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家：認知偏差是如何干擾我們的？

假如我們是完全理性的，我們對事物的判斷將會絕對基于邏輯和客觀證據。然而，信念的形成過程總會摻雜一些難以察覺的人類固有的心理因素。心理學家把這些時常難以預見的心理因素稱作認知偏差。認知偏差扭曲著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干擾我們清晰、精確、客觀思考的能力。

舉個例子，在判斷某人提出的一個觀點時，我們的思維更傾向于“我是否贊同這個觀點”而非“此觀點是否合乎邏輯”。比如以下這段推斷，它是否遵循嚴謹的邏輯呢？

所有的狗都是動物，

德國牧羊犬是動物，

因此，德國牧羊犬是狗。

很顯然，這段話的邏輯是錯誤的。依照這段話的思路，你也可以得出“貓是狗”這樣的謬論。畢竟所有的狗都是動物，而貓也是動物。然而，你真的一眼就看出以上那段話是錯誤的嗎？如果你花了一段時間才發現其中的邏輯謬誤，這是因為這段話的結論在主觀上是正確的，而你更習慣于通過經驗和主觀標準做判斷。

通過結論的可信度來判斷一個推論的正確與否被稱作信念偏差（belief bias）。就像其他的認知偏差一樣，信念偏差也在無形中干擾著我們。從剛才的例子就能看出信念偏差是如何降低我們理性思考的能力。更糟的是，當我們遇到一段更加復雜且充斥著各種修辭手法的推斷時，這種偏差對我們的干擾會大大增加。如果一篇贊成限制槍支或對非法移民做出評論的文章和我們的想法相當吻合，那么他的論證會看起來比它實際上更有說服力。

有些認知偏見會摻雜著啟發（heuristics），也就是我們下意識鎖定某些情況來預測事件的可能性。下例就是可得性啟發（availability heuristics），人們無意識地依據剛提及的事件的頻率來判斷這件事發生的可能性。比如，當看完很多起地震、墜機或者虐童的新聞后，你會整天想著這些事。也正因如此，你很可能高估了這些事件發生的概率。如果墜機率真地上升了，你也理所應當更頻繁地聽到關于墜機的信息，這沒錯。但是這并不說明你想得越多，某事事發的概率就越大。

從可得性啟發中可以看出像軼事概括這樣的錯誤是多么容易發生。可得性啟發法甚至還跟錯誤共識效應有關，錯誤共識效應指人們的默認自己和周圍人的觀點與整個社會的觀點一致的傾向有聯系。

另外一個扭曲的認知是所謂的從眾效應，它指的是人在下意識讓自己的想法向大多數人的想法靠攏的傾向。從眾效應是我們認知扭曲背后威力最強的罪魁禍首之一。在一項著名的實驗中，心理學家所羅門·阿希（Solomon Asch）發現其他人說的他們所看到的事物甚至有可能改變我們認為我們自己看到的東西。我們讓學生用智能手機和遙控器來選擇或投票。這使得班內學生的選項或投票分布一柱狀圖的方式立刻顯示在大屏幕上。結果常常是當一個選項獲得一些投票后，幾乎所有人都改變了他們原本的選擇并相信這一項才是對的，就選這個選項明顯不符合邏輯。

如果你以前不明白為什么消費品總是千篇一律地做自己是銷量第一的廣告，現在答案已經在你腦中。市場營銷人員懂得從眾效應。他們知道只要讓顧客相信很多人都在買他們的產品，銷量就會增加。

政客們同樣也知道我們常常下意識地將自己的想法靠向大眾觀點。因此，為了贏得選民的支持，宣傳者們在演講中宣稱每個人都支持他們。有時他們甚至會用更加有效的辦法——斷言沒人支持他們對手。“沒人會喜歡X的！”比“大家都喜歡Y”更加能讓人們支持Y。是消極偏見（negativity bias）——人們相信消極信息多于積極信息的傾向——使然。消極偏見在我們的腦海中根深蒂固：我們的大腦神經對負面信息比對正面信息更敏感活躍。在經濟學中有著消極偏見的一個推論，它講到人們往往更愿意避免損失而不是積累收入，即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

當遇到下述現象時不必大驚小怪：對于隸屬于與自己不同的社團、教派、黨派或國籍不同的人，人們更容易形成負面意見。這是圈內偏見（in-group bias）的一種表現，它是又一個可能扭曲和誤導我們認知和判斷的因素。我們時常認為自己的圈內人員組成非常多元化、有個性，而圈外人則都是螻蟻一般相互之間毫無區別的人。同樣地，我們常常把圈內人的成功歸結于勤奮努力，把失敗歸結于天公不作美。對于我們圈子以外的人，他們的失敗多半是因為他們自己的缺陷，而他們的收獲多半是好運而已。這種認為只有自己才會被意外和現實所制約而外人不會的傾向叫做基本歸因錯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實驗結果顯示，人與人之間并不需要多少共同點就能構建出一個族群的身份和歸屬感。就算是通過扔硬幣的方式被分到同一組的人們也會立刻對組內的人產生歸因偏見。在著名社會心理學實驗“羅博的洞穴”中，22個互不相識的12歲男孩被隨意分成兩組。當兩組產生競爭關系時，各組的組員們都展現出對對方的敵意，很多其他舉動也都表明他們已經被圈內偏見所控制。

人們對于一個人是圈內還是圈外的判斷很難判斷。高中的轉校生立刻就會被新學校的學生貼上“外來者”的標簽。有一次，本書作者之一和他的夫人在加州繁華富裕的小鎮卡梅爾（Carmel）的海岸線上遛狗，一條并不名貴的狗。因為停下來系鞋帶，作者落在牽著狗繼續向前走的夫人的身后。這時，一位穿戴時尚的女士路過并用略帶蔑視的目光瞟了一眼作者蹦蹦跳跳、傻里傻氣的狗。

可能因為她覺得這只狗并非符合當地氣質的純種貴婦犬，她撅起了下巴，做出一副高傲的姿態。過了一小會兒，那個女士走到因系鞋帶被落在后面的作者的面前，她并不知道剛才路遇的那位婦人是這位男士的妻子。她繼續撅著下巴、憤怒地說道：“看見前面那個女人了嗎？她一看就不是咱們鎮上的人。”僅僅因為作者沒有牽著那條品種一般的狗，這個女人便認為作者跟她一樣是這個高貴地段的一員，而與作者的夫人不同。

在20世紀60年代進行的一系列關于服從權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的實驗中，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蘭姆（Stanley Millgram）安排穿著白大褂的實驗人員讓普通男人和女人對無辜的人實施足以致命的電擊；愿意聽命的人的百分比高得令人難以置信。這個結果可以有很多種解釋，但人們有無條件聽命于權威的傾向這一點已無需其他實驗來進一步確證了。我們最近聽說了法國的一個假冒電視娛樂節目的測試，它與米爾格蘭姆的實驗類似。在這項測試中，主持人讓選手們對另一位假扮的選手施以電擊。這些選手都立刻照做了，完全沒有考慮他們有沒有可能殺死對方。我們并不能清晰地斷定人們到底是僅僅因為在盲目服從權威還是因為一些其他的本能而做出這些舉動，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種過激舉動絕對不可能是理性思考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