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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初，年僅21歲的黃百韜，選送“金陵軍官教育團”第五期學習，從這個江蘇地方當局開辦的教育團性質來看，也就是個“士官培訓學校”的水平，但在軍閥混戰(zhàn)的北洋時期，這已經(jīng)是各路軍閥培養(yǎng)和選拔軍官的重要渠道。黃百韜當時想不到的是，這里不僅是通往飛黃騰達的階梯，還遇見了一位“貴人”，不久能夠讓他死里逃生的人。  （黃百韜） 這個人叫張宗昌，北洋時期大名鼎鼎的“狗肉將軍”，要知道，張宗昌早年投靠的可是直系軍閥馮國璋，曾經(jīng)被老馮任命為“金陵軍官教育團監(jiān)理”，也就是教育長的意思，所以黃百韜無意中跟張宗昌有了“師生之誼”。1920年10月，黃百韜在軍官教育團結業(yè)后，總算從一個傳令兵混成了軍官。 黃百韜之所以能夠有機會就讀“軍校”，當然是老長官“江蘇督軍”李純的賞識，李純當年也是個牛人，號稱“長江三督”之首，直系軍閥的骨干將領，北洋陸軍上將。然而就在黃百韜畢業(yè)季的1920年10月11日，李純暴死于南京督軍署內，年僅46歲。 北洋政府官方宣布李純是因“憂國憂民”而自殺身亡，其實被皖系謀殺的可能性最大，同月14日，齊燮元宣布就任江蘇督軍。李純咋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黃百韜好容易軍校畢業(yè)后，原來的靠山瞬間不在了。  （張宗昌） 一、黃百韜出身確實很雜。 從面相上看，黃百韜雖然頭發(fā)不是很多，模樣還是蠻周正的，加之早年曾就讀河北工專，屬于“投筆從戎”那一種，在民國年間絕對屬于文化基礎相當不錯的。如果李純不死，黃百韜從教育團出來鐵定是一名侍從副官，將來外放部隊，至少就是營、團長起步了，這幾乎是軍閥親信的一貫套路。 現(xiàn)在一下子沒有了靠山，黃百韜的軍旅仕途從此就比較苦逼了，只能被正常分配到江蘇陸軍第3師，從排長開始干起，直到1925年初才混上連長，在亂世軍中，這個晉升速度實在是太慢了。不過倒也說明，黃百韜為人并不是那么左右逢源，情商一般般，從后來黃百韜在蔣軍中的人緣來看，這五個字的評語沒冤枉他。  也是1925年底，在張作霖的支持下，已經(jīng)入主山東的張宗昌為奪取地盤，率兵長驅直進江蘇，督軍齊燮元倉惶逃離南京，江蘇地方部隊大部投降或潰散，降官里就包括連長黃百韜。晉升不順，還當了俘虜，黃百韜死的心都有了，不料忽然發(fā)現(xiàn)，原來贏家便是自己當年的“恩師”張宗昌，于是報名拜見。 這位狗肉將軍始終在招兵買馬壯大實力，白俄都敢留何況江蘇地方軍官？眼見曾經(jīng)的學生精壯干練，就順勢收在自己帳下，這一年黃百韜才25歲。  (張宗昌和張學良） 黃百韜因禍得福，從此在張宗昌的直魯聯(lián)軍里面升得飛快，從營長干到團附、又在團長的位置上打了個盹，到1927年底已經(jīng)是旅長了，期間不過兩年光景。正混的得意呢，北伐軍殺來了，直魯聯(lián)軍徹底戰(zhàn)敗，張宗昌下野逃亡，殘部40000余人全部被白崇禧收編，不過黃百韜沒有成為桂系的人，因為他的頂頭上司很雞賊。 黃旅當時隸屬于直隸軍務幫辦兼第六軍軍長徐源泉所轄，這是個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舊軍人，在北伐軍逼近平津時，所部正駐防天津地區(qū)。此公眼見張宗昌大勢已去，在蔣系特派員張璧的拉攏勸說下，于1928年6月10通電宣布：與直魯聯(lián)軍和奉系脫離關系，出任“國民革命軍天津臨時保衛(wèi)總司令”。 換句話說，老徐見風使舵直接投了蔣，而黃百韜和他的部隊，當然也就搖身一變成為了“國民革命軍”。  （徐源泉） 徐源泉也因此較受信任，其后一直掌握著兵權，歷任軍長、軍團長、集團軍總司令、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等職務，1935年銓敘陸軍二級上將。在南京保衛(wèi)戰(zhàn)中就有徐軍團的身影，可惜打得一般，武漢會戰(zhàn)期間在江北劃歸五戰(zhàn)區(qū)指揮，桂系不待見他，李宗仁以“擅自撤退”為由將其扣押，電請軍事委員會懲處。 老蔣琢磨琢磨，還是出手撈人，最終免于處罰調任軍事參議院高級參議，給個閑職養(yǎng)老的意思，抗戰(zhàn)結束后徐源泉干脆退出軍界，做生意去者。其實吧，主要問題還是徐畢竟雜牌出身、基本部隊在抗戰(zhàn)初期打光了，能夠軟著陸已經(jīng)是不錯的結局了，此后一直常居武漢，四野南下時逃臺，1960年亡故。 實際上，國民革命軍中的直魯降將還是很有一批的，比如徐源泉、阮肇昌、施中誠、李琰等等，黃百韜只是其中一個嘍羅。  二、黃百韜也算“天子門生”。 跟著老長官投蔣后，黃百韜也就隨著徐源泉轉戰(zhàn)南北，參與新軍閥混戰(zhàn)和對紅軍的作戰(zhàn)，歷任副旅長、旅長、師長等職務，徐源泉后來就任湘鄂川三省邊區(qū)“剿總”指揮，黃百韜調為總部高參。1936年1月銓敘陸軍少將，同年11月，黃百韜忽接通知，被保送到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三期”進修。 原北洋政府的“陸軍大學堂”，其實是晚清模仿日本的軍事養(yǎng)成教育制度而設，因為鬼子的層級制度為：陸軍幼年學校、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的“低中高”三級教育，所以從清末開始，也陸續(xù)開設陸軍小學、陸軍中學、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和陸軍大學堂，再成為袁世凱北洋軍的軍官搖籃。  1928年北伐勝利以后，南京政府接收陸軍大學，是年8月老蔣親兼陸大校長，逐步選送一些黃埔系軍官或者雜牌軍官，到陸軍大學進修和學習，主要是高級指揮和高級參謀專業(yè)。我們知道，黃埔前三期其實就是個“速成班”的性質，所以早期的黃埔生雖然善戰(zhàn)，但是在高級軍事理論和戰(zhàn)役指揮等方面，其實是比較薄弱的。 而陸軍大學可以補齊這個短板，其學制是一年半左右，1932年再從北平遷至南京，成為國民政府的最高軍事學府。視軍如命的老蔣，對陸軍大學當然抓得很緊，兼任陸大校長的時間長達21年之久，我們所知道的蔣百里將軍只是“代校長”。 理論上說，陸軍大學是選拔現(xiàn)役青年軍官進行“深造”的地方，很類似如今的國防大學。老蔣還授意軍政部定下規(guī)矩：擔任野戰(zhàn)部隊軍參謀長以上職務的，必須是陸軍大學畢業(yè)！  （蔣百里） 正規(guī)的陸軍大學招考學員，被稱為“正則班”，黃百韜本來也沒啥機會。不過馮玉祥在擔任軍政部長的時候，借鑒自己訪問蘇聯(lián)軍事院校的建議，提出要開辦“特別班”。啥叫特別班呢？因為陸大只招收青年尉官，那么一些行伍出身的中高級軍官，其年齡和軍銜已經(jīng)都不符合，就失去了到陸大深造的機會，而開設“特別班”就增加了這么一個渠道。 從1928到1949年，特別班總共才招了八期學員，衛(wèi)立煌、馮治安、孫良誠等，都是陸大特別班畢業(yè)的，而黃百韜就讀于特別班第三期，時間是1936年12月到1938年10月，“隱形將軍”韓練成也是特別班第三期的學員。因此陸大的學歷是很重要的，黃埔生被稱為“黃馬卦”，而陸大生被稱為“綠袍子”（領章為綠色），都是在國軍中混世界的重要文憑。 黃百韜得以就讀陸軍大學，則與老蔣在名義上成為“師生關系”，已經(jīng)初步具備了成為嫡系將領的條件。  三、嫡系將領的標準界定。 當然，雜牌出身的將領選送陸大學習，除了提高軍事相關業(yè)務水平外，還有兩個附加目的，其一是灌輸對老蔣個人的“忠誠”，其二是暫時解除兵權，方便對雜牌軍的改造或者吞并，從黃百韜的實際情況看，兩條兼而有之。至于畢業(yè)以后能不能再掌兵權，那就得看“個人表現(xiàn)”和混進哪個圈子了。 眾所周知，老蔣喜歡提拔軍官的標準是“黃、浙、陸、一”，也就是黃埔生、浙江人、陸大生和一期生，其實這只是一個泛指。事實上，黃埔前五期的學生，除了站到另外一個陣營的之外，都是具有先天性優(yōu)勢的，只要沒有觸到他的逆鱗、沒有必須懲處的罪過，基本都是順風順水晉升的。  個人感覺，浙江籍貫反而要重于黃埔出身，民國年間普通話還沒有完全推廣，順暢交流是很重要的，就老蔣那一口寧波官話，北方人聽著真心吃力，所以陳誠、陳儀、蔣鼎文、林蔚、胡宗南、湯恩伯等等，成為蔣氏心腹絕不是偶然的。而前述六人只有胡宗南是黃埔生，難道另外五個就不是嫡系了嗎？ 因此不能這么簡單分類的，再比如湯恩伯跟老蔣的關系從來就不深厚，能夠漸得重用，其實主要還是靠陳儀，同時還必須考慮到，黃埔生在大陸期間是有有一定局限性的。  有一點讀者要了然，那就是在大陸期間，黃埔畢業(yè)生的資歷和官位，是跟不上戰(zhàn)爭形勢發(fā)展的。比如黃埔一期畢業(yè)生，北伐期間多為團、營級軍官，甚至還有連級干部，以比較快的晉升速度，十年以后抗戰(zhàn)爆發(fā)之際，能當上師長的就算不錯了。比如俞濟時、孫元良、王敬久、宋希濂、關麟征等等，這批人晉升軍長多在1937年以后。 而大部分黃埔一期生，還在師長或者旅長的位置上繼續(xù)朝上爬，比較資歷和銜級得一步步熬，到抗戰(zhàn)末期，國民革命軍有30多個集團軍、100多個軍和300多個師，這么多軍事主官、副職、參謀長的職務，光靠黃埔生是根本無法滿足需要的。 尤其是戰(zhàn)區(qū)以上的職務，基本還把持在保定生、各講武堂學員這批老派軍人手里，到1945年6月，十四個大型戰(zhàn)區(qū)當中，沒有一個司令長官是黃埔畢業(yè)生，胡宗南才是個代理。 四、除此以外應該加個“八”。 因此來說，非黃埔出身的資深軍官，也是老蔣必須要用的，那么又如何成為嫡系呢？筆者一直認為，除了“黃浙陸一”之外，判定是否嫡系的標準還應該加個“八”，也就是老蔣黃埔期間密結的“八大金剛”：何應欽、蔣鼎文、錢大鈞、劉峙、顧祝同、陳誠、顧祝同和陳繼承，這八名黃埔教官在國民革命軍發(fā)展膨脹起來以后，都水漲船高成為一方軍頭。 而他們分別網(wǎng)羅的親信黨羽，無論是黃埔生、保定生、陸大生、留洋生還是什么亂七八糟講武堂畢業(yè)的，都可以稱為“嫡系”。比如我們熟悉的陳誠“土木系”，這倆字的來源，一種說法當然是他的起家部隊第十一師和第十八軍，其實還一種說法是陸大第十一期和第十八軍，也是“土木”兩字。 而這一期聚攏陳誠麾下的陸大學員，大多都出自中央軍的部隊，但他們卻未必都是黃埔畢業(yè)生，只要陳誠信任就可以了。 這很像一個金字塔形的嫡系結構，老蔣重用和信任“八大金剛”，那么他們保舉和提攜的親信，自然就是下一層的嫡系，比如薛岳曾早年數(shù)次反蔣，沒有陳誠的舉薦和庇佑，哪里來的什么長沙大捷？土木系的靈魂人物羅卓英，畢業(yè)于保定八期，既非黃埔出身也非陸大畢業(yè)，更不是江浙籍貫，然而誰敢說他不是嫡系？ 無它，只因為羅卓英是陳誠的同學加好友，從東征時期當炮兵連長就始終跟陳誠混在一起，然后是第11師和第十八軍，基本是陳誠升一級、羅卓英就接一級，成為中央軍系統(tǒng)里舉足輕重的大員。因此，判斷一名將領是否嫡系，不能簡單地以“黃浙陸一”來衡量，“八”也是極其重要的標準。 而黃百韜攀上的，正是這八個人當中一直受寵的顧祝同，當何應欽、蔣鼎文等軍頭失寵以后，陳誠和顧祝同其實是排名靠前的兩名“紅人”。 五、顧祝同可謂是“第二紅人”。 黃百韜陸大畢業(yè)后，確實沒有被重用和掌握軍權，在馮玉祥那個第六戰(zhàn)區(qū)、冀察戰(zhàn)區(qū)都混過，基本也都是幕僚的角色，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混進某個嫡系圈子。在擔任軍委會高參期間，偶然因為一篇論文入了何應欽的眼，被派往第三戰(zhàn)區(qū)擔任參謀長，這時候應該發(fā)現(xiàn)，陸大資歷就非常重要了，否則何應欽即便貴為軍政部長也不好舉薦。 第三戰(zhàn)區(qū)原來的參謀長是陸大特別班第四期的鄒文華，此公他調后，據(jù)說顧祝同希望的人選是保定同窗郭寄嶠（也是畢業(yè)于陸大特別班），但是第一戰(zhàn)區(qū)衛(wèi)立煌不放人，黃百韜才有了機會，所以一開始，顧祝同對黃百韜并不感冒。作為黃百韜來說，終于有機會在老蔣親信身邊做事，當然極其賣力，加之有一定能力且個人操守尚可，很快被顧祝同所倚重。 （顧祝同） 從古到今，哪個領導身邊總得有倆能干活的，否則盡是溜須拍馬之輩，部隊怎么帶仗怎么打？因此黃百韜能夠外放戰(zhàn)區(qū)主力第25軍軍長，絕對是顧祝同的重用，而不是什么嫌他礙眼。有一個軍隊常識應該了解，成為一名軍事主官，實權和油水在任何時候都要超過上一級的副職或參謀長，那么當黃百韜出任軍長職務時，已經(jīng)證明顧祝同把他當成自己人了。 事實也是如此，在解放戰(zhàn)爭初期的孟良崮戰(zhàn)役、南麻戰(zhàn)役中，黃百韜曾經(jīng)兩次被“彈劾”，若非顧祝同力保，以蔣軍的派系傾軋和獎懲不公，黃百韜早就game over了，其結果是黃埔三期的李天霞都被撤職羈押了，而黃百韜卻安然無恙。一方面，是黃百韜每戰(zhàn)皆賣力，另一方面，他已經(jīng)是有了后臺的人，而且后臺真心不軟。 再后來成為第七兵團司令，若非接替陳誠擔任“參謀總長”的顧祝同之力薦，黃埔一期的中將一大把，如何輪得到黃百韜？第二紅人不是吹的。 六、再看基本部隊的派系屬性。 判定一名將領到底是嫡系還是雜牌，另外一個標準，就是要看其基本部隊的派系屬性，而黃百韜從1943年10月5日開始執(zhí)掌的第25軍，那可是妥妥的中央軍嫡系部隊。需要指出的是，第25軍的番號在歷史上出現(xiàn)過三次，第一次是1926年5月，屬性為黔軍的周西成部；第二次是1935年10月，屬性為鄂軍夏斗寅余部。 而黃百韜接手的這個第25軍，是1938年武漢會戰(zhàn)期間，以中央軍第52師、第190師重新編組的，首任軍長是黃埔一期的王敬久，屬性是標準的嫡系。盡管抗戰(zhàn)期間該軍所轄各師番號多次變化，但是其派系屬性是沒有變化的，黃百韜履職時，該軍下轄第40師、第75師和第108師。 如果讀者對這幾個師的番號不夠了解的話，不妨回憶下1941年的“皖南事變”。 當時包圍新四軍軍部的頑軍有八個師，其中有六個師直接參與了罪惡勾當，分別是第52師、第108師、第40師、第79師、第144師和新編第7師，而最賣力氣打得最兇的就是第52師、第108師、第40師、第79師。換句話說，第25軍有兩個師都是“皖南事變”的罪魁禍首，一方面說明戰(zhàn)斗力不弱，另一方面也說明思想最反動。 因此，黃百韜能夠出任第25軍的軍長，那就是顧祝同當作嫡系將領使用，因為該軍是第三戰(zhàn)區(qū)為數(shù)不多的骨干部隊之一，一個雜牌將領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成為其軍事主官的。黃百韜解放戰(zhàn)爭后期升第七兵團司令后，接手第25軍軍長職務的陳士章，也是黃埔五期生，所以從整個脈絡來看，黃百韜的基本部隊是中央軍嫡系部隊無疑。 近來有筆友多方考證，黃百韜是民國30年赴任第三戰(zhàn)區(qū)，應該沒有參與“皖南事變”（1941年1月）的策劃和實施，因為從時間上確實看來不及，特此勘誤。 1946年初，第26軍改制為“整編第25師”，不久在沂蒙山區(qū)與華野的作戰(zhàn)中，黃百韜以整25師師長兼“縱隊指揮官”的身份，被第一兵團總司令湯恩伯授權統(tǒng)一指揮整25師、整65師和整74師。1948年豫東戰(zhàn)役后期，黃百韜統(tǒng)一指揮整25師、交警一總隊和第2快速縱隊，戰(zhàn)場上還有權節(jié)制整64師和失去兵團部的整72師，卞倉戰(zhàn)役也同時指揮過整編第4師。 軍事檢討會議后正式組建的第七兵團中，第64軍和第65軍都是已經(jīng)“中央化”的粵軍，而在淮海戰(zhàn)役爆發(fā)后，臨時納入兵團序列的第100軍是中央軍嫡系、第44軍也是“中央化”的川軍，所以把第七兵團稱為“雜牌兵團”是嚴重不妥的。 從成分上看，第七兵團應該視為中央軍半嫡系部隊，從指揮關系上看，則完全是嫡系部隊。 （郭寄嶠） 結語： 綜上所述，出身于北洋軍閥部隊的黃百韜，在投效國民政府之初確實屬于“雜牌將領”，然而隨著陸軍大學的畢業(yè)、躋身蔣系“八大金剛”之一顧祝同的小圈子、以及掌握了中央軍部隊的兵權以后，20多年以后，已經(jīng)基本混成了蔣軍的嫡系將領。老蔣對嫡系部隊盯得很緊，若非嫡系將領，是沒有可能掌兵的。 “徐州剿總”原來有四大機動兵團，另外三個孫元良、邱清泉、李彌均為黃埔嫡系，黃百韜能夠位列其中，光靠能打是辦不到的，那不是老蔣的用人風格，某種意義上，還是因為黃百韜的身份已經(jīng)悄然發(fā)生了變化。 比如“邱瘋子”吃醋，無論如何也吃不到雜牌身上，只是因為，他對黃百韜這個半路出家的嫡系，還是有那么一丟丟酸味。 黃百韜斃命后，老蔣在南京為他舉行公祭，言之鑿鑿什么“黃埔精神不死”，白崇禧譏為“黃埔精神。。。不死。。。也”，言外之意是黃百韜并非黃埔出身，真正的黃埔將領都逃命去者。其實是有誤的，對如此簡單的邏輯，老蔣焉能不知，又如何會犯那么低級的錯誤？ 事實上，黃埔軍校只是個俗稱，自第六期、第七期左右遷至南京改名為中央軍校后，“黃埔軍校”這個名稱不再名符其實了。而老蔣身兼幾乎所有軍校的校長，提一提當年廣州本校的“黃埔精神”，其實不算什么毛病。黃埔生也有兵敗自殺的，陸大生也有戰(zhàn)場起義的，白崇禧的嘲弄，更多是對整個中央軍系統(tǒng)的鄙夷。 如果黃百韜果真被蔣系軍事集團視為雜牌，他不會那么愚忠和瘋狂，這是無需質疑的人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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