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19歲的劉仁靜說：鄧中夏和羅章龍都不去，我才去的

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在今天看起來非常重要，但在當時，有些地方的做法卻形同兒戲，比如說北京。

據一大代表，當時只有19歲的劉仁靜回憶：“一九二一年暑假，我們幾個北大學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補習學校，為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張國燾教數學，鄧中夏教國文，我教英文。正在這時，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可能是李達寫的），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們推選兩個人去參加。

我們幾個人——張國燾、我、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會前是否征求過李大釗先生的意見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氣，就是征求他的意見他也不會反對。在會上，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于是就決定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

從劉仁靜的回憶中，我們知道了，開天辟地的大事情，居然沒有和“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北李”李大釗商量，幾個學生自己就決定了，而且讓只有19歲的劉仁靜去參加當了一大代表。

說北京的做法有些近似兒戲，就是指的這幾個學生居然沒有和李大釗商量。

陳獨秀當時在廣州，也沒有來參加一大。據包惠僧回憶：“上海來了一封信，是張國燾、李漢俊聯名寫的。據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來了代表，他們建議中共應該在上海舉行一次全國代表會議，他們同意這個意見，并請各支部各選出出席代表二人，特別要請陳獨秀回上海主持這次的會議。

陳獨秀說：我為廣州大學預科籌備工作，暫時不能離開廣州，這里出席代表我想派陳公博、包惠僧兩位同志去。公博開完了會快點回來，惠僧開完了會回武漢工作。現在是工作多人少，各方面都要照顧到。黨的初期，陳獨秀對黨的工作是有點家長統治的精神，他說了就算照做，大家也沒有意見。”

關于中共一大的經過，由于近年來共產國際保存的俄文版《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以及陳公博在美國寫的論文保存的英文版《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情況說明，史學家還原了中共一大的全過程。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開幕。與會代表13人：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陳獨秀派遣的包惠僧。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

會議日程：

7月23日開幕。第一次會議，張國燾主持，制定議事日程，馬林做主旨演講。

7月24日第二次會議，聽取匯報。

7月25—26日休會。起草委員會制定“章程”和“工作計劃”草案。

7月27日第三次會議，討論“章程”草案。

7月28日第四次會議，討論“章程”草案。

7月29日第五次會議，討論“章程”草案。

7月30日夜第六次會議。馬林到場，因偵探闖入和租界警方搜查臨時休會。

會議通過的黨綱確定了黨的名稱和綱領：

1、本黨定名“中國共產黨”（C.P.C）。

2、本黨綱領如下：

A. 聯合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階級消滅。

B. 采行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

C. 推翻資本私有制，沒收一切生產資料如機器、土地、廠房、半成品等，悉歸社會所有。

D. 聯合第三國際。

與會代表們在黨的政治綱領上爭論了3天，還沒有取得一致。馬林等得不耐煩了。他認為開會最主要的目的是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那么一切都以共產國際的決議為準就行了。

30日，他和尼克爾斯基強烈要求參加會議。這次是晚上在李書城的寓所（今中共一大會址）客廳舉行。馬林慷慨激昂地英文演講，聲振屋瓦，夏天開著門窗，從街上都能聽見。

會議進行了半小時，突然有個陌生人敲門，進來看看說走錯了。馬林警惕性高，說一定是“包打聽”，趕緊散會。于是大家紛紛從后門走了。后來得知，這個身穿藍袍黑褂，闖入會場的是法國巡捕房的探長程子卿。

后來，法國巡捕來搜查，搜查了兩個多小時，什么也沒有發現。但是，會不能在這里開了。李達夫人王會悟建議去浙江嘉興南湖去開，大家都同意了。于是，大家乘火車去嘉興。到了南湖，王會悟租了一條大畫舫，備了酒菜，大家就在南湖泛舟開會。一大群男人在船上聚集怕引起懷疑，王會悟坐在船頭，裝成唱曲的歌女，這看起來就和旅游一樣了。

這次嘉興南湖會議，共花費8塊錢，4.5租船，3元中餐，加上小費，剛好8元。

大家可能還記得電影《建黨偉業》里，周迅扮演的王會悟身穿粉色印花旗袍，打著粉色陽傘坐在船頭的靚照了吧，她是扮成唱曲的歌女，所以漂亮妖冶無比了。

這次在嘉興南湖開會，陳公博沒有參加，因為他是帶著妻子一起來的，住在大東旅館。30號深夜，隔壁發生了槍殺案，陳公博嚇壞了，第二天帶著妻子離開上海去了杭州。

周迅扮演的王會悟

馬林和尼克爾斯基是外國人，目標太大，也沒有參加。參加會議的一共是12個人。

南湖會議開了一下午，大家發言也都簡短了。會議確立了聯合共產國際的方針，選舉了領導機構。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李達負責宣傳。會議結束后，大家即乘火車返回上海，回到上海時已是萬家燈火了。

關于中共一大最后在嘉興閉幕的時間，陳潭秋、張國燾、包惠僧的回憶錄都說是在上海遭巡捕搜查的第二天，也就是1921年7月31日。有人說是8月2日，個人認為，還是以當事人的回憶為準，還有，沒有人會在上海耽擱3天再去南湖。因為從上海到嘉興只有100公里，而且火車很方便的。

關于馬林和尼克爾斯基的關系，許多人認為尼克爾斯基是馬林的助手，原因是在一些場合，都是馬林用英語在侃侃而談，而尼克爾斯基只是在旁邊靜靜地聽。實際上，尼克爾斯基不僅是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來的中國代表，而且還是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他之所以“靜靜地聽”，是因為他只會俄語，與中國代表交流有困難，所以，當精通英語的馬林和李達、李漢俊自由交談時，尼克爾斯基只能在一旁靜靜地聽。

一大代表的最后歸宿，大體可以分為5類：

第一類是革命到底、見證勝利者，有毛澤東、董必武兩人；

第二類是矢志不渝、英勇犧牲者，包括陳潭秋、何叔衡、鄧恩銘、王盡美4人：

陳潭秋，1896年出生于湖北黃岡縣陳策樓，1943年9月27日，被新疆軍閥盛世才秘密殺害于獄中，時年47歲；

何叔衡，1876年出生于湖南省寧鄉縣，是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的同學，1935年2月24日，從江西轉移福建途中，在長汀突圍戰斗時壯烈犧牲，時年59歲；

鄧恩銘，1901年1月出生于貴州荔波，1931年4月5日，在濟南緯八路刑場慷慨就義，時年30歲；

王盡美，1898年出生于山東莒縣大北杏村，1925年8月19日，病逝于青島，時年27歲。

第三類是曾經脫黨但堅持革命者，包括李達、李漢俊兩人。李達、李漢俊的脫黨都與陳獨秀有關。陳獨秀寫文章、編雜志是好手，但是領導一個黨，并不在行。僅僅半年，建黨的兩位骨干，李達、李漢俊就和他鬧翻，相繼而去。

李漢俊先和陳獨秀鬧翻了。李達回憶：“1921年2月，陳獨秀起草了一個黨章，寄到上海，李漢俊看到草案上主張黨的組織采中央集權制，對陳獨秀甚不滿意，說他要黨員擁護他個人獨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個黨章，主張地方分權，中央只不過是一個有職無權的機關。陳獨秀看了李漢俊這個草案，大發雷霆，從廣州來信責備我一頓，說上海的黨員反對他。從此以后，陳獨秀和李漢俊之間的裂痕愈來愈深。”

1922年春，李漢俊因與陳獨秀意見分歧，回武漢找了份教書的工作，再也沒有回上海。實際上脫了黨，北伐軍到武漢后，他到國民政府里任職。1927年12月17日，在武漢被武漢衛戍區司令胡宗鐸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后遭殺害。

李達對陳獨秀的霸道也是不能容忍了。他說：“陳獨秀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領袖欲極強。每逢同志們和他辯論的時候，他動輒拍桌子，砸茶碗，發作起來。記得當時派鄭州做鐵路工人運動的李震瀛寄來了一個詳細報告，他看了最初幾行，就大發牛性，接連砸破了兩個茶碗。”

“黨內叫他老頭子，中國的列寧。他的領袖欲很強，動輒拍桌子罵人。當時我說：你這個家伙要是有了權，一定是先殺了人以后再認錯。由于跟陳獨秀搞不好，1922年，我就到湖南去搞自修大學，這次是毛主席讓我取的。”

后來，李達一直在學校工作，1966年8月24日去世。

第四類是動搖革命、迷途知返者，包括劉仁靜、包惠僧兩人。

劉仁靜1902年出生于湖北應城。中共一大后，自認為很有學問，很自負，后來和陳獨秀一起，搞黨內小團體、小組織，被清除出黨。1987年的一天早晨，劉仁靜出門晨練，被一輛公共汽車撞倒，顱骨碎裂，當場死亡。他是所有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位去世的。

包惠僧，1894年出生于湖北黃岡。大革命低潮時退黨，曾經擔任蔣介石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后來不得志辭職，再后來看透黑暗，攜家眷到澳門謀生。1957年回國任國務院參事，1979年病世。

第五類是叛黨投敵、變成反革命者，包括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三人。

陳公博、周佛海都是脫黨后加入國民黨，最后成為漢奸。抗戰勝利后，陳公博逃到日本，被遣返回國，判處死刑被槍斃。周佛海先被判死刑，后改無期，病死在監獄中。1938年4月5日，張國燾借祭黃帝陵叛逃，后來在戴笠手下當一個小特務，很不得志。1979年12月3日，在加拿大一家免費療養院里去世。

13位中共一大代表截然不同的結局，讓人深深感慨的同時，又給人以深刻的啟示。要想干成一件事，必須堅定理想、百折不撓，否則一切都是白搭。

參考資料：劉統著《火種》，上海人民出版社；斯國新著《黨史可以這么講》，人民日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