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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隋唐時期，是長安和洛陽并立成為中國政治中心的最后一個歷史時期，本文通過對這一時期中，具體情況的對比和分析，得出長安在隋唐時期的地位總體仍較洛陽為高的結論，并就政治因素、軍事因素和經濟因素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關鍵詞：隋唐，長安，洛陽，地位對比 隋唐時代是長安與洛陽并立為中國政治中心的最后一個歷史時期。一般認為，這兩座都城各有其重要的地位，長安位于關中平原，自古為帝王之鄉；而洛陽則位于傳統中國的天下之中，也是一座古都。隋唐時期，長安和洛陽曾經并為國都，但在不同歷史時期，兩京的地位并不相同。本文擬就隋唐時代長安與洛陽的地位作一對比研究。 按照政治中心所在的具體情況，可以大致將隋唐時期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北周丞相楊堅于581年滅北周，建立隋朝，次年遷都大興城。由于西魏、北周以來，建立在關隴貴族集團之上的各王朝都以關中為根據，逐漸向外擴張，趁侯景之亂后南梁混亂的局面奪取蜀地和荊襄，并滅北齊而統一北方，因此，楊堅在此基礎上，仍以關中為根本，在建隋之前，就毀掉了鄴城；隋滅陳以后，又毀掉六朝古都建康城，目的都是消除地方的割據分裂隱患。隋文帝同時加強中央集權，一改魏晉南北朝乃至東漢以來地方豪強大族壟斷地方權力的局面，改革政治制度、檢括戶口。隋文帝加強中央權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營建規模宏大的大興城，都城遷址但不遷離關中，府兵的軍府集中于關中地區，加強關中的戰略地位，仿效秦和西漢的先例來統治天下，實現了“開皇之治”的局面。
隋煬帝為了能夠統治全國，使四方貢賦都能輸運至國都，也是為了方便后來他對四方的巡游和戰爭，將都城遷至洛陽[1]。不過也不排除這樣一種可能：隋煬帝似乎是想證明自己是三個地區的共主，彌平關隴、關東和南方的矛盾，因此需要一個相對距離三地都不遠的地方作為首都。洛陽位于華北平原中部的西側，隋煬帝利用曹操在河北所開運河、古汴渠、古邗溝、古江南河等舊有運河，征發丁夫開鑿連通南北的隋朝大運河。洛陽城上游，則利用洛河構成皇家苑囿。盡管這一時期中間隋煬帝曾幾次到涿郡指揮征伐高句麗，但其根本仍在洛陽。洛陽附近有興洛倉、含嘉倉等大型倉庫，貯藏著充盈的谷物。 大業八年（612年），楊玄感起兵反隋。隋煬帝得知楊玄感攻占洛陽后，十分慌張，因為洛陽地處中樞，將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穩定，因此派大軍去鎮壓楊玄感。楊玄感則在攻取洛陽后，沒有作長遠的計劃，也沒有根據地。有人勸他西進關中，這實際是一個良策，但當時的形勢卻不利于繼續進攻關中，因此最后楊玄感被各路隋軍擊敗而死。這說明洛陽在軍事上仍有很大缺陷。盡管洛陽處天下之中，被攻占后政治影響很大，但另一方面，此時的洛陽四通八達，一座孤城易受到四面攻擊。當時西面的代王、北面的屈突通，都來進攻，楊玄感當然支持不住，就像他從黎陽前來奪取洛陽輕而易舉一樣，隋軍收復洛陽也輕而易舉。而當時隋軍尚強，還沒有到土崩瓦解的狀況，因此楊玄感除了在洛陽造了一次反外，本身并沒有收到多少實效。這無疑給后來反隋的各方勢力留下了一個深刻的教訓。
大業十二年（616年），煬帝到江都，此后中原形勢不能再被控制。相比楊玄感起事之時，這時四方的起義軍和割據勢力強大很多，隋煬帝只能躲到江都坐以待斃，而以代王楊侑鎮長安，越王楊侗鎮洛陽，但這兩股力量相比，長安又更弱一些。大業十三年（617年），太原留守李淵起兵，打著義兵的旗號要奪取關中。當時關中的代王臣僚勢力，是較為虛弱的一支勢力，洛陽的王世充則在和李密對抗，而且李淵的故舊和鄉土都在關中，因此從戰略角度來看，進攻代王勢力無疑是最好的選擇。十一月，李淵攻入長安，立代王為傀儡皇帝，控制關中，次年建立唐朝。但是當時的關中也是強敵環伺，盡管洛陽的王世充無暇西顧，但是西面的隴西薛舉卻一度逼近關中腹地。薛舉突然死去，使得唐朝有了反攻的機會，很快消滅了隴西勢力，保證了關中的西面。自此之后，關中成為唐朝的堅強的根據地，唐朝先招服巴蜀官員，又向西攻滅李軌，確保周邊穩定后，擊破劉武周，奪回太原，此時聚集重兵，準備全力東進，圍攻洛陽。 相比之下，洛陽的劣勢就很顯著。李密圍攻洛陽，對于洛陽的隋軍和魏軍都是一種消耗，最后實際是兩敗俱傷。本來李密的瓦崗軍是隋末中原最強大的一股勢力，李密先是因為奪取洛口倉來賑濟百姓，所以才進兵洛陽的。然而洛陽的守備隋軍極其頑強，而隋煬帝死后，宇文化及又帶著軍隊北歸，這樣造成李密兩面受敵，不得不先向皇泰帝的小朝廷稱臣，暫時緩和關系。但是，王世充不會坐以待斃，因此在李密和宇文化及打的不可開交的時候，突然出兵擊潰魏軍。李密的部下死亡逃散，他本人則被迫逃到唐朝去了。然而，王世充在解圍后，發現周邊環境并不如他所想的那樣穩固。河東和巴蜀都在唐朝控制中，洛陽成為唐朝向東統一天下的主要目標。于是洛陽再次被圍，并在虎牢之戰后無奈地結束了最后的統治。 秦王李世民認為隋煬帝所建的宮室太過奢華，于是將洛陽隋宮毀壞。在此后的一段時期里，洛陽只是洛州的州治。
自洛陽被平定之后，盡管國都還在長安，但因唐高祖早期無法調和其子之間的矛盾，他曾經一度打算令功績卓著但又無法成為儲君的秦王李世民鎮洛陽，事實上有趙武靈王分國之意。時太子李建成與秦王已矛盾激化，因此阻撓秦王出鎮，不久玄武門之變事發，洛陽作為帝國的第二個權力中心的動議并沒有實現。[2] 貞觀時期，仍以長安為中心。洛陽只作為洛州，而沒有作為東都。太宗對隋煬帝失國的歷史可以說是記憶猶新，因此他可能會認為洛陽的奢華不適合作為他的首都，因為他畢竟是打著一改隋末弊政的旗號來施政的。而且，唐初的政局尚未穩定，關東的洛陽比長安更容易被攻破，這也是太宗戰爭中得到的經驗。 長安在貞觀時期受到周邊最大的威脅起初是來自北面的東突厥。頡利可汗在便橋之盟以后，因突厥內部矛盾重重，未能對長安發動第二次大規模的襲擊。貞觀四年東突厥被唐朝擊滅，北方邊患消除，這樣一來，長安的地位就穩固了下來。而西面的吐蕃仍在對青藏高原上的羊同等國開戰，吐谷渾在貞觀九年（635年）被擊敗，歸附于唐朝。因此關中周邊的環境較為安定。貞觀后期，唐朝多次對西北用兵，重新控制了西域。由于貞觀中后期周邊都很安定，長安這時期成為唐朝唯一的國都。
高宗顯慶二年（657年）十二月，升洛陽宮為東都，這是洛陽重新成為東都的標志性事件。高宗曾多次到洛陽，高宗本人最后也是在洛陽去世的。高宗最初的東遷，可能與他欲擺脫關隴集團的控制不無關系。顯慶元年（656年），他已經廢了王皇后，立武昭儀為后，邁出了和關隴貴族決裂的第一步。在確定東都之后，他又借長孫無忌謀反一案，將關隴集團的重要成員都排斥出朝廷。長安是關隴集團的根本所在，高宗完全有理由借故來遷都。高宗東遷主要和當時關中災害頻仍，而漕運不繼，糧價上漲而無法供應龐大的官僚集團有關。咸亨二年（671年），高宗到洛陽，太子李弘在長安監國，“時屬大旱，關中饑乏，（太子）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食楡皮蓬實者，乃令家令等各給米使足”[3]。又如永淳年間（682-683年），“關中大饑，人相食，盜賊縱橫”[4]。而從外部環境來看，在高宗統治中后期，唐朝和吐蕃間的戰爭逐漸頻繁，今青海一帶的吐谷渾故地基本為吐蕃所攻占，唐朝在鄯州、甘州、涼州等地設屯田，以防吐蕃的進一步進犯。這一時期，西北的形勢較為緊張，因此高宗東遷可能也有戰略的意圖。 但是東遷洛陽的最大受益者是武則天。光宅元年（684年），武后以洛陽為神都，作為首都。值得注意的是，在宣布改東都為神都的同時，武后還頒布了一系列政令，以推進她進一步改變唐朝制度的計劃，為后來稱帝建周作準備。 洛陽對于武則天建立新王朝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洛陽既是唐朝的東都，又非唐前期首都所在，既可以表明武則天與唐朝一脈相承，也與唐朝相區別。尤其是高宗后期基本在洛陽，因此更說明周與唐的繼承性。盡管在武昭儀成為皇后之后不久，關隴貴族遭到了大的打擊，但是唐宗室和忠唐的貴族勢力仍然頑強。光宅元年（684年）和垂拱四年（688年）的兩次聲勢浩大的反武運動，盡管開始來勢洶洶，但最后都被鎮壓。盡管這兩次起兵都在關東、江南，對洛陽的威脅很大，但武后并沒有因此離開洛陽。她在洛陽營造了更為奢華的景觀，如明堂、天樞、萬象神宮等，以證明自己才是接受了傳統所謂“天命”的女主。武則天試圖建立一個超越唐朝的王朝，通過這些非凡的建筑顯示出神都勝過長安，武周勝于李唐。由此，東都洛陽達到了它在隋唐時期的第二個鼎盛時代。不過武則天并非一直都在洛陽，例如長安元年（701年）十一月，她就曾回到過長安。 六、唐朝中后期的長安時期（705-904年） 神龍元年（705年），“神龍革命”發生于洛陽。隨后，中宗回到長安，并改神都為東都，恢復了唐朝的制度。到玄宗時，極力消除武則天的影響，加強道教，提高長安地位，毀掉了洛陽的天樞等建筑，以表示唐朝只能有一個首都，即是長安，而洛陽只能作為陪京存在，長安勝于洛陽，李唐勝于武周。這也是與唐朝開國的武德、貞觀時期一脈相承的“關中本位政策”。開元、天寶時期是長安最為繁榮的時期。不過，玄宗即位之初也曾一度因關中糧食不足而到東都洛陽。當時太廟房屋毀壞，玄宗正在遲疑是否要到東都，姚崇則表示支持：“陛下以關中不甚豐熟，轉運又有勞費，所以為人行幸，豈是無事煩勞？東都百司已作供擬，不可失信于天下” [5]。玄宗后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裴耀卿任江南轉運使，調整了漕運的方式，使得漕運更為便利，節省運費，如此將關中的糧食充實起來，之后又采取回造和和糴之法，征收江南百姓的布匹，向關中百姓換取粟米，使得關中的地位更加鞏固。到天寶年間，長安城已經達到其鼎盛時期。 安史之亂以前，唐朝達到鼎盛，這時雖然周邊和后突厥、吐蕃、南詔都有戰爭，但都沒有影響到關中，唐朝仍然處于一種擴張的戰略格局。 安史之亂爆發后，安祿山的叛軍很快攻破洛陽，但尚無力一鼓拿下長安，這說明長安的形勢較洛陽遠為險固。但因潼關失守，玄宗被迫倉皇西逃，最后到成都落腳。而太子李亨則到靈武尋找救兵，以圖收復兩京。安祿山并不敢定都長安，說明他認為長安懸遠而易被唐軍包圍，如在洛陽，一時不成還可以退回幽州故地。后來安祿山被殺，安慶緒回到河北，果然勢力再起。后來史思明又一次攻破洛陽，這再次說明洛陽的形勢較長安為劣。 安史之亂以后，河北藩鎮割據一方，唐朝只能承認這種既成事實。隨后的幾十年里，藩鎮一再掀起大的波瀾，尤其以德宗時為嚴重，河朔、淮南等地五個藩鎮連兵，公開反唐。在這種情況下，靠近河朔那些桀驁不馴藩鎮的洛陽當然不適合作為首都。但長安面臨的危機，也不比洛陽輕松，隴右的吐蕃，關內的黨項，反唐的仆固懷恩，都對唐朝產生了嚴重的威脅。 吐蕃自安史之亂以來，進犯隴右，至代宗廣德元年（763年）將隴右道全部攻占，當年十月攻入長安，代宗逃往陜州。后來吐蕃雖然退兵，但其兵仍在隴山以西一帶活動，連歲入侵邠州、奉天，危及長安。在這次事件中，宦官程元振一度希望代宗到洛陽，以擺脫郭子儀，鞏固自己的地位。郭子儀聽說代宗要東遷洛陽，于是上書勸諫。他認為，此次代宗之所以會東遷，是因為“委任失所”，而非關中不利。郭子儀認為遷都洛陽有這些不利之處：經過安史之亂以來的近十年的破壞，洛陽“宮室焚燒，十不存一”，城市荒廢，周邊人煙稀少，沒有軍需儲備，不能夠供給龐大的封建朝廷；洛陽周邊土地也狹小，而從軍事防御的角度來考慮，“東有成皋（虎牢關），南有二室（嵩山的太室、少室二山），險不足恃，適為戰場”[6]。的確，安史之亂時，叛軍就直接由成皋的虎牢關攻入洛陽；而河朔最囂張的藩鎮之一魏博節度使，就近在魏州；后來起兵反唐的淮西節度使，則近在豫東南。唐朝如果此時定都洛陽，其東面都得不到保障，因此在多方面考慮下，長安是唐晚期首都的唯一選擇。 不過，長安作為首都最大的弊端是漕運問題。河朔既已不再聽從中央調遣，作為重要經濟區的江南就作為唐王朝最為重要的經濟來源，經漕運將貢賦錢糧運達長安。然而長安位處關中，隋代以來就已經顯出漕運方面的缺陷，此時又因關東形勢復雜，漕運的通暢很成問題，因此耗費巨大。淮南節度使李希烈一度反唐，截斷漕運，使得漕運一度不得不溯漢水而上，由商洛而至長安。故隨著漕運的繁忙，由宣武節度使李芃主持修汴渠后，開封的交通地位不斷提高，最終在五代和北宋時成為國都。 此外，長安還有周邊環境惡化的情況。例如，德宗貞元元年（785年）七月，“關中蝗食草木都盡，旱甚，灞水將竭，井多無水。”[7]德宗還曾說過：“人言開元、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須于嵐、勝州采市。”[8]這說明關中乃至整個涇渭、汾涑流域的植被都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而由此導致的結果則是水土流失的嚴重，渭水日益混濁，到干旱年份則出現徑流量減少的現象。這都不利于長安城的進一步發展，反而加速了城市的萎縮。隨著唐末黃巢、沙陀等部的戰亂，長安的宮室最后被毀壞殆盡，街坊蕭條[9]。這種情況下，就算是軍事核心在關中，資源也難以為繼。因此，這種局面如果在短時期內難以扭轉，以后的國都就不能再放到關中。于是，在朱溫的逼迫下，天復四年（904年）正月，長安百姓被強制遷往洛陽，建筑被拆毀，曾經有三百多年建都史的隋唐長安城就此毀滅了。 七、長安被毀后的唐末洛陽時期（904-907年） 朱溫鑒于其勢力中心在東面的開封，西有李茂貞、北有李克用，長安極不利于他控制唐廷，于是他毀掉長安，遷唐皇室于洛陽，在遷移途中殺掉大批宦官，全部換上自己的親信。因為洛陽長期失修，朱溫還在洛陽督造了宮殿。然而他畏懼較為英明的昭宗可能會對他不利，于是殺害昭宗，另立昭宣帝。不過，洛陽此時和唐王朝一樣，都已經是名存實亡。因此三年后，朱溫廢唐建后梁，國都定在開封。除了五代時后唐和后晉初期一部分時間洛陽作為首都外，洛陽作為陪都直到北宋，但地位較唐代前期相比要低很多。 八、總結 隋唐時期，長安和洛陽兩座在不同歷史時期擔負著不同的任務，具有不同的功能，但總體來看，以長安為政治中心的時期顯然要多于以洛陽為政治中心的時期，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1.政治因素。隋和唐的前期，都是以關隴貴族為主體的統治階層，因此需要以關中為都，穩固根本，強干弱枝，因此大興城得以建立，鄴城、建康城都被平毀。隋文帝通過大興城的建立來說明自己的王朝是繼承北周，但卻勝過北周、北齊、南朝三方的。李淵在起兵后，仍然是回到自己故鄉的關中，然后作為穩固的基地來建立唐朝、統一天下；唐太宗則延續了這一方針。到玄宗時，提高了長安的地位，以顯示自己是和唐初的列祖列宗一脈相承，而不是受了武則天的影響，重塑李唐正統的意識形態；而玄宗以后基本都是延續這一意識形態，來從名義上控制桀驁不馴的關東藩鎮。 2.戰略因素。主要體現在唐后期。安史之亂以后，關東遭到戰亂影響，又存在很多陽奉陰違的藩鎮，對于唐朝的統治極其不利。在這種情況下，內患甚至大于外患，以至長安盡管一度在吐蕃的威脅下，但都不能改變唐朝的皇帝在事件平息后回到長安這一事件。而洛陽在這一段時間內都是皇帝幾乎不駕臨的陪都。關中因有山河緊鎖，內又有八百里秦川，因此要勝于洛陽。洛陽很容易被關東藩鎮叩關，在洛河河谷也沒有像關中平原那樣多的耕地。 3.經濟因素。長安有幾個經濟來源：一是本身所處的關中平原；二是南方的巴蜀之地。盡管江南之地是很重要的經濟來源，但是在唐后期江南和關中交通越來越不暢的情況下，唐朝的經濟來源更主要依靠關中和巴蜀。因此這可以解釋為什么遭遇到來自關東和關中內部的叛軍或起義軍攻擊時，唐朝的皇帝多選擇向巴蜀逃亡。朔方等地的藩鎮盡管相對來說比關東的藩鎮要可靠，但是不能夠解決經濟問題，沒辦法供養皇帝及其扈從，更不要說文武百官了。而洛陽一旦被圍攻，經濟就很難自給自足。皇帝甚至可說是無處可逃，最近的經濟區都被藩鎮所控制著。 因此，盡管長安和洛陽在一般印象中稱為兩京，但其實際情況原為復雜。不過，洛陽和長安各有利弊，都有其重要的一面。而到唐末，則是因為政治形勢的變化以及其他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長安先被廢棄，隨后洛陽逐漸失去隋唐的地位，成為一個較不重要的陪都，在兩宋結束后徹底淪為一個地方行政中心。 參考文獻：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 [1]《隋書·煬帝紀》載煬帝營建東都是為了“巡歷淮海，觀省風俗”，以消除關東百姓的冤獄，但就后來煬帝所作所為來看，他巡歷淮海是真，觀省風俗是假，而且也和他欲接近舊時的藩邸揚州有關。 [2]《資治通鑒》唐紀七，武德九年六月。 [3]《舊唐書·孝敬皇帝傳》。 [4]《舊唐書·蘇良嗣傳》。 [5]《舊唐書·姚崇傳》。 [6]《舊唐書·郭子儀傳》。 [7]《舊唐書·德宗本紀》。 [8]《舊唐書·裴延齡傳》。 [9]《舊唐書·僖宗本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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