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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不缺“道理”的民族，中國人特別擅長把“道理”具象化，然后用以教育后人。 比如，孔子看到河水流逝，就發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感慨，并認為人要珍惜光陰。 到了明代，“一寸光陰一寸金”便成了中國人熟知的座右銘。 同樣是看到河水流逝，古希臘的赫拉克利特卻產生了“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的思考。 中國人的感慨，固然極有道理，但由于缺乏嚴密的邏輯，自然不能稱其為哲學。 中國人相互之間交流，倘若一方惹得另一方生氣，那生氣的一方大概率會說：“你還講不講道理？” 在我看來，中國人素來是極為重視道理的，但中國人的道理，不外乎是基于生活習俗的倫理學歸納，最多是結合自然現象發出一番感慨，而始終沒有升華到更高層次。 記得小時候，同鄉的大人讓我幫他給兒子寫信，他口述，我來寫，當時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孩子，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 這句話聽著很有道理，問題是，中國人一方面說“人往高處走”，一方面又說“高處不勝寒”，互相矛盾的兩種說法共存于中國人的“道理”里，不得不說，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始終是矛盾的。 不講邏輯，是當代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思想根源。 因為不講邏輯，所以很多原本是方法的問題，到了中國人這里，成了立場的問題。 自古以來，中國人判斷對錯的標準，不是看它邏輯上是否自洽、是否符合邏輯正義，而是看其的立場和態度。 “你的態度能不能好一點？” “你就這樣跟你老師說話嗎？” “你以為你知道的很多嗎，其實你只是一個小屁孩！” 當從邏輯上說服不了別人時，中國人就習慣于用身份去壓制你。 這大概是中國人頗為獨特的民族性格了。 對于生活和我們身處的世界，中國人和西方人都會思考。但西方人的思考是開放式的，而中國人的思考則是封閉式的。 認識你自己，一切事物從哪里來，水是萬物的本源，世界是理念的投影……等等，古希臘人對于宇宙和人生的思考，是超越了現象和經驗的，一個問題套著一個問題，相互之間具有嚴密的邏輯關系； 而中國人的諺語，比如“春雷響，萬物長”“要想人長壽，多吃豆腐少吃肉”“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等等，看似很有道理，但沒有脫離經驗總結和現象歸納的窠臼，充其量是一種倫理學的人為的規定。 中國人的邏輯思維能力差，幾乎是西方學者們普遍的看法。黑格爾說，邏輯在中國就玩不轉了。愛因斯坦則認為，中國沒有西方科學的兩個基礎，即形式邏輯和通過系統的實驗找出因果關系，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而列維-布留爾更狠，暗示中國古人的那類“天人感應”純粹就是“原始思維”，說古代中國的那些“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理學、病理學、治療學以及諸如此類的浩若煙海的百科全書”。 當然，中國文化的評判權最終還是在中國人手里。但既然我們今天生活在西方文化主導人類社會的時代，既然近代以來我們接受了大量西方文化觀念，則西方學者的這些論斷，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這就是為何，到了近代，接觸到西方的文明思潮以后，傳統中國的那種“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以及三綱五常等倫理觀念迅速就崩潰了。 要知道，古代中國人認為這些倫理觀念是天經地義的，就像物理學里的公理，是不需要證明的道理。 不需要質疑，也不需要證明，它即使對的，你只需要接受并按照它做即可。 因此，任何對傳統文化倫理的改變，在古代中國人看來，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思議的。 假如古人穿越過來，看到今天的中國人見到官員竟然不用下跪，妻子竟然能和丈夫在一個桌子上吃飯，女性的地位甚至高于男性，兒子竟然可以不聽父親的……他們一定感到不可思議而且無法理解。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觀念史，改變觀念才是最難的。 邏輯能力來自何處？這是個問題，直覺主義數學家們相信邏輯來自數學，因此早在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就用抽象的數學符號去推演去分析世界。許多哲學家相信邏輯其實是語言的一種深層語法，這個看法比較容易理解，事實似乎證明，只要有語言能力，就必定有邏輯能力。 問題就出在這里。在我看來，中國人并不具備語言能力，至少近代之前的漢語，并不是一種真正的語言能力。 古代的漢語，壓根就沒有語法、結構這些概念，甚至連標點符號都沒有。連標點符號這個東西，都是從西方語言中借鑒過來的。 比如《道德經》，其理固然極深，其論固然很精，但由于沒有標點符號等語言上的缺陷，導致它自從誕生以來就有各種解讀。 這些解讀，很多都是由于語言的缺陷而產生的，維特根斯坦所謂“哲學產生于對語言的誤讀”其實很適用于中國人身上。 但中國人由于缺乏邏輯思維，搞不清這些誤讀是怎么產生的，將其歸因于神秘的元素，因此《道德經》一書在中國人那里，成了一種被無限神秘化的東西。 從這一點來說，中國人的思維能力，始終沒脫離原始符號階段。 （對比之下，顯然，西方的字母文字是一種更高級的文字，它已經脫離了符號化的階段） 漢字本身就是一種符號文字，不借助形象化的符號，就無法理解世界，不得不說，這又是中國人邏輯思維能力欠佳的一種表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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