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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回眸】 作者：張以楠 1921年6月3日，上海濡濕悶熱。租界的洋人們正沉浸在因為異域財富而產生的快感與苦惱中。沒有人注意到一個年近40歲、身材高大的外國人正踏步走下十六鋪碼頭的臺階。他就是與中國早期革命結下不解之緣的荷蘭革命者馬林。 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鹿特丹，1902年加入荷蘭社會民主工黨。1913年，他前往荷蘭殖民地爪哇進行革命活動，建立了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1920年，他以“馬林”之名參加了共產國際二大，并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列寧對他印象深刻，親自委派他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到中國協助建立中國共產黨。 此時，滿身疲憊的馬林沒有心思欣賞這個繁華的遠東城市，他急切地想要見到李達、李漢俊這兩個中國人。他化名安德萊森，公開身份是《東方經濟學家》記者，與此后到達上海的尼克爾斯基每天出去了解情況，晚上在馬林的住所碰頭。他們了解到中國已經先后建立了多個共產主義小組，形勢十分樂觀，建議盡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中國共產黨。 李達、李漢俊在同陳獨秀、李大釗商議后，決定于7月間召開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隨后通知各地共產主義小組，要求每省派兩名代表來上海開會。考慮到各省到上海路途遙遠，馬林還從帶來的活動經費中給每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費。為什么定在7月開會呢？是因為國內許多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都在學習和工作，有的當時還是學生，如王盡美、鄧恩銘等。留法、留日的成員平時回國也不方便。就這樣，馬林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開始了緊張的籌備工作。然而，他們的行動很快就被密探們盯上了。 6月底至7月中旬，一群風塵仆仆的年輕人陸續秘密趕到開會地點，他們不顧舟車勞頓，操著不同的地方口音談論著路上的見聞。最年長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經45歲了，他和28歲的毛澤東一道，悄悄從長沙來到上海。為了保密，他倆甚至沒有告訴前來送別的好友謝覺哉此行的目的。巴黎回信，路途遙遠不方便與會；陳獨秀正在力爭一筆教育撥款，不便來滬，派包惠僧代表他與會；李大釗也因學校事務繁忙分身無術。 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李漢俊和胞兄李書城的家中召開，當時這里人稱“李公館”。這天下午，李公館內秘密聚集了12名代表和受陳獨秀派遣出席大會的包惠僧，以及兩名外國人馬林、尼克爾斯基。或許有的參會代表還不知道，端坐正中的那個外國人馬林就是這次會議的幕后倡導者。 會上，馬林熱情致辭：“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義。共產國際添加了一個東方支部，蘇俄布爾什維克增添了一個東方戰友。”十幾年后，毛澤東還記憶猶新，說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回憶：“他對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有精深的素養，他聲若洪鐘，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我們在他的詞鋒下開了眼界。” 在隨后的幾次會議討論中，代表們對中共與共產國際應該保持什么關系意見不一。出于安全考慮，馬林沒有參加這幾次會議。但當聽說中共黨綱中“要聯合第三國際”的內容時，他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堅決要求參加30日晚的會議。 然而，就在這次會議開始后不久，發生了一件十分驚險的事。正當馬林準備發言時，一個中年男子闖了進來，朝屋子里環視了一周。李漢俊平靜地問道：“你找誰？”那人說要找社聯的王主席，但眼神一直在打量著屋里的兩個外國人——馬林和尼克爾斯基，隨后打了個哈哈轉身出去了。具有豐富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拍了一下桌子，決定會議立即停止，李漢俊則指引大家迅速從前門撤離。平時，前門是不開的。李漢俊在大家走后趕緊收拾了一下會場，忐忑不安地和陳公博坐在書房里。誰料到，大家在匆忙撤離時都忘了桌子抽屜里還有一張小紙條。 十幾分鐘后，路上突然響起尖厲的警笛聲。十幾名全副武裝的法國警察帶著密探闖了進來，大聲喝道：“人呢？” 此時，李漢俊顯得異常鎮靜，“誰啊？你們這么多人要干什么？” “剛剛那些人呢？” “啊，我的一些朋友，他們走了。” “你們開什么會了？” “我們沒開會呀，只是聊聊出版叢書的一些事。” “給我搜！”那些人開始翻箱倒柜，一片雜亂中，那張寫滿字的紙條被扔在地上，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那兩個外國人是干什么的？你家里為什么有這么多社會主義書籍？”領頭的盤問道。“他們是英國人，北大的外籍教授，來上海交流學術。我是編輯兼商務印書館翻譯，這里又是書社，當然什么書都有了。”李漢俊答道。 其實，巡捕房哪里知道這里在召開中共“一大”。問題出在馬林身上，他是荷蘭人，曾因在荷屬爪哇從事革命運動被當局驅逐。此后，馬林的行動一直受到荷蘭當局的監視。他一到上海，就引起了荷蘭駐上海總領事館的注意，并通知各國領館和租界開始對他進行嚴密監視。禍是馬林引來的，又是馬林的機警果斷挽救了代表們。李達后來回憶說：“假如沒有馬林的機警，我們就會被一網打盡。” 法國巡捕查了半天也沒發現什么。說來也奇怪，什么都搜查了，唯獨沒有看那張小紙條。殊不知這張紙條藏有大玄機，上面其實寫著共產黨組織大綱草案！ 后面的故事耳熟能詳。代表們在李達夫人王會悟提議下，轉至嘉興南湖繼續開會。馬林和尼克爾斯基擔心作為外國人目標太顯眼，沒有繼續參加會議。李漢俊和陳公博因受到注意也沒有去嘉興。就這樣，在夜游消夏的南湖游船上，中國共產黨誕生了！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1921年的中國并不平靜，僅史料記載的地震就有10次，水災、旱災、火災、鼠疫此起彼伏，國內軍閥混戰，匪盜和兵亂層出不窮。若不是那個“包打聽”，這次秘密的中共“一大”也不會引起當局的關注。就這樣，一顆新的革命火種在沉沉黑夜中點燃起來。 從中共“一大”到1924年被共產國際召回，馬林根據他在爪哇的革命斗爭經驗以及在中國的實地考察情況，提出了國共聯合的主張，并為制定國共合作政策、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中國期間，馬林為營救被捕的陳獨秀而四處奔走，甚至用共產國際給他的幾千元活動經費疏通關系。開灤煤礦同盟罷工時，他深入礦區井下同工人談話進行動員。疾惡如仇的他，遇到外國巡捕刁難中國苦力，甚至出手相救…… 不過，馬林對于中國共產黨如何保持獨立性及警惕國民黨右派反共，未能很好地認識，對于中國革命的特點也不熟悉，在與中共溝通過程中有些意見頗有強加于人的味道。他返回莫斯科后，與共產國際東方部產生觀點分歧，便辭職回國，擔任荷蘭共產黨的領導。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馬林曾深有感觸地對熟悉的中國同志說：“中國問題，棋輸一著，我們大家都有責任，今后應正視錯誤，努力前進。” 荷蘭在二戰中淪陷后，馬林又奮不顧身地投入地下斗爭，秘密編輯發行《斯巴達克》報，號召人民反抗德軍占領。1942年，馬林不幸被逮捕。行刑前，他與七名戰友高唱《國際歌》，慷慨就義。 《光明日報》（ 2021年07月05日 1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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