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爛劇很多，一部跟著一部，最近又被集體吐槽的則是新版《半生緣》，又叫《情深緣起》。故事還是張愛玲的小說《半生緣》里的故事，人物還是那些悲劇的人物，只是被人們吐槽的點是演員的選擇上有些氣場不符。顧曼璐可以說是一個悲劇十足的女人，她的身上應該更多是要強卻柔弱不堪，偽裝堅強卻極度脆弱，確實感覺劉嘉玲的顧曼璐氣場更像黑幫大姐大。其實原著中，顧曼璐是個小女人，雖然她為了一大家子人犧牲了自己去做舞女，可最終還是選擇嫁給了祝鴻才，滿心期待跟自己的過去告別從今以后安心過日子。但祝鴻才的丑惡，婚后的花天酒地，讓她為了留住婚姻甚至出賣了自己的妹妹。顧曼璐的悲劇其實從她父親去世，她作為長姐，養活一家子人，不得不去做舞女開始就已經注定了。在那個年代，舞女究竟是怎樣一份職業，能讓一個女人以此養活一家人，又最后被家里人嫌棄。雖然交誼舞在晚清已經傳入上海，但這種西式的互動式娛樂項目尚未被傳統社會所接受，人們寧可相信從事伴舞的女子一定還有性服務的內容。直到民國初年上海還沒有對一般華人市民公開營業的舞廳。當時出現“一品香”旅社的“交際茶舞”都只是上流人士參加，不對外售票營業。到20世紀20年代，跳交誼舞的風氣在滬興起，陸續出現了“黑貓”、“圣愛娜”、“大都會”等一批最早的營業性舞廳，這些舞廳均有舞女伴舞。
最初有外國人和洋行、銀行買辦出場的場合，也常有舞會，但中國人自己開的交際舞廳，應該就是20年代在虹口，廣東人開的黑貓舞廳(Black Cat)。那時的虹口是廣東人和日本人的世面。黑貓舞廳最初只有十幾個舞女，都是私人跳舞學校里學過的，她們是上海最早的一批職業舞女。當時，這黑貓舞廳既然是獨領風騷的第一家，生意非常紅火，還吸引了很多洋人來跳舞，后來它廳從虹口搬到了南京路大光明電影院隔壁的樓上。黑貓舞廳中有幾個紅舞女是很出過一陣風頭的，如杜愛梅、陳雪梨、陳卓華、麥文卿、王女士，等等。那時的舞廳很規矩，舞女們陪舞不陪夜的，若有了相好，到了論婚嫁的程度就可以脫離舞廳，去嫁人了。黑貓舞廳的紅舞女收入不錯，一般是一元錢三跳，即一元錢伴你跳三支曲子。像杜愛梅一個月可掙3000元。那時虹橋一帶的土地不過2000元一畝，一般銀行的經理月薪不過三四百元，大銀行經理也才800元，而10元錢就可以供普通百姓可吃一個月了。黑貓舞廳之后又相繼開了圣愛娜和大都會，這之后才有影視劇中出鏡率較高的百樂門和仙樂斯。到后面，又陸陸續續開了有大華、卡爾登、黑貓、爵祿、安樂宮、月宮、愛亭、閑樂宮、樂極等。據1928年4 月出版的《舞星艷影》介紹，當時上海的舞場已達33家，跳舞之風流行、市民收入中上者趨之若鶩。在1932年“一·二八”戰爭以前的三五年中，上海舞廳曾有過一個黃金時代，靠此為生的舞女約有兩千多人。當時上海營業性的舞廳數量相對穩定，經營情況也較好，“舞女們風頭之健，著實有點不可一世”。中等的舞女，每人平均一個月的實收在一百五十元至兩百元之間。但“一·二八”戰事后，上海的舞業便開始走下坡路，盡管它的數量還是有增無減。跳舞廳的老板們為了挽救這沒落中的營業，不得不一面減低票價，減輕舞客的經濟負擔，一面延長營業時間，每個舞女自身的收入，自然隨著低減了。
三四十年代，隨著舞廳的發展，舞女的需求不斷增多，舞女的準入門檻相應降低。特別是抗日戰爭爆發后，江浙一帶的窮苦女子也伴隨著難民潮涌進了上海，做舞女成了她們在上海謀求生存無奈而又不錯的選擇。隨之而來的結果就是，舞票價格降低，許多舞女不得不“另辟蹊徑”，從而走上出賣肉體的道路，這也成為舞女被人詬病最嚴重的問題。這也就是小說里顧曼楨提到的，她心里很明白自己姐姐做的是什么，她也知道一個潔身自好的舞女是養不活一大家子人的。1937年《力報》的一篇題為《舞女在中國》文章就認為，“中國人設置的跳舞場、多半均是變相的高等妓館，不過不能像普通的妓館那么樣的明目張膽地容易成事罷了，而舞客也必得破費大量的金錢，在跳完舞后，誘引舞女與之開房間……此即舞場的副業。”不管當時社會如何評價舞女，舞業在上海是一項重要的產業。當時上海有舞女數千人，若以每人需贍養家屬三人計，全市有數萬人需要她們養活，間接有關的時裝業、理發業、皮鞋業、娛樂業，甚至三輪車夫的生計都和她們密切關聯。1947年，上海的財政收入中，娛樂業占大宗，其中又以舞場影院貢獻最多，每月達10億元。紅舞女是整個舞廳里最亮麗的風景線，也是資方的“搖錢樹”！她們通常要具備以下幾個素質，即舞技精湛，容貌出色，氣質高雅，擅長交際，有的還受過相當不錯的教育，故而顯得“鶴立雞群”。這些“幸運兒”大約占全體舞女的15%至18%，身旁總有一大幫川流不息的客人來捧場和納費。與一般舞女不同，紅舞女執業時并不列坐在舞池四周的位子上，而是呆在場外的休息室，等待舞客邀請時才出場，而且常常是姍姍來遲，到了也是頻繁轉臺，蜻蜓點水地應對各種客人。與舞客吃宵夜時則必選擇高等餐廳，出門也必搭汽車，黃包車，有的舞女收藏有皮鞋二三百雙，上等皮裝和旗袍更是花樣繁多。百樂門舞廳老職工潘志光在2000年曾這樣描述當年所見的紅舞女：有些紅得發紫的舞女可真是了不得，連老板、領班都對她們點頭哈腰(盡管他們內心可能根本看不起她們)。這是因為一個紅舞女可以帶來一大幫生意，舞客送來的花籃可以從底樓排到兩樓，原本空空的座位可以一下子坐滿人。紅舞女坐臺常常閑聊兩句，兩三分鐘就轉臺了。她們的收入有時不亞于老板，領班更是遠遠比不上。潘志光并沒有虛言。例如，1941年2月紅舞女北平李麗重返上海時，百樂門舞廳經理郁克飛和重要股東歐少宗、朱健文，鐘德金，以及大都會舞廳經理顧福康等曾親自至港口迎接，并將其送至百樂門旅館部下榻，極盡殷勤之能事。紅舞女常常是諸多慈善舞會，跳舞大會的主角，這類活動對舞廳或舞女而言均是公私兩益，當選為“舞后”的舞女常因此水漲船高，名利雙收，而舞廳也會獲得財富和知名度。1935年雙十一夜，在那個還沒有天貓的時代，這個特殊的日子里百樂門舞廳舉行了“1935年上海舞后”北平李麗的加冕典禮，場面雖不如英國女王伊麗莎白接位時那樣盛大熱鬧，但也煞有介事，轟動一時。根據《時代日報》的記載，其況如下：十一日之夜，李麗女士加冕于百樂門……入門，步絲絨地毯而過，絢麗之狀，猶似皇宮內院。皇后加冕，自宜在此富麗之地為佳，登樓，達憩息室，諸臣晉送之銀盾花籃甚多。中標吉語，多曰：“我后萬歲”……樂隊奏樂，后姍姍步入舞廳，身穿鳳毛繡氅，長可及丈，金色絢爛，綺麗非凡，聞代價達四百金以上。寧波李麗飾宮女，侍奉左側，牡丹綠葉，相得益彰。首先由四團體代表報告選舉經過，袁履登繼之致頌詞，乃于仙樂齊奏，掌聲如雷中，由袁氏將一銀色冕加于后頭，攝影后，李姝作簡單之演說，詞畢，趨袁履登前致感謝之忱，復與袁共舞，大禮遂告完成。這樣奢華的場景，在當時上海的十里洋場也是很難得一見的，所以有不少難以為繼的女人都對這個行業趨之若鶩。
那時，“百樂門紅舞女”的形象還廣泛地出現于報刊、雜志，書籍乃至電影、戲劇里，她們的身份特征和社會角色由此進入了更為廣闊的公眾視野，從而滿足了社會上各類人士的欲求。尤其是她們時髦的扮相更成為各界女流競相模仿，比較、羨慕的對象，發飾、口紅、護膚霜，大衣、旗袍、胸罩、手表、皮包、皮鞋、絲襪、舞衣、吊襪帶、香水等等，莫不因她們的引領，大大推動了這些商品在全社會的消費。在當時一般國人的心目中，上海舞場之于全國舞場，上海舞女之于全國舞女，都有著領軍般的號召力，而百樂門紅星又是位于金字塔的塔尖上，她們光彩奪目，活力四射，充分表現了上海大都市的創新性和現代性。此外，“上海舞女”的名號更是響徹全國。從20年代末起，便有外埠舞場來滬挖掘舞女前往執業，而百樂門舞女的抵達，勢必大大推動當地的舞廳文化，令娛樂夜生活為之一振。然而，舞女這個行業說到底仍然是悲劇人物占據大多數。
十里洋場之中，除妓女之外，舞女恐怕是最容易受到黑暗社會傷害的女性，欺騙、壓迫、侮辱，蹂躪和意外常常纏繞著她們，有時甚至還會給她們帶來性命之虞。即使是富麗堂皇的舞廳之內也時時隱含著兇險與暴力。1940年2月24日曾經發生了著名的陳曼麗血案。頭牌紅舞星陳曼麗在晚上出臺的時候被槍殺，案件的內情至今不明。1943年1月29日晨1時,百樂門舞廳紅舞女蘇珊珊(王佩珍)因不愿與有婦之夫高麟繼續同居,與其發生激烈爭吵,最后竟被失去理智的高麟縱火活活燒死在開納路(今武定西路)195號303房間內。1948年6月18日中午，活躍于上海華貴娛樂場所的“交際花”任問芝不知何故，忽然與父親發生口角，便負氣與其族侄女東寶小姐一同外出。晚11時半行路經南京路外灘匯中飯店時，任問芝因其密友蘇某住在該飯店525房間，于是走入大堂，以王瑛之名開了408號房。19日上午11時，蘇某下樓叩門，房門被反扣，叫人打開門后，發現任女身著印花綢旗袍，服毒自殺了。據查，任問芝留有遺書一通，內容尚不詳。至于舞女被騙婚，騙財，甚至被欺騙感情，或者被強盜直接入室搶劫的數不勝數，有很多都是當年轟動一時的小報頭條。而舞女賣淫在當時也是普遍現象。事實上，從百樂門舞廳到百樂門旅店是相通的，且只有一步之遙，有些舞女本身就是“身兼兩職”，與客人舞畢后，一起去“開房間”也并不鮮見。從下面這個故事里就能窺見一二：1946年11月7日上午10時半，百樂門舞廳舞女趙美玉路經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時被美國軍人奧爾培脫扭住，責其詐騙美金1000元。后經警局調查，兩人此前曾發生肉體關系，趙稱美金是嫖資，而奧稱實為借款，所以應該歸還。個中詳情究竟如何，只有兩人自己知道了。1937年八一三戰事爆發后，具有愛國熱情的舞女為抗日救國貢獻了力量，在臨時醫院中充當護士，救治傷員。好多家舞廳臨時改作傷兵醫院，或難民收容中心。維也納舞場就是其中的一家，《南車站被炸參觀記》，《淪陷痛史》中都有記載：“那兒正放著'丁香山’歌曲，舞場里擺的盡是病床，酒吧間暫時作了醫藥間。許多自動來的護士正在忙著工作，其中有六個是舞女。”
同年11月上海華界淪陷，上海舞廳重新開放后，舞女回歸舞場。在租界這一“孤島”上，《新華日報》1938年12月20日的報道中有這樣的描述，“游藝場家家客滿，舞場是大都通夜。假使馬路上戒了嚴，荷包里又有鈔票的人，他們不怕不能回家，自會下意識地鉆進舞場去。XX舞場，在上海并不算頂大，出入的也并非頭等人物。在八一三前，至多也只有一千二三百元一晚的生意，目前，每天最少也有二千元以上，逢到假日或圣誕節之類，就要超過三千元以至四千元。”1938年新年夜，到上海某舞場來跳舞的人很多，他們的自用汽車“排列滿了這一條路的兩旁，至少有二百輛以上，而這不過只是一個跳舞場而已，上海的跳舞場還有許許多多”。（林憶廬：《孤島雜記》）當局對待舞業的態度是不盡相同的。租界時代，除規定舞場必須領取執照外，只是諭令凡衣冠不整者不得入舞場。1930年起，公共租界工部局和華界上海特別市政府紛紛制定細則，對舞場、舞女作出規定，加強行業管理。1934 年蔣介石推行新生活運動后，命令禁止公務員涉足舞場。孤島時期，工部局對舞業開始征收救濟捐。國民黨上海市政府返滬后，除繼續征稅外，還力求整頓娛樂業，改觀上海糜爛的風氣。1946年，吳國楨就任上海市市長，當局對上海舞業的控制進一步嚴厲。這是和特定的時代背景聯系在一起的。內戰以來,國民黨政府衰敗的形勢日益明顯。經濟上，通貨膨脹、財政拮據、民生凋敝；政治上，國統區工人運動、學生運動風起云涌,國民政府威信嚴重受挫；軍事上，敗多勝少、損兵折將、士氣銳減。為了拯救風雨飄搖中的統治，國民政府開始推行節約運動。舞場是奢侈浪費、驕奢淫逸的象征，因此也就成為重點整飭的對象。1946 年先是禁止公務員涉足舞場，后又根據《上海市節約運動實施綱要》對舞女采取嚴格準入規定，并取締部分舞場。1947年3月，上海市政府頒布《管理酒吧間咖啡間伴舞女侍暫行規則》，8月上海市警察局又頒布八項規定，要求舞女對號入座，舞客購買舞票必須限度，也不得私收現鈔。不過，市政當局的這些措施往往徒托具文，立法嚴而執行寬，宣傳多而務實少，舞女們也都沒當一回事。但到1947年8月15日，蔣介石主持第九次國務會議通過的《厲行節約消費辦法綱要》中禁止營業性之跳舞場規定的公布實施，舞女們便被推上了命運的懸崖，也激起了舞業和舞女們的反抗。一石激起千層浪。國民政府的一紙禁令，在上海引起了強烈的反應。禁舞固然有利于節約，但禁舞在抑制奢侈之風的同時，也給舞業從業人員，尤其是貧苦舞女的生活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選擇舞女職業，情非得已。為了生計，她們忍辱負重。然而禁舞無疑將剝奪她們這卑微的生活權利，使“本無積蓄，做一日食一日”的她們斷絕收入來源，陷入無以為生的尷尬境地。更致命的是，適逢通貨膨脹，物價瘋漲。這對舞女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同時，“禁舞令”的實施將導致上海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一方面，直接或間接依賴舞業為生者，為數在20萬人左右，一旦禁舞，將造成大批人員失業；另一方面，禁舞后政府沒有安置的對策，全市數千舞女別無他技，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將來如果淪落為娼妓或者“交際花”，社會問題將更加突出。盡管同業公會來回奔走，南京國民政府并沒有半點讓步。行政院會議在討論《禁止營業性跳舞場實施辦法》時決定，在9月底營業性舞場一律停業，其他問題再議。突如其來的截止日期，讓廣大舞業人員感到震驚，為了尋求自救，上海舞業空前團結起來。9月9 日上午，在上海江寧路新仙林舞廳召開了上海市舞廳業全體同人臨時緊急會議，到會人員達2萬人，其中舞女4000人。會議上舞女代表孫致敏做了反對禁舞的主要發言。不過，與其說是發言，不如說是哭訴，“我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一向在家鄉與父母弟妹過著安靜的日子，可是抗戰時期，敵人的炮火毀滅了我們的樂園，使我們流浪到上海來。一到上海,謀事不成，投親不遇，在窮途末路時，做了舞女，供人摟抱，出賣舞藝來賺錢養活一家四口，過著凄涼的歲月。滿望勝利能帶給我們一些光明，可是勝利帶給我們的卻是失業……”這番話，引得臺下舞女同聲哭泣。1947 年11月7日召開的第100次市政會議通過了《上海市分期禁舞實施辦法》，要求逐步分批關閉營業性舞廳，且“一切舞校、即行令飭停閉”，也就是要從根源上切斷舞女的來源之徑，這也算“城門失火、殃及池魚”。1948年1月14日上午，3000 多名舞女聚集到西藏路維也納舞廳，商討職業問題。會議正式成立了上海舞女聯誼會，喊出了“自助”、“助人”的口號。就在舞女大會的當天，南京方面正式批準了上海市政府提交的《上海市分期禁舞實施辦法》，同時要求禁舞的抽簽時間從3月底提前至1月底。1月21日，為了履行14日舞女大會“助人”的口號，也為了改變自身形象，贏得社會的同情和支援，滬上28家舞廳同時舉行規模空前的義賣活動。舞廳、舞女、職工和樂工一致同意將當天收入全部充作冬令賑款。舞業百般討好當局，卻得不到撤銷禁令的可能。無奈之下，舞業方面決定31日集體請愿，目的是向當局進一步施加壓力。31日下午的請愿會依舊在新仙林舞廳召開，會場內人頭攢動，標語滿布，群情激昂。請愿會召開到一半時，突然傳來消息，社會局已經在上午11時抽簽，第一流的舞廳如百樂門、仙樂、麗都、米高麗都在其中。這一消息可謂晴天霹靂，舞女們的態度直接從吃驚轉為憤怒，與會者也紛紛登臺講演，慷慨激昂地表達不滿。后來，舞女、職工們紛紛涌出會場，或徒步，或坐三輪車、或乘坐公會預備的卡車，準備去社會局請愿。在社會局門口，先頭的舞女終于和阻攔請愿的警察發生沖突，舞女們以竹竿開路，警察們則揮舞警棍竭力阻攔。一時間，舞女們早已不顧形象，潮水般地跳上臺階，沖破警察的封鎖線，涌向社會局二、三樓的各間辦公室，不由分說將玻璃門窗、電燈、電話、文件、桌椅雜物盡數搗毀，并將破物從樓上擲下。短短幾分鐘，整個社會局大樓就一片狼藉，吳開先見勢不妙早就逃往同樓的地政局避難。平時嬌柔弱姿的舞女們一個個兇悍無比，在場阻攔的警員紛紛成為舞女們發泄情緒的對象，個個被打得鼻青臉腫。一些舞女在沖突中受傷流血也渾然不顧，高喊“沒有飯吃，寧可死在社會局”。更多的則是將社會局的財物作為發泄對象，大喊大叫，大哭大鬧，揮起木棍就是亂砸一通，將東西東拋西棄，滿天亂飛。臨近的嵩山警察局派出20余名警員前來管控，舞女們又紛紛下樓，拾起地上的木棍、雜物向警員們扔去。于是，沖擊范圍從樓上延伸到廣場。和前面的警察一樣，面對數千情緒激憤的舞女，警員們只能落荒逃去。稍后到來的第二批警員也未能改變局面，其中有3名警員的配槍被舞女搶去，棍棒揮舞下雙方各有數十人被打傷，嵩山警察局局長宋廷均面部被擊中，血流滿面。無奈之下，警方只得電告市局，等到全市刑警到達社會局時，舞女和職工才被團團圍住，放棄武力抗爭，接受警察局的挨個詢問，稍有嫌疑者即被強行押上警車。一場沖突，就這樣戛然而止。在一地雞毛后，迫于壓力，南京方面也對禁舞作出妥協，出臺《上海市營業性舞廳分期禁絕及限制原則》，放棄短期禁絕舞業的做法。自此，滬上28家舞廳一家未關，歌女舞女們依然輕歌曼舞、搖曳生姿，達官貴人穿梭其間、夜夜笙歌，渾然不知世事。新中國成立后，五六十年代以來，“百樂門舞女”成為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象征，作為主流文化的對立面，長期受到了譏諷和批判。直到改革開放后，社交舞得到了正名，舞廳亦重新獲得了合法地位。全國各地，從各大中城市到中小城鎮，起名“百樂門”的娛樂企業不知凡幾，百樂門成了社交舞、舞廳，舞池的同義詞。
參考資料：《上海婦女志》荒砂，孟燕坤；《在淪陷的上海》閔廉；《孤島雜記》林憶廬；《1948 年：上海舞潮案》馬軍；《中國近代婦女史》 邵雍；《二十世紀影響中國司法的20大案》 蔡斐；《上海檔案史料研究 》上海市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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