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訪/觀察者網 小婷，整理/觀察者網 沈玉萌】 觀察者網：黨的歷史上有三個決議，前兩個決議分別是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前兩個決議，分別要解決的歷史問題是什么？對于黨的發展和建設有哪些重要意義？ 謝茂松：鄧小平曾說到歷史問題決議的重要性，在于“這是要放到歷史里面去的一個文件”。要深刻、通透地理解前兩個決議，最好還是從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對于第一個決議草案的說明、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對第二決議的起草意見來入手。 毛澤東在1945年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的講話，即《<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中，強調批判錯誤路線的目的完全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如果簡單地處理幾個人，不總結歷史經驗，就會像過去陳獨秀犯了錯誤以后黨還繼續犯錯誤一樣”。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來源：共產黨員網 我們的黨早期由于政治不成熟而導致犯了一些錯誤，決議所著眼的是全黨的政治成熟這一關乎長遠的大局。毛澤東深刻地揭示黨之為黨，乃是“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族或職業團體”，“黨員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政見相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要有爭論，爭論時要分清界限。”政見不同通過爭論而達到政見相同，從而形成政治的團結。 正是因為黨是政治團體，強調黨的團結，所以黨實行治病救人的方針，“凡是政治上犯過錯誤現在改正了的同志，我們都要團結他們”，“全黨要像決議上所說的團結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團結——批評——團結，團結是出發點，通過對錯誤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而后達到政治上的空前團結，團結是根本目的。 討論通過第一個決議的六屆七中全會與緊接著召開的七大，二者合在一起產生重大的歷史作用。毛澤東在《<對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中提到，決議原來是準備交七大的，后來決定交七中全會。“這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不是隨便決定的，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大會把重心放在歷史問題上。” 七大的方針就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報告中說：“大會的眼睛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影響大會的成功。大會的眼睛要看著四萬萬人，以組織我們的隊伍。”如此我們也才能深刻理解毛澤東在《<對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開章明義強調決議是“全黨性質的”，“同全國人民有關聯的”，“對全黨與全面負責的”，這樣做的效果，正如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報告中所說，“使得大會成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大會的眼睛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來源：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七大之后，黨在迎來抗日戰爭的勝利之后，國民黨挑起內戰，黨通過發動全民的人民戰爭，用短短三年多時間就解放了全中國。回顧解放戰爭能夠提前取得勝利，離不開六屆七中全會與七大對于凝聚全黨的重大作用。 七大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以及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指導思想的地位，這是全黨上下“團結一致，爭取勝利”的保證。《論語》記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在全黨確立人民領袖的個人領導地位與確立作為全黨指導思想的“道”的指導地位，二者缺一不可。具體的“人”，是抽象的“道”對于大眾的最為直觀、日常、親切的體現，也是人能弘道的最集中體現，“道”與“人”合一而不可分；同時，作為具有原理性、普遍性的“道”、“道統”，也就是現代政黨的指導思想，則具有超越個人的持久影響力，經過歷史不斷檢驗的思想能超越及身而止的個人而對全黨具有更長持久的影響力，后繼者也會在新的歷史實踐中將其加以不斷發展。 1981年，鄧小平在《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指出，“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傾路線，對照著講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正確與錯誤的正反對照著講是其中的關鍵，非如此則不能深刻理解毛澤東路線的正確所在。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第二個決議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就是撥亂反正，糾正文革的錯誤，但在糾正文革錯誤的同時，如何恰如其分地公正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從而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成為其中的爭議點與難點。 鄧小平在《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指出，針對“在前一段時間里，對毛澤東同志有些問題的議論講得太重了”，“應該改正過來。這樣比較合乎實際，對我們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形象也比較有利”，這顯示了一位政治家的大局觀與遠見卓識，鄧小平進一步強調指出，“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 所以，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鄧小平以其政治家的政治意識與歷史意識，強調“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 鄧小平說毛澤東思想“還在發展中”，“我們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對于毛澤東思想“還在發展中”，進而一再強調“還要繼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政治判斷，顯示了一位偉大政治家的大局觀與政治成熟。試想如果當時不這樣做，我們今天就會陷入到嚴重的歷史虛無主義之中。 第二個決議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經過了很多稿。針對過去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鄧小平對此斬釘截鐵地回答道：“不行，都在等。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家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鄧小平的回答顯示了政治家對于政治時機的敏感與政治決斷，而這也體現在決議提交討論、發表的時間上。決議提交討論的時間，定在十一屆六中全會，“設想就在黨的60周年發表。紀念黨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決議發表的時間選擇在了黨的六十周年這一重要歷史節點。 第二個決議全文最后一段說到：“1945年黨的六屆六七中全會所一致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經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加強了人民革命事業的迅猛前進和偉大勝利。十一屆六中全會相信，這次全會一致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必將起到同樣的歷史作用。” 至此，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討論基本結束，黨帶領全國人民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中國加快了工作重心轉向經濟發展、改革開放的步伐。此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了第二個歷史決議同樣起到了像第一個決議通過總結過去、總結經驗，從而引導大家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歷史作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