的后果，我們可以通過這樣的真實后果去窺探，真實的人性是什么樣子的。這是我可以接受的一種對人性的還原，在這樣的還原之下，人性并不完美，且這樣的不完美無藥可救。更悲哀的是，任何試圖改變不完美人性的行為，都會導致更大的災難。這就是歷史學對我的全部意義了。”04怎樣看待如今科學家的言論？ 講到這里，可以順便談談我對“科學家言論”的看法。其實也很簡單，既然科學意味著“用事實去檢驗理論”，而科學家說的話又屬于理論的范疇，那么自然，檢驗科學家說的東西，唯一的判斷標準就是事實，而不是這個科學家的名望。 所以，當很多人說“我有科學的態度啊，你看科學家誰誰誰都說了，你還不聽么？你這不是反智么？”的時候，其實說這話的人是在迷信個人，往難聽點說，叫個人崇拜。 科學家當然是有可能犯錯的。有些這樣的錯誤是在所難免，或者時代局限（比如達芬奇限于當時的觀測條件，分不清速度和加速度的區別），而有些呢，可能就是有意為之了，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可能是政治派別，學術門閥，也有可能是金錢利益使然。 畢竟，現在科研的很多領域非常燒錢，科學家也不是圣人，無法做到“拿人錢財而完全不受影響”。 ｜ 圖源于網絡 比如說，最近有本書，叫《流浪貓戰爭》，作者似乎是和觀鳥協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書里，作者用各種數據表明流浪貓是美國鳥類和全球鳥類的殺手，按照作者給出的數據，美國流浪貓一年捕殺的鳥類數量，似乎比全美國的鳥類數量還多。當然，即使有這樣的數據硬傷，這本書已經在動物保護領域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作者的目的，也很難說沒有達到。 畢竟，科學的理論是基于對證據和事實的解讀。同樣的事實，人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就會有不同的解釋。 流浪貓的事情可能在很多人看來不算什么，另一個可能大家都聽說的概念，叫“全球變暖”。 全球平均氣溫真的在升高么？數據表明似乎是這樣。那么，這樣的升高原因是什么呢？至少目前沒有決定性的證據證明，這樣的“全球變暖”和人類工業活動之間存在強關聯（別忘了，理論是基于立場對證據的解釋，立場不同理論就不一樣）。如果把這樣的全球變暖解釋為小冰期結束之后的自然規律，是不是也解釋的通？ ｜ 圖源于網絡 另外，雖然環保組織一而再再而三地說，全球變暖讓南北極冰蓋消融，北極熊餓的皮包骨頭，非常可憐，但和這些說法相反的證據也在一直浮現。 所以，不能說“反對全球變暖”就是反對科學。在這個問題上，所謂“科學家的意見”，確實應該謹慎地被聽取。 也許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之一在于，科學研究的門檻比較高，普通人看著那些圖表就煩，所以科研領域內的人們想要愚弄外人，還是很有可能的。 站在這個意義上講，科學家的話當然不等于科學。《國際歌》的歌詞中有一句，“從來就沒有救世主”，那么科學過去不是，現在不是，以后也不可能是救世主，指望著用科學去解釋一切，解決一切，這樣的妄想注定落空。 說到底，科學只不過是一個自由的公民看待世界的方式罷了，這種方式或許很累，但總有一些場合，科學的思維方式是值得的，至少比“相信點什么”要來的靠譜，如此而已。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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