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爭鳴|| 王鳳才：“大眾文化是社會水泥”——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及其當代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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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學刊,2002,(04):85-89.

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長期的研究、深的分析、激進的批判, 不僅構成社會批判理論重要組成部分, 而且對當代文化研究發生了遠的影響。因而, 考察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批判理論及其當代影響, 無論對于深化文化究, 還是對于研究當代資本主義文化以及社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建設來說, 都具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萌芽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霍克海默早在1931年就提出, 社會哲學的研究對象是“整個人類的全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1932年創刊的《社會研究雜志》把“大眾傳媒與大眾文化”當作六個主要論題之一。在《利己主義與自由運動》 (1936) 一文中, 霍克海默把大眾文化稱為“肯定的文化”。馬爾庫塞《論文化的肯定性質》 (1937) 對之作了論述。他認為, 文化與文明是有區別的。“文明”是用來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的社會有效資源, 屬于物質再生產領域;而文化是指人的心靈、精神世界, 屬觀念再生產領域。資產階級時代的文化是肯定的文化, 它的根本特征就是維護一個普遍強制的、永遠更加美好的、必須無條件肯定的有價值的世界。這個世界根本不同于日常生存競爭的世界, 它是一個可以由每一個追求自我的個體、在內心而無需改變現狀就能加以實現的世界。可見, 肯定的文化把美好的時刻永恒化了, 它使那些短暫的東西永存不滅。因而, 肯定文化的基本社會功能就是提供一種辯護, 充當美化現存社會秩序的裝飾品, 誘導人們在幻想中得到滿足, 平息人們的反叛意識, 使人們同現實和解。阿多爾諾《論爵士樂》1936) 一文, 對爵士樂的內在結構和社會功能進行了闡釋和批判。他指出, 盡管爵士樂以反秩序的姿態出現, 但由于它本身的集體性和規則性, 又成了同一秩序。于是, 主體再度“被集體組織的特有的仁慈所接納, 或進一步說, 主動地適應到這種集體組織中去”。在《論音樂的拜物教特性和聽覺退化》 (1938) 中, 他堅持對現代音樂的總體批判性評價, 反對本雅明對電影社會作用的樂觀分析, 揭示了大眾文化的拜物化、虛假性、欺騙性。

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成熟于上世紀四十年代。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 把大眾文化當作主要的研究對象和研究主題。1941年, 《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在美國出版大眾傳播研究專刊, 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們撰文討論大眾文化。如霍克海默在《藝術與大眾文化》一文中對大眾文化、娛樂工業的特征和功能作了分析。他說, 在工業社會的最后階段, 大眾文化已滲透到了各個領域。不僅在勞動的工作時間里, 而且在閑暇的自由時間里;不僅在社會中而且在家庭中, 大眾文化都起著控制作用。第二, 明確提出用“文化工業”取代“大眾文化”的提法。他們認為, 大眾文化發展到現代, 其主要特征不再是大眾化、通俗化, “文化工業”作為大眾文化的現代形態, 它是大眾欺騙的工具, 具有極權主義性質, 充當法西斯主義的幫兇。因而, 必須用“文化工業”取代大眾文化的提法, 以免引起誤解。之所以選擇“文化工業”這種表述而舍棄大眾文化, 主要原因在為了消除一種誤會, 即防止望文生義:認為大眾文化的主要特點是從人民大眾出發, 為人民大眾服務。第三, 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文化工業”的含義、特征和社會功能, 明確提出“現代大眾文化是社會水泥”的著名論斷, 全面否定大眾文化。

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進一步發展于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后。這個時期, 他們一方面致力于社會批判理論哲學基礎的構筑;另一方面把文化和意識形態批判推向深入。前者體現在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證法》中, 后者體現在阿多爾諾和馬爾庫塞的大眾文化批判中。

阿多爾諾對大眾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一是對流行音樂尤其是爵士樂的批判;二是對廣播、雜志、電影、電視等大眾傳媒的批判。從《論爵士樂》到《音樂社會學》 (1962) , 阿多爾諾一直批判流行音樂的標準化、偽個性。認為在發達工業國家里, 流行音樂可以定義為標準化, 它的典型是流行歌曲。相比之下, 爵士樂的偽個性比一般流行音樂更加迷惑人。在《弗洛伊德理論與法西斯宣傳的模式》 (1951) 中, 阿多爾諾指出, 文化工業與法西斯主義是由社會統治、同時也是由心理動力壓抑體現出來的兩種形式, 二者具有一致性。阿多爾諾在《電視與大眾文化模式》 (1954) 中, 對以電視劇為代表的大眾文化作了總體性批判和剖析。認為電視集中了大眾文化一切可能的特性, 并使之更加典型化。在這里, 他把大眾文化的接受方式區分為“外顯信息”和“內隱信息”兩個層次, 從而有效地闡釋了大眾文化的內在功能。

馬爾庫塞對大眾文化的批判主要體現在抨擊它的壓抑性、工具性、單向度性。《愛欲與文明》 (1955) 深受弗洛伊德后期文明理論的影響, 把文化與文明交替使用, 認為愛欲在反對死的本能中創造了文化, 文化是受壓抑的性本能升華的產物。由此指出重建非壓抑文明的可能性。他說, 在一個異化的世界上, 愛欲的解放必將作為一種致命的破壞性力量, 對起統治作用的壓抑性原則徹底否定。通過這種否定, 廢除異化勞動、肯定文化和意識形態, 從而使人得到解放。《蘇聯的馬克思主義》 (1958) 認為, 蘇聯文化已成為官方意識形態的附屬物, 它是肯定性、辯護性的文化, 其工具性色彩甚至更加明顯。《單向度的人》 (1964) 認為, 發達工業社會是單向度的病態社會。在這里, 政治、經濟、思想都是單向度的, 人變成了沒有反叛意識的單向度的人, 文化也成為喪失否定性的單向度的文化。

法蘭克福學派對于大眾文化本質、特征、社會功能的揭示和批判, 構成了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的基本內容。

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 大眾文化尤其是現代大眾文化, 并不是服務于大眾的通俗文化, 而是借助于現代科技手段, 大規模復制、傳播文化產品的娛樂工業體系;它以文化工業生產為標志, 以市民大眾為消費對象, 是商品化、技術化、標準化的現代文化形態;它把藝術、商業、政治、宗教、哲學等融合在一起, 在閑暇里控制、操縱人的思想和情感, 壓抑、抹殺人的個性, 平息、消除人的反叛意識, 維護和鞏固現存社會秩序。總之, 作為肯定性、單向度的文化, 它具有極權主義性質, 起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作用;它是大眾欺騙的工具和鞏固現存秩序的“社會水泥”。法蘭克福學派之所以批判、否定大眾文化, 是因為在他們看來, 大眾文化具有意識形態的特征和消極的社會功能。

首先, 大眾文化具有商品化、物化的特征, 具有虛假性、欺騙性。他們認為,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 文化藝術與商業密切融合在一起, 文化產品并不是藝術品, 一開始就是作為在市場上銷售的產品而被生產出來。正如馬爾庫塞所說, 如果大眾傳媒能把藝術、政治、宗教、哲學、商業和諧地融合在一起的話, 它們將使這些文化領域具備一個共同的特征即商品形式。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為價值規律所統攝, 納入了市場交換的軌道, 具備了商品化的特性。因而重要的是交換價值而不是實際價值。

針對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產品的拜物化, 阿多爾諾提出“音樂拜物教”概念批評流行音樂。他說, 在美國, 音樂文化同消遣娛樂、廣告宣傳混雜在一起, 當代音樂生活已為商品形式所統治。由于音樂作品商品化的趨勢, 使得音樂作品不再表現為輕音樂和嚴肅音樂之分, 而是表現為適合市場需要和不合適市場需要之分;創作者關心的不再是藝術的審美價值, 而是上座率和經濟效益;大多數作品的價值取決于投資回報率。音樂作品作為一種商品, 它并不超越異化而是加強異化。其最主要的社會功能是縮短個人與肯定文化之間的距離, 同時給人以虛假的回歸自然的感覺;而且用幻想的集體代替個體, 給人以虛假的民主, 其基本形式是偽個體主義。

其次, 大眾文化具有技術化、產業化特征, 具有操縱性、強制性。他們認為, 文化工業體系之所以出自自由資本主義國家, 是因為它成功地創造了一切先進的文化手段。現代科學技術使文化產品大規模地復制、傳播成為可能, 使之形成產業化。文化工業通過自己完美的技術取消了過去的低劣作品, 但是現代作品具有一個新特點, 那就是所有文化、藝術和娛樂消遣作品, 都按照一個虛假的公式, 使文化工業完善化。在他們看來, 由于文化工業的技術化、產業化, 導致工具理性支配了包括文化在內的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這樣, 不僅文化產品的生產者, 而且文化產品的傳播者、享用者都成了工具。文化工業借助于科技手段, 日益發展成為意識操縱系統來實現統治。它不僅調節公眾生活, 又控制私人生活;不僅灌輸思想, 而且還滲透進了人的心理結構。結果, 不論在西方還是在蘇聯, 通過大眾傳播媒介———電影、電視、無線電廣播、暢銷書刊等, 把確定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價值標準強加給人們。官員們通過“灌輸”“宣傳”“教育”成功地操縱、控制著大眾, 使之喪失內在的自由、獨立的決斷能力。這樣, 大眾文化就具有了意識形態的操縱性、強制性功能。

再次, 大眾文化具有標準化、重復化特征, 具有齊一性、平整性。他們認為, 在文化工業中, 從文化生產到文化產品都不是本性的自然流露, 更多地是為了消費而生產, 這種生產完全是標準化的。文化生產不斷重復, 文化產品整齊劃一, 用神秘的重復代替歷史發展成為文化工業的一個關鍵特征。阿多爾諾指出, 大眾文化生產與現代工業標準化生產有直接聯系, 它按照一定的標準、程序大規模地生產各種復制品, 如電影拷貝、唱片、照片、錄音帶等;它促進和宣傳某個成功的作品, 使風靡一時的歌曲和連續廣播劇可周而復始地出現, 使閑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給他的東西。這種文化工業的標準化, 文化產品的齊一性、重復性, 不僅扼殺了藝術創作者的個性和創造力, 而且扼殺了藝術欣賞者的自主性和想象力。在文化工業復制品面前, 主體瓦解、個性喪失。

最后, 大眾文化具有肯定性、單向度特征, 具有辯護性、壓抑性。他們認為, 大眾文化與高雅文化不同, 高雅文化具有美的形式而隱含著解放的潛能, 它是一種培養個性的文化;而大眾文化是單向度的肯定性文化, 作為統治與宣傳的工具, 具有“實用主義、行為主義的特征”。它從現存社會秩序的利益出發, 美化現存社會秩序。因而, 它又具有意識形態的辯護功能。在發達工業社會, 由于文化工業控制了人的一切, 不計其數的大眾文化機構, 把約定俗成的行為模式當作自然的、合理的模式強加給個人。集體的努力控制了一切事物, 人的真正本質和他們所消費的東西一樣, 變得微不足道。人變成非個體化的社會原子, 變成為機器, 變成了沒有獨立人格的畸形人。內心世界萎縮, 精神生活空虛。隨著內心世界的枯萎, 個人作決斷的樂趣、文化發展的樂趣、自由想象的樂趣, 也一同消逝了。

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對當代文化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 大眾文化研究主題承續。當代文化研究者承續了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研究的主題, 使大眾文化研究成為后現代主義之后的“顯學”, 成為目前國際學術界最有活力、最富創造性學術思潮之一。第二, 跨學科研究方法的運用。當代文化研究者像法蘭克福學派一樣, 利用跨學科綜合研究方法研究大眾文化。第三, 理論觀點的繼承與創新。一方面, 他們堅持了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 拓展和深化了大眾文化研究, 并逐步形成了與之不同的大眾文化理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英國的霍加特、威廉姆斯、湯普遜等人, 在李維斯、新左派理論家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下, 為當代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如霍加特《文化的用途》 (1958) 對英國文化研究產生了三點重要影響:其一, 用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大眾文化現象, 為當代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其二, 用社會學、政治學、文學批評相結合的跨學科的視野研究大眾文化;其三, 自傳體色彩的著述方式, 開創了英國文化研究中的特有的民族志傳統。威廉姆斯在《文化與社會》 (1958) 、《漫長的革命》 (1961) 中, 對文化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 明確要求超出“精英文化”的范圍來定義文化。他指出, 文化一般有三種定義。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義:文化分析在本質上就是對生活或作品中被認為構成一種永恒秩序, 或與普遍的人類狀況有永久關聯的價值的發現和描述;其次是“文獻式”的文化定義: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體;最后是“社會的”文化定義: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因而, 文化研究的目的不僅是闡發某些偉大的思想和藝術作品, 而且是闡明某種特殊的生活方式、某一特定文化或隱或顯的意義和價值。威廉姆斯的文化分析為當代英國文化研究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湯普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1963) 更是把文化看作是不同利益集團的社會力量相互競爭和沖突的結果, 其中最主要的是階級斗爭。這種觀點更接近馬克思主義。盡管上述三人具體觀點有差異, 但卻有共同的傾向。他們都反對庸俗經濟決定論和階級決定論, 強調文化的獨立性和在社會發展中的能動作用;都力圖把文化從狹隘的精英文化定義中解放出來, 擴大文化的定義, 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實踐和文化機構及其與社會、社會變遷的關系”;都對大眾文化采取批評態度。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 在法蘭克福學派、阿爾都塞、葛蘭西的影響下, 大眾文化研究出現了“意識形態的轉向”。這與法蘭克福學派、阿爾都塞、葛蘭西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在一定意義上說, 文化與意識形態批判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核心。“意識形態”這個概念在法蘭克福學派那里具有廣泛的含義, 但它把科學技術和大眾文化當作最重要的部分;并認為大眾文化作為大眾欺騙的工具, 具有意識形態的特征和社會功能。這種看法對當代文化研究影響至深。阿爾都塞主體建構理論和關于意識形態的論述, 開辟了文化研究的新視野、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對當代文化研究發生了不小的影響。但是, 由于他濃厚的決定論傾向, 促使了文化研究的“葛蘭西轉向”。本尼特認為, 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大眾文化研究中“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的對立, 一方面避免了庸俗經濟決定論和階級決定論, 另一方面又堅持了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性。這對當代文化研究發生了重要影響:拋棄了文化研究中的階級本質主義, 強調文化實踐意識形態闡述的多元性;超越文化精英主義與文化平民主義對立的立場, 把文化研究視野擴展到階級以外的性別、種族等領域。

威廉姆斯等人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文化唯物主義”, 盡管深受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的影響, 但與法蘭克福學派 (本雅明除外) 完全否認大眾文化的態度有所不同, 它在批判大眾文化的同時, 對之也有某種程度的肯定。特別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 英美文化研究出現了新變化:從文化共同本質的揭示轉向亞文化異質性、復雜性研究。如《儀式與抵抗》 (1976) 對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英國工人階級青少年中流行的“反文化”現象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威利斯在《學習勞動》 (1979) 中揭示了工人階級青少年在學校內外社會與文化的關系。從階級考察轉向性別、種族等問題研究, 文化研究中心理學、人類學的影響越來越大。如凱特·米勒特的性別政治理論;麥克盧比《工人階級女孩與女性文化》對工人階級少女亞文化的分析。最重要的變化是創立了不同于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在這方面, 費斯克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首先, 他批判了阿多爾諾等人的“大眾”概念, 認為它忽視了大眾文化的復雜性、多元性。他指出, 大眾不是單質的整體, 而是包含了由某種利益關系、政治立場、社會政策形成的群體, 它是一個復雜的多元復合。其次, 他分析了大眾文化商品屬性的特殊性。針對阿多爾諾等人對大眾文化商品化的指責, 費斯克承認大眾文化具有商品的屬性。但認為它是一種特殊的商品, 它不僅在經濟體制中流通而且在文化體制中流通。從前者的角度看, 大眾文化的接受者完全是被動的;從后者的角度看, 大眾文化的消費者在消費過程產生意義和快感。因此可以說, 大眾文化不是工業生產的, 而是人民創造的。最后, 他在巴爾特“讀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區分的基礎上, 提出“生產性文本”概念, 發展了大眾文化資本理論。他指出, 生產性文本既是通俗易懂的又是開放的大眾文化文本。它為大眾生產意義所用, 盡管它并不情愿, 但仍然讓讀者看到它預設意義的脆弱和局限。它包含著與設定聲音不同的其它聲音, 盡管它同時又力圖淹沒這種聲音。它的復雜意義不是自身所能控制得了的, 它的文本間隙使讀者得以從中產生新的文本, 也就是說, 它是一種受讀者控制的文本。因此, 大眾文化就是特定社會中意義的生產和流通, 它既依賴于文本提供的意義框架和空白, 又依賴于讀者的積極參與和制造。這樣, 讀者對大眾文化文本的閱讀就包含了雙重愉悅:一是體現在反對權力集團的象征生產中, 二是體現在自我行為的實際生產過程中。由于大眾文化生產性文本的這種特點, 故對大眾文化的分析需要雙重聚焦:一方面分析它的意識形態內容;另一方面分析特有的接受特征。

總而言之, 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的分析、研究、批判, 是對西方文化價值危機的深刻的思考。它對大眾文化商品化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消極作用的揭露, 確實反映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消極腐朽的方面;它關于大眾文化本質、特征、社會功能的闡述和批判, 對當代文化研究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也有助于加深對資本主義的認識, 同時, 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建設也具有借鑒和啟發意義。但是, 它對大眾文化憤世嫉俗式的激進批判和否定卻是片面的, 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