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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9月，時值中法戰爭期間，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從京師啟程，南下督辦福建軍務。 抵達江寧（南京）時，左宗棠順便拜會了老朋友，曾經湘軍吉字營的主帥，現在的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國荃。 說來有趣，左宗棠性格暴烈，與曾國藩格格不入，但與其胞弟曾國荃，卻頗對脾氣。兩人睽違日久，除了商談諸如東南沿海防務等國家大事之外，自然也有一些私人間的閑聊。  某日，左宗棠問及曾平生最得意之事，此時已位列封疆的曾國荃，在老熟人面前并未遮遮掩掩，反而有點洋洋得意地答道：“揮金如土，殺人如麻”。 左宗棠欽佩其坦誠，大笑道：“我固謂老九才氣勝乃兄”。 這段出自《清稗類鈔》的軼聞，雖未見于正史，但“揮金如土，殺人如麻”八個字，卻是九帥曾國荃一生最真實的寫照。 執拗少年，曾家老九曾國荃，字沅甫，清道光四年（1824）八月二十日生于湖南湘鄉，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所以后來湘軍將領皆尊稱其為“九帥”。  曾國荃與他那大名鼎鼎的兄長，年齡整整相差了十三歲，因此在道光十八年，曾國藩高中進士的時候，曾國荃還不過是湖南鄉下的一名懵懂少年。 1840年，曾國藩被授翰林院檢討，雖然只是從七品的小官，但好歹也算成為了國家的正式公職人員，當年，其便將父親曾麟書及16歲的曾國荃接到京城家中，一則讓老父及幼弟游玩散心、增長見識，另外也準備親自輔導曾國荃的學業。 所謂長兄如父，因為年齡的巨大差異，曾國藩對這個年幼的兄弟格外用心，不僅飲食起居照料有加，教授學業更是不遺余力。 但不知為何，曾國荃在京居住一年后，卻突然提出要返回湖南老家，并且從此不再與兄嫂、侄兒同桌用餐。 曾國藩不明就里，百般詢問原因，唯恐哪里疏忽怠慢了“九弟”，只是曾國荃始終沉默以對，但要返鄉的態度卻異常堅決。 曾國藩只當是少年人心性，喜新厭舊、反復無常，卻不知曾國荃所為，著實提不上臺面——其好飲濃茶，每飯后必重新沖泡，而某日大嫂見杯中尚有余茶，為免浪費，便直接將水斟滿，豈料曾國荃以為家嫂有意刁難，遂萌生離意。 也許是青春期的叛逆敏感，抑或是寄人籬下時的自卑作祟，這時的曾國荃，確實有些不可理喻，但其性格中的固執與倔強，通過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卻又可見一斑。 但也正是得益于骨子里的這股執拗，才在日后兵圍安慶、血戰雨花臺以及決戰天京的重大戰役中，幫助其取得了最后的勝利。 兄長百般慰留，少年卻執意要走，如此往復拉鋸數月，曾國藩實在無奈，只得托人將胞弟送回了湖南老家。 就這樣，曾國荃結束了短暫的寓京生活，而一年之后，曾國藩又安排國華、國荃兩位弟弟到省城長沙城南書院求學，先向廩生丁敘忠執贄受業，后附課于湘中大儒羅澤南。 在此期間，其詩文書法俱大有長進，1847年，曾國荃以府試第一的成績入湘鄉縣學，一年后，赴省城參加科試，又獲一等。由此可見，后來刀山血海、殺人如麻的曾國荃，當年其實也頗有讀書的天賦。 只是在此之后，因為遠離父兄的監督，加上其人對科舉功名又并非十分上心，曾國荃漸漸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科試之后大半年時間里，竟“未嘗見書為何物”。 1849年，再赴長沙參加省試，不出所料，此前屢屢應試皆名列前茅的曾國荃，“開卷茫然，此心莫知其鄉”，考場之上全程都處于迷茫而不知所措的狀態中，結果當然是鎩羽而歸。 雖然學業荒廢，以致科舉不第，但從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咸豐二年（1852），曾國荃其實也并沒有閑著。 他積極結交湖南賢人雅士，來往湘鄉與省城之間，既是北京與湘鄉圈子之間的關鍵聯絡人，又在此期間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如果沒有意外，曾國荃即使此后不能像大哥那般金榜題名，也很有可能會成為名滿湖湘的一代大儒。  只是1851年，一場席卷南方諸省的農民起義改變了許多中國人的命運，也徹底改變了曾國荃的人生軌跡。 為赴兄難，投筆從戎1851年，太平天國金田起義之后，由廣西崇山峻嶺間一路揮師北上，經桂林而奪全州，入湖南而趨長沙，長沙撤圍后又迅速拿下洞庭咽喉重鎮岳州。  與此同時，1852年，曾國藩因母喪丁憂返籍，同年底被朝廷起復，奉旨于湖南籌辦團練事宜。 1854年2月，經一年多時間的籌備，湘軍規模初成，曾國藩奉命率師出征太平軍，先后克岳州、奪武昌、陷田家鎮，直逼重鎮九江，卻在湖口一役為太平軍翼王石達開所敗。 隨即翼王在鄂、贛兩省展開反攻，太平軍兵鋒所至，無論綠營、湘勇皆不能敵，江西八府五十余州縣陸續易手，全境戰事漸趨糜爛，曾國藩坐困省府南昌，“道途久梗，呼救無從，中宵念此，魂夢屢驚”。 贛省潰敗之際，曾國荃正往返長沙與老家之間，一面接受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委派，赴益陽查辦厘金事務，一面打探江西消息。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收到了曾國藩自前線寄回的書信，方知兄長此刻已深陷困境。 無獨有偶，此間焦慮萬分的曾國荃，在長沙遇到了同樣一籌莫展的黃冕。 此人原是當地富商，因創厘稅有功，得授知府實缺，但略顯黑色幽默的是，他要走馬上任的江西吉安府，此際正為太平軍所占，這位知府大人，空有朝廷委任，卻是赴職無門。 黃冕要奪回屬地、老九要救援乃兄，二人既為公家之利，也為骨肉之情，一拍即合之下，遂決定由黃冕籌措軍餉，而曾國荃負責募集湘勇，赴贛作戰。 隨后，由黃冕出面，奏報湖南巡撫駱秉章，曾國荃則返歸湘鄉老家，招募并訓練當地壯勇兩千人，因這支部隊為解救吉安而設，故號“吉字營”。 不得不說，曾國荃雖是一介書生，從無領兵經驗，卻頗懂治軍之道。 首先，吉字營兵員全部募自其老家湘鄉，這些人以地緣、血脈、宗族結成紐帶，既便于指揮，凝聚力又強。 而丁勇必擇青壯、質樸鄉民，其性格堅忍、吃苦耐勞，更能適應艱苦的作戰環境。  同時，曾國荃用人亦不拘一格，對于麾下將領，從不責全求備，主張“棄其短而用其長”，正是基于這樣的選材標準，吉字營日后才涌現了諸如李臣典、蕭孚泗、朱洪章等一批雖文墨不通，卻兇悍異常的狠人。 最后，吉字營訓練得當而賞罰嚴明，從成軍之初，曾國荃便信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每戰必許以厚餉，甚至允諾破城之后任意劫掠來犒賞三軍。 而吉字營又是湘軍中無可爭議的嫡系，裝備、糧餉、后勤補給根本不必操心，這樣一支虎狼之師，猶如一頭脫籠而出的巨獸，注定要在今后的南方大地翻起無盡的血雨腥風。 1856年9月，新軍開赴江西前線，從這一刻開始，那個曾經手捧經史子集、口吐之乎者也的曾國荃成為過去，而一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吉字營統帥，卻在亂世烽煙之中應運而生。  書生領兵，屠夫降臨吉字營進入江西時，恰逢翼王石達開被調回天京參加攻打江南大營的戰斗，緊接著太平天國又爆發了著名的內訌事件——“天京事變”。  贛省空虛，曾國荃乘機率吉字營攻占安福，連敗太平軍于大汾河、千金坡，隨后聯合湘軍周鳳山部，進逼吉安府城。 吉安城下，曾國荃挖壕掘塹，第一次使用了其日后賴以成名的“鐵桶圍城”戰術，經過一年多的圍困和反復拉鋸，1858年8月，吉安府終被攻破，太平軍將領傅忠信率殘部一千余人血戰突圍，其余守軍全部戰死。 吉安一役，吉字營聲名鵲起，而初出茅廬的曾國荃更是獲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認可。 1858年11月，湘軍遭遇三河鎮慘敗，經過一年的休養生息，1860年，曾國藩兵分四路，直撲皖省首府安慶，在連陷外圍英山、潛山、太湖之后，對安慶形成合圍之勢。吉字營作為湘軍主力，陳兵安慶城北。  安慶是天京西面最重要的屏障，對于雙方而言都不容有失，隨著湘軍合圍的逐漸形成，城北便成為了陸路聯系外界的唯一通道，因此戰況尤為激烈。 曾國荃于安慶北門外，開掘長壕兩道，內壕防守軍突圍，外壕則拒太平軍救援。在此期間，吉字營頂住了太平天國最強的陳玉成兵團連續數次的救援沖擊。 1861年8月22日，眼見安慶被圍日久已是危在旦夕，陳玉成組織上萬人的敢死隊，硬撼曾國荃陣地，是役，雙方陣前槍炮如雨，彈若飛蝗，太平軍死尸枕籍仍前仆后繼。 最危險時，數名太平軍死士已然越過外壕，吉字營防線即將告破，曾國藩竟親自揮刀上陣，斬殺數名前沖之敵，方才穩住陣勢，激戰一天一夜，最終英王功敗垂成。 1861年9月，曾國荃以“穴地之法”轟塌安慶城垣，歷經17個月的艱苦圍城，湘軍終于取得最關鍵的安慶戰役的勝利。 安慶城破后，為遵照兄長曾國藩“克城以多殺為妥，不可假仁慈而誤大事”的最高指示，曾國荃竟以發還遣散路費為由，將八千名或俘或降的太平軍誘騙集中后逐一殺害，隨后更下令兵勇屠城并“大索三日”。  伴隨著不斷倒伏的尸體和無數凄慘的哀嚎，安慶迎來其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而揮舞著屠刀的曾國荃，卻因功擢升從二品江蘇布政使。 雨花臺下，血染征衣安慶克復，天京門戶洞開，1862年湘軍水陸并發，溯江東下，劍指太平天國都城。 5月底，曾國荃攜新勝之師，一萬余人的吉字營精銳，兵臨天京近郊雨花臺，太平天國與湘軍的生死對決即將上演，而曾國荃軍旅生涯最漫長難熬、艱辛困苦的一戰，也漸漸拉開了帷幕。  9月，忠王李秀成親率三十萬大軍由蘇州回師天京勤王，直逼雨花臺。而此時的情況對吉字營而言，已十分不妙。 由于曾國荃求勝心切，率孤軍冒進，此時天京近郊，湘軍其他部隊均尚未抵達，除吉字營萬人之外，僅有曾貞干的湘軍十營五千人，以及彭玉麟的水師九千人，但要遏控水路，保證糧道安全，無法直接參戰。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此時天京周邊疫病橫行，吉字營兵勇近半染疾，喪失作戰能力。 而李秀成兵團由蘇州東來，基本未受瘟疫影響，加之此前在上海作戰，購置和繳獲了大量當時最先進的洋槍洋炮，戰力大增。 太平軍裝備精良、兵員齊整，兵力還有絕對的優勢，兩相比較，內外交困的吉字營毫無勝算，戰爭的結果似乎已早早喪失了懸念。 面對李秀成兵團的瘋狂進攻，曾國荃率僅余的數千兵勇據營死守，戰爭進程中，營壘墻垣曾數度被破，危急時刻，主帥曾國荃面頰亦為流彈所傷，血流不止。  幸而陣中尚有李臣典、蕭孚泗等悍不畏死之輩，面對數倍之敵亦血戰不退，方能力保營壘不失。 雨花臺之役，吉字營搖搖欲墜，曾國荃險象環生，遠在安慶的曾國藩掛念胞弟，更是坐臥不寧、寢食難安。 最終，鏖戰四十六日，吉字營陣亡達五千余人，曾國荃頑強死守，迎來轉機。李秀成付出了數萬太平軍死傷的代價，卻未能贏下關鍵一戰，而此時其大本營蘇州告急，忠王無心戀戰，草草收兵回援。 熬過雨花臺的生死難關，吉字營絕處逢生，湘軍也逐漸掌握了整個戰場的主動，曾國藩的各路援兵陸續抵達天京城下，太平天國在江浙地區的李秀成和李世賢兩大兵團，又為淮軍和楚軍所牽制，無力救援。 隨后，天京外圍據點紛紛易手，在歷經長達兩年的長圍久困之后，湘軍最終在1864年7月19日，再次以穴地之法，炸毀天京太平門城墻，隨即吉字營部眾蜂擁而入，天京陷落。 如果說安慶是慘無人道的毀滅，那么天京則是千方百計地蹂躪和摧殘，奸淫、劫掠、縱火、屠殺，從天京城破的那一刻開始，勝利者們仿佛失控的野獸，用所有能想得到的方式，破壞和占有著眼前的一切。 名滿天下，謗滿天下克復金陵，曾氏兄弟完成“平逆第一奇功”，但還沒來得及慶祝，糟心事便接踵而至。 天京城破，眼見大局已定，曾國荃便第一時間返回雨花臺大營，具折向朝廷奏報情況，既為報喜，也為敘功。 誰知清廷不但沒有夸贊、慰勉，反而接連下了兩道措辭嚴厲的圣旨，指責曾國荃做為前敵總指揮，不該在天京尚未被完全掌控的情況下“遽回老營”，更毫不留情的指出“倘曾國荃驟勝而驕，令垂成之功或有中變，致稽時日，必惟曾國荃是問”。 兩道充滿警告和威脅意味的圣旨，發生在湘軍攻破天京的大背景之下，對于曾國荃而言，不免怨憤惱火，但老謀深算的曾國藩卻從中嗅到了不一樣的味道。 緊接著朝廷又委派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南下，駐扎山東濟寧，令江寧將軍富明阿，統率旗兵入駐江寧滿城、馮子材統兵入鎮江，對湘軍的防范意味已相當明顯。 再加上當時瘋傳天京城中“金銀如海，百貨充盈”，而太平天國的“圣庫”之中，更留存有洪秀全多年積攢、數量驚人的財富，矛頭直指曾國荃通過天京之戰，貪墨私藏了數額巨大的不明之財。 血戰經年，巨大的壓力和隱藏的危險，正從四面八方悄悄向曾氏兄弟匯聚而來。 安慶、天京兩戰，雖是功成名就，但亡魂千里，生靈涂炭，“曾剃頭”、“曾屠夫”的惡名已是天下皆知。 而如今太平天國即去，所謂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湘軍不但已失去了利用價值，反而成為清廷的心腹大患。 曾國藩為官多年，深諳君臣之道，眼見山雨欲來，湘軍主帥迅速做出反應，先是著手大力裁撤湘軍，打消滿清統治者的疑慮，接著以抱病為由，令曾國荃開缺回籍，使胞弟遠離輿論中心。 而曾國荃辭官返鄉之后，因心緒不佳大病一場，直到1866年捻軍兵鋒再起，才奉上諭，起任湖北巡撫、后又歷任陜西巡撫、山西巡撫。 尤其在山西任上，恰逢百年不遇的“丁戊奇荒”，三晉大地赤地千里、顆粒無收，底層平民食不裹腹，流離失所。 曾國荃為濟民賑災多方籌措，為請餉募捐竭盡全力。當地百姓對其感恩戴德，曾專門修建生祠，以紀念其功業。 1884年，出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年已花甲的曾國荃仍是鞠躬盡瘁，櫛風沐雨，整頓海防，增添兵船、水雷等新式武器。可謂防邊有策，助戰有功，使沿江軍民六年相安無事，撐起東南半壁河山。 1890年，六十六歲的曾國荃，病卒于南京兩江總督任上，清廷感念其一生貢獻，身后贈以太傅，賜金治喪，謚號“忠襄”。 從寂寂無聞到名滿天下，從布衣書生到沙場悍將，從血腥屠夫再到治世能臣，曾國荃的一生，隨亂世跌宕浮沉，最終繁華落盡，千秋功過，只能留與后人評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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