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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憲宗是在激烈的政治斗爭中即位的。這位年輕的皇帝，為改變藩鎮割據局面，敢于正視和改變不利因素，積極利用有利條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條件基本具備的情況下，開始了掃平藩鎮割據的戰爭，揭開了安史之亂以來唐朝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頁。
一、內政修明
唐廷要削平藩鎮割據，中興大唐帝國，必須具備雄厚的經濟基礎，只有這樣，才能滿足戰爭的巨大消耗。在這方面憲宗的祖父德宗皇帝已經做了一些初步工作。德宗在貞元時期，不遺余力地斂聚錢財，無論是朝廷官員獻媚的上供，還是名目繁多的藩鎮進奉，都一概收納積貯。這樣，德宗20年的貯財所得，為其孫憲宗皇帝實現中興愿望提供了一定的物力和財力。
對于德宗這方面的貢獻，《劍橋中國隋唐史》第八章評論說：
“當恢復中央權力的奠基人憲宗在805年登上皇位時，憲宗的的確確發現，他采取強有力的政策所需要的制度手段以及財政、軍事資源基本上已經具備，這應歸功于德宗不事聲張和堅持不懈的努力。”
憲宗繼位之初，繼承了其祖父遺志，為平定藩鎮割據繼續積貯財力。
憲宗除繼承德宗朝全部積貯財貨之外，他還廣收諸道進奉，如元和五年(810年)十一月，接收河東節度使王鍔進奉30萬緡；八年八月，汴州節度使韓弘進絹500匹；九月，淮西節度使吳少陽獻馬300匹；十四年五月，涇原節度使王潛進奉銀3000兩，絹帛5000匹；七月，韓弘進絹帛2.5萬匹、絁3萬匹、銀器270件。
在平定叛鎮后，他還沒收其財物和產業收入入內庫，如對四川劉辟、浙西李锜等，都是如此。對于憲宗熱衷于聚財，朝臣中不少人頗有異議，如李絳就曾對他提出過勸諫。憲宗聽后感慨地說：
“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從憲宗這番話中可以看出，他聚積資財的目的，就是為了削平藩鎮割據，收復河(治今甘肅臨夏東北)、湟(即湟水，今青海東北)失地，恢復大唐的統一和繁榮昌盛的局面。
除了以上聚財辦法外，其主要措施還有：
1、加強稅收，廣開財源
唐朝兩稅的征收，采取的是一分為三的辦法，即上供、送使、留州。諸道往往想方設法多留賦稅，減少上供部分。元和六年(811年)，宰相裴垍“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觀察使，仍以其蒞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然后許征于支郡。其諸州送使額，悉變為上供”。
這樣，就把諸藩鎮所管支郡送使錢物變為上供，削減了地方收入，使更多的財力成為國家的削藩之資。原先賦稅的征收，全都由地方州郡征收。元和六年(811年)以后，設立了江淮以南兩稅使、荊衡漢沔東界彭蠡以南兩稅使、三川兩稅使、山南西道兩稅使等機構，統轄于度支，具體負責各地兩稅的征收，使朝廷牢牢地掌握住了主要稅種的征收權。
唐朝自大歷末年經劉晏整頓財政后，“通天下之財，而計其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過半”。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實行兩稅法后，收入增至“一千三百五萬六千七十貫，鹽利不在此限”。則除鹽稅外，稅收增加在一倍以上。到憲宗統治初期，收入還有所增加，“元和兩稅、酒、斛斗、鹽利、茶利總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從而使朝廷掌握了大量財富，具備了討伐叛鎮的經濟實力。
2、重視興修水利，鼓勵植桑種田，發展農業生產
憲宗元和時期，鼓勵各地官吏大抓水利興修，勸課農桑，如常州(今屬江蘇)刺史孟簡奏請挖浚古孟瀆，憲宗準奏，結果開渠41里，得沃田4000余頃，百姓富足。魏博節度使田弘正、鄭滑觀察使薛平奏請開挖古河，結果挖掘古河南北長14里，東西寬60步，深1.7丈，根除了自天寶以來當地的黃河水患，保證了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
靈武節度使李聽上奏疏通境內古河道，擴大溉田千余頃。憲宗還下詔鼓勵植桑，規定各州縣沒有種植桑樹者，每畝地植桑兩棵，地方官員必須親臨督促察看，并且禁止砍伐桑林，年終上表奏聞。憲宗重視發展生產，雖然是為了增加財力，以圖中興，然在客觀上對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卻起了較積極的影響。
3、提倡節儉，嚴懲貪官
憲宗統治前期，非常節儉，宮中用度大大壓縮，并退還四方進獻的歌舞妓樂。如元和四年(809年)，江南饑旱，憲宗命使南下賺濟饑民說：
“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游山而已。”他還對其他朝臣強調：“儉約之事，是我誠心，……唯當上下相勖，以保此道，似有逾濫，極言箴規，此固深期于卿等也。”
同時，他對貪官污吏嚴加懲處。元和四年十月，討伐王承宗時，于皋謨、董溪為行營糧料使，兩人貪污各數千貫錢，憲宗下令免官流放，后處死，其部下主要僚屬也受到懲處。其后，憲宗還多次懲處貪官，維護國家法紀，整肅了官吏作風。
4、重視轉運渠道的暢通，牢牢控制東南財源
唐朝政治中心在北方，安史之亂后，財賦收入主要依賴東南地區供給，因此，如何運輸這一帶的財賦極為重要。劉晏在代宗時對清運工作進行了不少改革，奠定了較好的基礎。以后韓滉、杜佑、韓洄等人做了不少工作。
憲宗時曾有多人主管過轉運使得工作，其中以李巽的成績最為突出，他在劉晏的基礎上，把轉運效率提高了3倍。由于李巽能從東南運輸更大量的財賦到關中，加強了朝廷的經濟力量，才使憲宗能制訂和實施對叛鎮的討伐戰略。
憲宗時的宰相李吉甫所編的《元和國計簿》記載說：“每歲賦稅倚辦止于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當時全國有軍隊83萬人，大致兩戶人家要負擔一個兵卒的費用，負擔是非常沉重的。
所以，唐朝對東南財源地的控制非常重視，努力將這一地區牢牢地置于朝廷直接領導之下。對這些地區節度使、觀察使得任命，皆以儒學道德之士充任，很少任命武人，以便保證這一地區長期穩定地聽命于朝廷。
正由于憲宗元和前期的努力，長年的日積月累，為后來大規模的平叛戰爭準備了充足的財貨。元和七年(812年)，魏博鎮回歸朝廷，憲宗一次從內庫調發財貨150萬貫賞賜軍卒，并說：“朕所以惡衣菲食，蓄積貨財，正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
以后大舉討伐淮西、鎮冀諸鎮，歷次調發庫藏財貨，總數達5361萬貫匹，有力地支援了削藩戰爭。
二、唐憲宗削藩的謀略
憲宗平定割據藩鎮的戰略，總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采取先近后遠的戰略，即先穩固鄰近藩鎮和東南財賦重地，而后進取河朔。
憲宗在元和元年(806年)、二年(807年)，連續削平西川劉辟、夏綏楊惠琳、鎮海李锜的叛亂。這樣，就穩固了后方基地，并把西川、東南財賦重地始終牢牢地掌握在朝廷手中。
憲宗之所以能夠順利地獲得削藩的初步勝利，用李絳的話說，是
“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辟、李锜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辟、锜徒以貨財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
憲宗正是基于這樣的分析，大膽用兵，獲得了成功。
這次削藩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德宗中后期對藩鎮采取姑息政策，使許多節鎮一直處于一種半獨立狀態，朝廷不敢輕易用兵，威望空前低落。此次勝利，一方面打擊了割據藩鎮的氣焰，同時也增加了朝廷威望和憲宗討平叛鎮的決心，為進行更大規模的削藩平叛斗爭奠定了基礎。
2、采取先易后難、緩急相宜的用兵方略。
憲宗時期河北諸鎮是最大割據者，危害國家最烈。元和四年(809年)，成德鎮王承宗在其父王士真死后自為留后，憲宗欲革除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不從王承宗的請求，興兵征討。但是，成德鎮“南有魏博以為之障北有幽、燕以為之援，東有淄青以為率然之首尾”，所以，“若當時之最宜緩而不可急攻者，莫恒、冀(即成德鎮)若矣”。
憲宗聽不進正確意見，遣兵討伐成德，勞民費財，沒有功效。后來，聽取李絳等人意見，改變戰略方針，確定了先攻取淮西、淄青，后攻取河北的方略，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因為“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淄青鎮的情況是“南接淮、海，而西與燕、魏相懸千里，勢不足以相救”。
果然在唐軍掃平吳元濟后，諸鎮震恐，成德鎮王承宗派人帶二子至魏博鎮，通過魏博田弘正向朝廷說情，“求入侍，且請歸德、棣二州，入租賦，待天子署吏”。淄青李師道也請求遣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李師道后來反復無常，朝廷派軍征討，終于平定了割據54年之久的淄青鎮。
在這兩鎮平定不久，成德王承宗憂懼而死，盧龍鎮劉總怕朝廷討伐，削發為僧，魏博鎮此前已經歸順。至此，跋扈60余年的河北諸鎮，皆告平定。
3、實行以藩滅藩，以群藩伐一藩的策略。
安史之亂后，唐廷在中原大量設置藩鎮，實行以藩御藩的策略。到唐憲宗元和年間，有所變化，即利用藩鎮割據局勢的變化，采取了以藩滅藩，各個擊破的新方針。憲宗削藩主要利用的是各個藩鎮的力量，如討伐四川劉辟，令神策軍將高崇文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共同出兵；討鎮海李锜，令淮南節度使王鍔為招討使，征宣武、義寧、宣歙、武昌、淮南等鎮兵共同征伐；伐淮西吳元濟時，出動了宣武、大寧、淮南、宣歙、山西東道、魏博、荊南、江西、劍南東川、武昌、東都、義成等十幾鎮兵馬，同期進討；伐淄青李師道，出動了義成橫海、宣武、魏博、武寧等鎮兵馬。
憲宗實施以藩滅藩策略，堅持令出朝廷、利用矛盾、周密策劃的原則。當時的藩鎮，尤其是河朔諸鎮，雖然其勢已衰，然仍擁有相當的實力，他們自相擅襲已久，互為依托，以求自固，一方面既奉朝旨，一方面又聯合鄰藩，各圖兩全之策。
唐廷的削藩之策，一旦策劃不周，則可能弄巧成拙，反被叛鎮利用。所以，唐廷在吸取以往教訓后，精心研究策劃，利用藩鎮之間的矛盾和對朝廷的畏懼心理，加以引導、利誘、威脅，促使他們互相監督，相互爭功奮戰。
同時，朝廷嚴控指揮大權，行止之命必出朝廷，不使諸鎮兵遷延觀望，相互自保。比如元和十三年(818年)，伐淄青李師道，魏博鎮請求從黎陽(今河南滑縣東北)渡黃河。朝廷怕諸軍進退不一，互相觀望，命其軍從揚劉(今山東東阿北楊柳村)渡河，待諸軍到達指定位置后共同進兵，因而擊敗了淄青兵。
4、實行重資收買、籠絡分化的策略。
跋扈藩鎮之所以能擁兵自重，是因其擁有強大的武裝，這些軍士大都是世代為伍的職業兵，以軍資為養家之費，故節帥們多采取傾財散施的辦法，來爭取軍隊的擁戴。唐廷在削藩過程中針對這個特點，不惜重資，優賞諸鎮兵，換取他們的支持，使之聽從朝廷的調遺，從而瓦解藩鎮勢力，加快削藩步伐。
如為使魏博鎮歸順，動用150萬緡巨資賞賜，6州百姓免除賦稅一年。“軍士受賜，歡聲雷動”成德、淄青等鎮人聽說后，嘆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對其他藩鎮之人產生了一定的吸引力。為犒賞諸鎮兵出征，朝廷也每每花費巨額財貨，這類事例在記載中，屢見不鮮。
在武力征伐、金錢收買的同時，憲宗對某些節帥也利用姻親、加官晉爵或賜以姓氏等辦法，進行分化拉攏。如以普寧公主下嫁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頗之子，賜魏博田興之名為田弘正，授宣武節度使韓弘為司徒、平章事等，都收到很好效果。
使田弘正忠心奉國，在平定淮西、淄青之亂中建立功勛；韓弘為使相后，沒有協助吳元濟叛亂，反而出兵協助朝廷掃平叛鎮。
三、唐憲宗削藩成功的歷史作用
憲宗元和時期的削藩戰爭，歷時14年之久，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唐廷的威望有所提高，出現了自安史之亂以來前所未有的統一局面。清代學者翟藹評論說：
“憲宗立，平夏、平蜀、平吳、平淮西、平淄青，宏正入朝，承宗削地，劉總歸命，恢然中興之美也。”
現代史學家岑仲勉說：“憲宗英武，視肅、代、德三宗稍勝，故元和之治，凌駕中唐。”他們對憲宗朝削藩戰爭的勝利，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憲宗元和時期一系列削藩戰爭的勝利，提高了朝廷的威望和地位，使朝廷政令一時通達全國，人們夢寐以求的蕩平藩亂、恢復一統的愿望初步實現。元和十四年(819年)三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上奏說：
“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余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并令刺史領之。”
此議得憲宗的贊同。
次月，下詔令諸道節度使、觀察使、都團練、都防御、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并歸本州刺史統領。這樣就大大提高了州刺史的地位和權力，減少叛亂割據的因素。這個措施也只有在掃平藩鎮叛亂后才有可能推行。
在勝利的形勢下，各地藩鎮紛紛遣使進貢，有所謂“助軍”、“賀禮”、“助賞”等名目。不少強鎮的節帥要求留居京師，如宣武節度使韓弘、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等。盧龍節度使劉總，“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心中恐懼，上表乞求允許棄官為僧。在憲宗末至穆宗初年，國家政令基本暢通，即使在河北地區也是如此。朝廷上下，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但是，也要看到“元和中興”的局限性。憲宗在削弱藩鎮割據的基礎方面，雖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僅限于提高刺史的地位和權力。而節帥們專擅財賦的情況并無改變，仍然掌握有本道的財政、軍大權，這樣他們仍具有募養職業兵的可能，節帥的兵、財政三權不去，藩鎮割據叛亂的基礎就仍然存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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