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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是重名的，“名不正則言不順”。中國人的名也是復雜的，姓名之外，還有字號，比如三國人物，姓關名羽字云長；再比如水滸人物，姓林名沖，綽號“豹子頭”。文人免不了舞文弄墨，于是就有了筆名。筆名的出現，有的是為了躲避文網之災，魯迅的許多筆名就是為此而起，但更多的則是為了追求風雅或者附庸風雅。 《紅樓夢》里，大觀園成立“海棠詩社”，首先是黛玉提議：“既然定要起詩社，咱們就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才不俗。”李紈馬上附和：“極是。何不大家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則雅。”別號也就是筆名。這個提議得到了眾人的響應。起筆名本無一定之規，大觀園中人通常是以居住地來命筆名的，如林黛玉住在瀟湘館，就被探春姑娘命名為“瀟湘妃子”，薛寶釵住在蘅蕪院，就被李紈女士封為“蘅蕪君”。就是不大做詩的李紈、迎春、惜春以及后補的史湘云，也分別起了“稻香老農”、“菱洲”、“藕榭”和“枕霞舊友”的筆名。 其實，大觀園這些詩人或準詩人，她（他）們的筆名雖然花樣百出，但最值得研究的還是賈寶玉的筆名。雖然他的正式筆名，其命名規則也同他人一樣，叫做“怡紅公子”，但在開初，薛寶釵倒是為他起了兩個很別致的筆名，一個叫“無事忙”，一個叫“富貴閑人”。寶姑娘還特意作了注釋，“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閑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也罷了。” 寶釵稱寶玉為“無事忙”或“富貴閑人”，并非毫無根據。詩社成立前夕，賈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情游蕩，真把時光虛度，歲月空添。”由此可見，這“富貴閑人”主要體現了這個膏粱子弟錦衣玉食、呼奴喚婢、養尊處優、空虛無聊、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生狀態。其實，優越的物質條件，富足的生活境遇，既能使人沉淪，也可使人釋放。由勞而富，由富而閑，大概是一種規律，這其中的關鍵是生產水平的提高與剩余產品的增加。衣食終生無憂，不需竟日勞作，這就為解放人的情感、智慧創造了前提。富而且閑，固然可能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斗雞走馬，驕奢淫逸。同樣，也只有富而且閑，才有可能產生琴棋書畫、詩詞戲曲、建筑審美、體育競技。書中稱寶玉“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其實也是偏頗的，他“不通”的是官場應酬的“庶務”，他“怕讀”的是仕途經濟的“文章”，在此之外，他也與各色人等交往，他也翻閱古文詞賦。正因為這樣的雨滴露潤，耳濡目染，他對社會和人生才產生了獨立的思考與判斷。這不僅可以使得寶玉對“文死諫、武死戰”這類封建社會的正統體制進行自覺的批判，也導致了他對廁身其間的封建秩序不自覺的消耗與背棄。他的離家出走，他的削發為僧，正是這種“自覺”與“不自覺”的必然結果。 文學也是如此。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終日為生計奔波，畢生為口腹忙碌，也可能產生文學上的“杭育杭育派”，卻不可能產生《紅樓夢》這樣的高端批判作品。富足的生活條件，解除了生活的羈絆，跳脫了發展的樊籬，使人擺脫了物質勞動的束縛與局限，卻又為人們從事精神勞動提供了可能與條件。“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是統治階級的哲學，然而，生產技術的提高，確能改善人的生存處境，解放人的發展潛能。假如寶玉也像石呆子一樣經商糊口，也像狗兒一樣務農養家，他哪里還有閑情逸致吟詠什么海棠和菊花，哪里還會凄楚哀婉地賦誦什么《芙蓉女兒誄》。文學固然來自生活，但文學并非生活的攝影或復制。有“錢”且有“閑”，既“富貴”且“閑人”，對于普通人當然只是奢望。雖然曹先生后來“茅椽蓬牖，瓦灶繩床”，但他畢竟親歷過“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雖然他有愧于“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但他畢竟曾經擁有過享受“教育”與“規談”的優越條件。如果沒有這些前提和條件，《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的問世，顯然是不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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