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夏季的上海濡濕悶熱，租界的洋人們正沉浸在異域財富帶來的快感與苦惱中，終日勞作的上海小市民們，口口相傳交流著長篇故事片《閻瑞生》里的精彩情節。沒有人注意到，那天下午，一位年近40歲，身材高大，連鬢胡子，貌似學者模樣的外國人正踏步走下十六鋪碼頭的臺階。
化名為安德萊森的這名外國人戴一副金絲邊框眼鏡，衣著考究，他搭乘的“阿奎利亞”號輪船經過近半個月的航行，繞道新加坡才來到上海。自3月份離開莫斯科后，他沿途游歷維也納、威尼斯，到達上海已是6月3日。滿身疲憊的他來不及欣賞遠東這個繁華的城市，而是急切地要面見李達、李漢俊兩位中國人。
李達、李漢俊，這兩位曾經留學日本并通讀過社會主義文獻的年輕人接待了這個陌生人。因為，他們之前已接到北京李大釗的來信——信中熱情贊揚了這位有著豐富革命經歷，兼通英、德、法等國語言的安德萊森，這名荷蘭人正是蘇俄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正式代表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此時他帶著共產國際的任務而來，他要幫助中國的知識分子成立共產黨的正式組織并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據他所掌握的情報，他知道在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上海的陳獨秀、北京的李大釗、武漢的董必武、濟南的王盡美、長沙的毛澤東、廣州的譚平山，留日的施存統、留法的張申府已先后組建共產主義小組或支部。他自信地認為依靠共產國際的力量一定能將中國這些分散的小組發展成一個有影響力的政黨。李達、李漢俊等人考慮了馬林的建議，函告各地共產主義小組，讓每省派兩名代表來上海開會。考慮到路途遙遠，初來乍到的馬林還從活動經費中慷慨地給每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費。
九十年前的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夏日午后，李漢俊二哥李書誠的寓所“李公館”。18平方米的客廳，一張鋪有白布的長方形會議桌，十幾把圓形椅凳。代表全國7個共產主義小組的13人齊聚于會議桌旁，之前一直忙于會務工作的李達、李漢俊臉上還沁著汗珠，鼻梁上的眼鏡也浸滿了汗漬。11名外地代表是接到上海的書信，秘密趕赴這里開會的，或許很多人還不知道，端坐正中的那名外國人馬林就是這次會議的幕后倡導者。對于這群年輕人以后崢嶸坎坷的人生歲月來說，這次會議或許只是歷次有驚無險經歷中的一次，以致多年后他們中竟無人能確切回憶出這次大會的具體日期。
不遠處的白爾路389號（后改名蒲柏路，今太倉路127號）是一座兩層磚木結構、內外兩進的石庫門建筑，當時稱為博文女校的地方是其中9名代表的臨時住宿地。6月末到7月中旬的那個夏季，這群年輕人經歷了路上的舟車勞頓，陸續秘密地趕到這里。他們操著不同的外地口音談論著來時路上的見聞。最年長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經45歲了，他和28歲的毛澤東一道，于6月29日悄悄從長沙趕赴上海。為了保密，他倆甚至沒有告訴特來送別的好友謝覺哉此行的目的。年齡最小的鄧恩銘剛年滿20歲，還是山東省立一中的一名學生，他與王盡美一起作為山東代表比較早的來到了這里。
五四運動中以組織學生運動出名的張國燾也在此住下了。董必武與陳潭秋作為武漢代表秘密趕赴這里，二十八年后的董必武和毛澤東一起，成為這群年輕人中參加了開國大典的兩位中共領導人。周佛海是唯一從日本鹿兒島趕回來的“一大”代表。新聞記者包惠僧受陳獨秀派遣列席了大會，多年后學者們還在為他的代表權問題而爭論。
與住在博文女校的這9名代表相比，有一個人的裝束卻極為時髦入流。他西裝革履，打著領帶，花錢也十分闊綽。這位名叫陳公博的廣州代表，攜新婚嬌妻住在繁華的南京路大東旅社，仿佛此行不是來開會的，倒更像是兩人的蜜月旅游。
這是一次表面看來毫不起眼的會議。與這次會議失之交臂的李大釗和陳獨秀或許沒有預測到，這次會議被后來的歷史賦予了多么重要的意義。當時這兩位享有極高聲譽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領袖，被時人并稱為“南陳北李”。兩人在1920年2月前往天津的途中就暢談過建黨的方針策略，也留下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
對于馬林匆忙組織召開的這次大會，陳獨秀表現出些許不屑情緒。他認為早在一年前上海《新青年》編輯部成立的社會共產黨，就已經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何需一個外國人來居高臨下地指導中國革命；況且，自己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不久，公務繁忙，無暇赴會，于是委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人代表他去了上海。儒雅溫和的李大釗時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夏末學校快考試了，實在分身乏術，他也非常希望摯友陳獨秀能做共產黨的領袖，而自己，愿意在其麾下做一名普通黨員。
那是一個讓人慵懶欲睡的午后，“李公館”內秘密聚集了13名代表和兩名外國人：馬林、尼克爾斯基。由于“南陳北李”的缺席，大家推舉學生運動領袖張國燾為大會主席，年輕的毛澤東與周佛海擔任記錄員。大會上，馬林分析世界形勢，介紹第三國際的活動概況，說明中共成立的重要性等，有一次竟滔滔不絕講到了深夜。他堅持自己主張的那股倔強勁，好像要與反對者決斗的神情，毫無疑問，這些特質深深震撼了這群青年人。十幾年后，毛澤東還記憶猶新，說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也回憶：馬林對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有精深的素養，聲若洪鐘，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
大會開了第六次會議后，會場突然闖進一名法租界巡捕，馬林不愧是位革命經驗豐富的地下工作者，他立刻讓與會代表轉移，好在李漢俊從容與一名巡捕周旋，化解了這次危機。“李公館”是不能再開會了，經李達的夫人王會悟牽線，代表們轉移到距上海約100公里、當時的快車需兩小時的浙江嘉興，在南湖的一只游船上舉行了最后一次會議。馬林生怕因自己的這張“老外”面孔而暴露目標，花花公子陳公博借故到杭州游玩，兩人沒有參加南湖會議。最后一天的會議上，代表們推舉了陳獨秀、李達、張國燾三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任中央局書記，盡管此時他仍在廣州。
在歷史上留下懸疑的不僅有這次會議時間的始末，代表權的爭論，還有此次會議產生的兩份重要文件。
經過代表們激烈爭論后制定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確立了共產黨的綱領及奮斗目標。令人惋惜的是，這兩份珍貴文件的原件并沒有保存下來，現存于世的有蘇聯的俄文版和陳公博的英文版。據陳公博的說法，中共“一大”的綱領和決議案是由他帶到廣州去的，陳獨秀以內容偏激為由“決定不發”，致使這份手稿未能發表。“一大”后不久即脫黨的陳公博，1924年于美國完成了《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碩士論文，在其論文附錄中收入了這兩份文件，后來隨著學術交流傳到中國，這是英文版“一大”黨綱的由來。
俄文版是1957年蘇共中央移交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檔案，其中第九卷中有中共“一大”的這兩份文件，現保存于中央檔案館。這兩個版本的內容完全相同，只是在個別文字上略有差別。研讀這份黨綱，你會驚訝地發現，它與《美國共產黨黨綱》和《美國共產黨宣言》內容較為相似，可見剛組建的中國共產黨參考了曾經發表在《新青年》上的美國統一共產黨的章程和綱領。
1921年的中國并不太平。僅史書明確記載的地震就達10次，水災、旱災、火災及鼠疫此起彼伏；國內軍閥混戰，匪盜和兵亂蜂起。若不是那個“莽撞”的巡捕那次不愉快的造訪，這次秘密的中共“一大”不會引起當局的任何注意。
當年，參會13名代表的平均年齡尚未超過28歲，如初日般朝氣磅礴，意氣風發，其領袖陳獨秀、李大釗亦只有42歲和32歲。他們中具有大學學歷的有李達、李漢俊等7人，中師學歷的有毛澤東等4人，還有高師學歷的陳潭秋和中學學歷的鄧恩銘。
在歷史的滾滾車輪中，他們辨別著歷史前進的方向，在理想的追求與現實的復雜中選擇后來的道路，這其中有奮斗目標始終如一的毛澤東、董必武、王盡美、何叔衡、鄧恩銘、陳潭秋和李達共7人，有脫黨后為黨作出有益貢獻的李漢俊、劉仁靜、包惠僧3人，也有脫黨叛變為后人所不齒的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3人。而這次會議的開幕時間，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經學者多方考證，方才將其定格在1921年7月23日。（審稿：周曉瑛 秘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