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蛋媽不止一次思考這個問題，是賺下萬貫家財，是兒孫滿堂，是突破階層，是獲得權力與地位？今天這個真實故事，我在讀時，感受到了很久都沒有的，來自心靈深處的感動和震撼。
人生由一個個關鍵選擇組成，他在風華正茂正是春風得意的時候，選擇了放棄一切浮華名利，去幫助艾滋遺孤。他散盡家財，放棄前途，從此煢煢獨行，不娶妻不生子，把一生精力奉獻給了陌生的兩萬多名孩子，幫助他們走出代代循環的悲苦命運，獲得新生。他名叫杜聰，是一個出身富貴、帥氣陽光的男人，他甘愿走入泥沼，托起孩子們的生命與未來，他的人生故事，分享給你。
我今年五十多歲了，開始做智行基金會的時候才三十出頭。我沒有結婚，但是我兒孫滿堂，擁有23000多個孩子，如今孫子孫女也一大群了。這種成就感和滿足感，金錢買不到，令我覺得一生沒白過，死而無憾。2002年初的那個冬天，寒風像刀一樣割在臉上，我跟著“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老師到河南一個艾滋病村，走進一間間低矮破敗的房屋，眼睜睜看著里面絕望而痛苦掙扎著的生命，親眼目睹艾滋病村觸目驚心的慘狀。我就知道，我的人生被改變了。這是一個和我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上吊身亡的農婦已經死去多日，而她兩歲半的孩子正哭喊著“下來！下來！”餓得發慌的孩子有些哭不動，就用嘴啃噬著母親的后腳跟。身亡的農婦和她的孩子都患有艾滋。一個瘦小的男孩，吃力地推著木頭車，帶他患有艾滋病的父親去曬太陽。一個婦女坐在床上無助地哭泣，地上鋪了幾個麻袋幾件破衣服，上面躺著赤身裸體，骨瘦如柴，瀕臨死亡的患病孩子……好多好多個村子，都是這樣的情況，每10個成年人中就有4-6個感染了艾滋病——陰暗破陋的房屋，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年輕身體，伴隨著皰疹、痔瘡、腹瀉及發燒……還有感染者因為絕望而自殺！我站在那個充滿著貧窮和苦難的村莊里，想起了電影《辛德勒的名單》里這樣一個鏡頭：商人辛德勒站在山上，看見山下無數正遭納粹軍隊凌辱的猶太人，內心無比觸動。我看到很多與我幾乎同齡的農民。他們和我一樣聰明，只是因為出生在貧窮的地方，所以命運和我完全不同。我意識到，很多東西的得來，并不是因為你有多聰明，而是因為你幸運。我覺得應該用自己的幸運，去幫助比我不幸的人。我在香港出生，14歲跟著父母移民美國。18歲那年，我以全年級第二名（一個年級600多人）從美國三藩市高中畢業，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后，到哈佛大學讀完碩士，我進入華爾街投行工作，27歲任瑞士銀行的聯席董事。29歲，我在法國一家瑞士銀行做副總裁，年薪百萬美元。公司有四架私人飛機，平常出差可以乘坐，上下班有豪華專車接送。我工作第一年就在紐約買了房子。每天出入各種名利場所，財富地位都不缺，人生一路順風順水。雖然我沒有在內陸長大，但我十六七歲時就已經一個人走過內陸很多地方。在哈佛大學，我師從儒學家杜維明，待得最多的就是燕京圖書館，我非常熱愛中華傳統文化。
1995年，我被銀行派駐香港，經常要到內陸來洽談投資項目。因為我的高中老師死于艾滋病，我一直關注艾滋病，但讓我驚訝的是，內陸很多人連“艾滋病”這三個字都沒聽說過！1998年，我拿著100元港幣在香港開了一個銀行賬戶，注冊了“香港智行基金會”，開始在內陸和香港做一些艾滋病預防宣傳和安全套發放工作，用業余時間參加政府和聯合國舉辦的一些艾滋病工作會議。“智行”的意思是，把智慧付諸于行動，去幫助人。如果光有智慧，沒有慈悲，不去幫助人，智慧就白白浪費了。如果你的智慧只是為自己一個人所用，那也不是大智慧，那是很自私的行為。2001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參加一個艾滋病研討會議，遇到來北京看病的河南父子倆，經老家的醫生診斷，他倆得了艾滋病。一問他們家里的情況，我就很好奇，在那么偏僻的農村，沒有紅燈區、也沒有商業性行為，也不可能吸食毒品，怎么會有艾滋病？他倆卻說“村里很多人都得了這病，很多人都死了……”聽到他們說村子里的人都賣血，我才知道怎么回事。2002年1月，我和大陸“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老師，第一次去了父子倆所在的河南某艾滋病村。我看到一個奶奶抱著兩個孫子，小哥倆骨瘦如柴，都感染了艾滋，孩子的父母已因艾滋病去世。奶奶跟我說：“等我兩個孩子都走了，我也該走了。”我還見到一個因患艾滋病死在家里的人，沒有人敢進去抬他的尸體；有一個小孩在屋子里跟著死去的爸爸，餓了兩天，大家都怕接近這個孩子，怕會帶來噩運……即使是健康的孩子，也因為家庭的貧窮輟學在家，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我看到的是巨大的苦難，我們同生為人，我無法轉過頭去。走訪完艾滋病家庭，連續失眠幾天之后，我決定從艾滋遺孤入手。我想，再過20年，爺爺奶奶那一代人，會慢慢地自然死亡，賣血的青壯年，會因艾滋病離開。農村唯一的希望，只有靠這些孩子了。這些孩子從出生起就被異樣的眼光包圍，他們內心受到的創傷無法評估，我要去關心他們，讓他們知道，每個生命都是有尊嚴的。我要幫助他們考上大學、走上正道，變成一個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我祖籍廣東，曾祖父時舉家搬遷到上海做生意。雖然祖父是富二代，依然學習很刻苦，考進了上海交通大學。我的家訓是：不管貧窮還是富有，對后代、對孩子來說，排在第一位的事就是接受教育。只要一場戰爭或一場天災人禍，財產再多都會灰飛煙滅，但受過的教育和學到的技能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這才是孩子受益終生的財富。當時祖父可能也沒想到，這條家訓的價值這么快就得到了驗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上海被日軍攻陷，我們一家先搬回了廣州，很快廣州也沒守住，我們又逃難到香港。都是一窮二白的難民，沒文化的人就只能靠體力謀生，甚至體力活也找不到。我祖父是大學畢業，還會英語，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香港重建家園。當我第一次來到河南艾滋病村，面對這么龐大的艾滋病群體，我就下定決心幫助艾滋孤兒讀書、接受教育，讓他們的人生可以自立，也是受到杜家家訓的影響。這個世界少了一個銀行家，不會有什么影響。如果這些艾滋孤兒沒人幫，他們未來的命運，只能是一代代悲苦的輪回。我決定放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助艾滋遺孤的行動中。除了媽媽苦口婆心地勸我，還有更多的人說我傻，很笨。他們覺得我瘋了，大好的前程不要，卻讓自己陷入可怕的艾滋病泥沼。但也有很多做金融的朋友和同事，尊重和支持我的選擇，覺得金融圈子里能有人去做這樣的事，值得敬佩。我妹妹也很支持我，對我很照顧，知道我平時比較忙，我的衣服都是她幫我買的。我之所以那么決絕地辭職來做這件事，除了強烈地感覺到再不行動就來不及了，還有就是各種各樣的現實困難。募集不到資金，前兩個學期的助學金都是我拿出的個人積蓄。為了保護孩子們的隱私，我連最基本的善款去向公開、使用透明都沒法做。不能公開受助人信息，也不能說這些人在哪里，沒有資助名單、沒有貧困證明、沒有學費發票或收據……籌款的難度可想而知，只能靠大家對我個人的信任，相當于你把錢捐給我，只是你信任我去做善事了。那真是很艱難的一段時光，我自己的錢花光了，全靠金融界的朋友毫無怨言慷慨解囊。當地政府覺得，我這樣一個華僑過來幫忙，肯定是有動機的，要么是來傳教宣傳西方文化，要么是來騙錢的。剛到河南時，飛車跟蹤、禮貌驅逐、懸賞緝拿等都遇到過。只要政府得到“線報”，馬上就會派工作人員出來攔截，把我們堵在村里，然后送我們到縣城。有時也會跟我們禮貌地說，“艾滋病問題已經解決了，謝謝你們的好意，別再來了。”然后就送我們上車，禮送出境！剛開始的大半年，我幾乎都是和當地政府在打游擊戰，剛被他們攆出來，看他們走遠了，我就想辦法再回去。有時候是在農民的帶領下去尋找孩子。有時候則是通過當地學校與孩子取得聯系。或者和村醫聯系，村里誰發病，村醫一定知道。有一些官員很善良，他們也想解決問題，除了摩擦，也有交流，還有觀察。有一個縣，我前兩次去都被送上大巴趕出境，到了第三次他們才接受我們過去發放物資，同意在他們的監督下開展工作。我能一直堅持到今天，無論遇到什么阻撓都沒有放棄，得益于我在銀行積累的經驗：永遠要懂得換位思考，永遠站在客戶的立場，懂得如何滿足對方的要求。為了做成某件事，愿意用盡所有角度探索問題的癥結所在，直到目標達成一致。
哪怕今天談不成，我保持一個友好關系，下星期再來談，直到雙方互相妥協。后來跟官員打交道較多了，他們說：“杜老師啊，以前你來時，我們對你有冒犯，是因為我們不相信世界上有這么好的人，居然會完全無所圖、不求回報地去做好事。”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很多務實派官員來處理流行病的問題。從此以后，智行基金在河南、安徽等地的身份終于公開獲得了承認，再也不用偷偷摸摸、東躲西藏地開展工作了。我們在艾滋病村資助的孩子第一年127個，第二年200個，現在已經資助23000多人。在創辦智行基金會之前，我曾跟著香港一個公益組織來內陸發放過助學金。我拿著能資助50個孩子的助學金，卻發現那里有70個孩子需要幫助。為了爭奪有限的資源，他們會在資助人面前斗窮、斗慘、斗可憐。所以去河南艾滋病村之前，我就想好了，那些孩子已經夠慘了，不用他們再通過斗窮、斗慘來獲得幫助。我到第一個村子，就跟他們說，不設限額，只要符合“艾滋病孤兒”這個客觀標準，我就有足夠的錢保證這個村的每一個艾滋遺孤都能受到資助。這個原則一直沿用到現在，如果我們新開發一個項目，也絕不會提前預設名額。從那時起，我還給自己立了個規矩：我本人必須跟每一個智行資助的孩子見一面，到每一個孩子家里去家訪。2005年開始，改為跟資助的大學生見面，現在一年資助300多名大學生，每一個我都會跟他們面對面交流。很多孩子后來都跟我說，我的談話讓他終生難忘。我是跟恒生銀行的創辦人何先生學的，他們有一個發放獎學金的基金會，對受助人來說這是一筆巨大的款項，但他們最難忘的，其實是在去哈佛前，何先生與基金會主席親自與他們一起吃午餐。他們覺得很受重視，也倍受鼓舞，更不會辜負基金會的期望。所以無論我有多忙，也會親自跟他們見面聊天，了解他們的興趣愛好，關心他們父母的情況以及艾滋病對家庭的影響，家里有無需要資助的弟弟妹妹等。我想讓孩子們不僅僅是得到金錢的救助，還要讓他們感受到，除了物質幫助以外的人文關懷和精神力量。2007年開始，智行跟德魯克合作開展為期6天的創業培訓班，已經累計辦了十多屆。大學畢業后想回家創業的，我們可以提供小額貸款，如果愿意讀碩士、博士的，智行也愿意供讀到底。為了讓那些已經走出大學校園的艾滋孤兒更好地成長，我還成立了一個私董會，組織他們每年聚會三到五次，我有時間都會盡量參加。私董會就像一個CEO的綜合教練，教給他們如何克服困難，面對挫折，樹立自信，以及如何去服務社會。清明節帶孩子去拜祭他們的父母，以前答應了父母照顧孩子，我總算沒有辜負他們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因為艾滋病去世了，我就是他們的親人，他們的“爸爸”，每一個孩子，我都不能只是資助他們，我必須陪伴他們一路走下去，看著他們長大，結婚生子，幫助他們在事業、愛情、人生和家庭等方面更好地發展，有一個更快樂的人生。 小海星拿到獎學金到英國讀研，我路過倫敦，帶他去裝文藝范，游博物館既然幫了那些在學習上有天賦的孩子，對于不想讀書的艾滋遺孤我也不能不管，“海上青焙坊”是智行與上海慈善基金會合作的項目，專門為來自困難家庭的17歲至23歲的中國青年提供無償法式烘焙培訓。我們在上海南京西路注冊成立了village127法式面包坊，除了為“海上青焙坊”學員提供就業，賺取的利潤三分之一做助學，三分之一支持海上青焙坊，剩下三分之一用于village127自身發展。現在已經培養了兩百多位西點面包師。“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在河南農村我們還有一家環保袋廠。曾經有一家愛心企業捐助了二十萬元，如果分給每個家庭，一下就花光了。農村有很多艾滋病婦女，她們干不了農活，也不能外出打工，我想讓她們能自力更生，有尊嚴地活著。所以，我把愛心企業捐助的二十萬建了一家環保袋加工廠，讓她們通過自己的雙手自食其力，這對她們的家庭，她們自己的生命品質提升都意義重大。這家小廠解決了十多個艾滋婦女的就業問題，她們覺得比領救濟金更有尊嚴，自己更有存在的價值。十多年前，我們最初資助的大學生，陸續畢業了。有人說：“你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沒必要再去管他們了。”其實這才是我們新關系的開始，以前是我們照顧他們，那他們大學畢業了，我還得繼續培養他們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讓他們去幫助更多的人。社會也應讓受助過的人出來，為更多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公益服務。第一，有這么多社會資源幫他們走出了困境、脫離了陰影，他們應該站出來現身說法幫幫其他人，這也是履行社會責任；第二，只有他們的內心愿意面對真實的自己，面對過往的經歷，才算真正的強大。我才放心。我告訴孩子們：不要害怕別人的歧視，你們要克服自己的心魔，內心強大最重要。智愛騎士。由小海星和志愿者自發組織的公益騎行活動，呼吁更多的人保護環境，關注公益，傳遞愛心2004年，是智行最有創造力的一年，也是工作進展最大的一年，我個人卻在這一年走進了精神狀態的谷底。我每天不是在農村一戶戶走訪，就是在開會、募捐或演講……在這些工作的間隙，還要面試學生、接受采訪、參加孩子們的活動，每天從早上八點一直忙到凌晨3點左右休息……每天都是這樣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沒有喘息。以前我做的都是幾十個億的項目，現在不得不為了讓大家捐幾十，一百地到處奔走、演講。我得忍受生活環境的巨大落差和不習慣。每次進村走訪、發放助學金和物資都要好幾天，不得不住在村民家或路邊小旅店里。在河南農村，我人生第一次見識并用了蹲坑這樣的廁所，特別是排大便時，我蹲在那里，就有兩條狗在我后面等著，我剛拉出來，它們就會湊上來搶食，我就會覺得很別扭、也不安全，只好挪動下，它們吃完會馬上跟過來再搶，我就只能再挪動……那邊很多廚房和廁所都是挨著的，蒼蠅剛踩過大便馬上又來踩食品，細菌、病毒很容易傳播。我經常會教育孩子們，大便前后要洗手，現在我還編排了很多生理衛生課，給他們遠程視頻教學。2004年上半年張國榮自殺，年底梅艷芳也走了，他倆都是我的朋友，也是智行的支持者，參與了智行的很多活動。我好像也開始徘徊在抑郁癥的邊緣。我做的家訪太多，看到的慘劇實在太慘了，有時我覺得自己就是個艾滋孤兒，他們經歷的苦難就像發生在我身上一樣。慢慢累積了很多負能量，那時的照片我沒有笑容，經常會變得很憤怒，并握緊拳頭。我開始懷疑人生，經常在睡覺時做噩夢，半夜無緣無故地哭著醒來。以前從來不會為錢發愁，現在總是為錢發愁，孩子們的學費常常沒有著落。中國的艾滋遺孤有幾十萬，我感覺自己的力量太過渺小，救不完。我開始失眠，暴飲暴食折磨自己。我覺得人生很乏味，就像一場牌局，已經知道勝負，或者明白知道哪幾種結局，可預見已經沒驚喜了……我不停地問自己，怎么辦，怎么辦？那時，還有一個寫南京大屠殺的作家，叫張純如，住在美國，因為寫南京大屠殺時代入感太強了，誘發抑郁癥后自殺了。既然人生已經沒有個人的意義，為什么我還要充滿熱情地活下去？我開始探索宗教，提醒自己說決不能跟她那樣，不能“能醫不自醫”。好友白先勇安慰我：“盡管杯水車薪，但只要幫助了一個人，就已經是功德無量了。”我猛然頓悟，是啊，這就好像海灘上成千上萬，快要干死的海星，我們只能一個一個把它拋回海里。雖然我們救助的也許不到萬分之一，但對被救助的那個海星而言，就是百分之百啊。幸運的是，我能在有意識時用天然的方式來處理抑郁癥，從來沒有服用過治療抑郁癥的藥物，靠自己一點點敏感的意識和毅力，慢慢走出陰影。因為我把生命的意義已經從個人生存變為服務別人，幫助更多人，我不是為自己活，有那么多的艾滋遺孤需要我。這是我的責任，我要快快樂樂地陪伴孩子們成長。過年，小海星們來拜年。我這空巢老人還擔心下大雪沒人來呢智行陸續推出了很多項目，最早資助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2005年開始資助大學生、研究生。十幾年來，我審閱過上萬份學生申請。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中國的貧窮問題和重男輕女問題太嚴重了，艾滋病更是讓這些家庭雪上加霜。17年來，智行基金會已經在北京、上海、廣州、河南、安徽、云南、廣西等地設了14個辦公室，我走遍全國100多個縣的貧困村家訪，募集資金兩億多元，幫助的艾滋遺孤23000多名。孩子們陸續長大，現已成為各個崗位上有用的人才。去年，我帶著志愿者下鄉，看望智行基金會資助的家庭，看到他們如今的生活，我萬分慶幸自己的堅持。一個農村如果有幾個孩子考上大學，都高興到要放鞭炮了。智行資助的孩子們，除了要面對貧窮，還要遭受艾滋病帶來的心靈創傷和周邊人的歧視，學習很不容易。我們資助的其中一個村，人口2300，有95個孩子考上大學。這些年，我們資助的孩子有4000人考上大學，不少考上北京大學、交通大學，中山大學等，自己拿到獎學金，在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地讀書的也有。今年還有清華大學的博士后呢。前幾個月，智行曾經資助的一個學生，如今已經工作，他特意到智行辦公室退還資助學費4000元，另外又捐款2000元。我很感恩他懂得感恩。智行還成立了各種通過藝術手法幫他們療傷的培訓班，希望他們成長為行為自立，心理強大的社會人。舉辦艾滋孤兒的夏令營，帶他們出去看世界，讓他們有人生的奮斗目標。一天跑一個城市，為了參加多個夏令營，差點中暑，見到孩子們后，又精神起來了智行不僅把這些孩子送進高中、大學，針對那些無法接受正規教育的孩子，我們還會幫助他們完成，從職業技能培訓到就業的一條龍計劃。
2016年，我們的“海上青焙坊”培養的三名畢業生及面包師傅代表中國隊，闖入法式面包世界杯總決賽，打贏了日本、美國、加拿大、俄羅斯等面包強國，獲得第四名。孩子們大了，我又要操心他們的終身大事。智行會定期組織適齡單身男女派對，幫他們牽線搭橋，組織家庭。我見證著一個又一個幸福的小家庭誕生。現在我早已經榮升爺爺啦。我到處當證婚人。兩萬多個孩子，光是發紅包已經夠我破產。快樂的破產著
我至今沒有結婚，就當那23000多個孩子都是我的孩子，我的使命就是要把他們一個個培養成材，不僅要自力更生、生活幸福，還要知恩圖報，回饋社會。我每年有四五十場演講，過去十幾年可能講了600多場，現場聽眾超過30萬人。一方面是想培養年輕人要有社會責任心，不能只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專長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去做對社會有用的事。現在智行基金的員工，有70%是受過智行資助，再回來服務社會的海星們。另一方面，我想推行公益生活化。未來的公益事業，不應該靠人家單純地捐錢，也希望公益能融入大家的生活。比如，你讓每個人捐20元錢給智行，可能比較難，如果讓他每天來智行的慈善咖啡店或社會企業village127買杯咖啡或買個面包，就比較容易。智行基金會從小資助的兩個海星，大學畢業后，喜結連理，產下龍鳳胎。杜爺爺開心到整晚睡不著覺曾經我也和很多人一樣，想著退休前要賺夠多少錢。智行基金會的工作，讓我看到很多病苦和死亡，但這些負面的東西、沒有把我變得悲觀消極，反而讓我更懂得惜福感恩、看淡名利、積極快樂的過好每一天，每天都有如過生日。我跟孩子們開玩笑，以前我是富爸爸，現在我是窮爸爸。我沒房沒車沒存款沒家庭，但是我有你們，兩萬多個孩子的愛。我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爸爸。飽、暖、美食、名牌帶來的是“肉體的快樂”；詩詞歌賦、琴棋書畫、游走天下是“精神快樂”；而我追求的快樂是“靈魂的快樂”，那是付出、奉獻后，讓他人因為你的存在而變得更好的快樂！褚時健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們是經歷過“活了今天就沒有明天”的人，過去如何、將來如何，都不重要，現在、目前，就是一輩子。做人的魅力在于，你是否是真實的自己。我很幸運，我不用在意別人眼中的我是否成功，我一直在活真實的自己。我覺得自己很幸福，沒有白活。哈佛高材生、華爾街金融才俊、國際銀行副總裁、年薪百萬美元的銀行家、艾滋孤兒慈善家、獲得有“亞洲諾貝爾獎”之稱的拉蒙·麥格賽賽獎……杜聰身上的標簽有很多，每一個都很耀眼。我想寫一寫，我眼里的杜聰，這個收養了兩萬多艾滋孤兒的杜爸爸的日常。幾年前，我看到他的故事，然后安排記者追到上海采訪他。我每天都能看到他朋友圈的動態，他空中飛人般，一天一個城市繞著地球飛。他在河南農村低矮破舊的農民房里家訪；他抱著骨瘦如柴生病的孩子去看病；通宵審核資助大學生申請表；他在哈佛大學演講；春節的時候，先到美國看完媽媽，再坐三十多個小時的飛機轉火車轉中巴，回到河南的小縣城，一大早站在窗前興奮地等著孩子們來拜年；他和白先勇去聽昆曲；他和巴菲特偷偷背著醫生頭碰頭狂吃甜食，就像偷嘴成功的小男生一樣快樂；以及各種搞怪逗比日常……杜聰總是把生活中遇到的囧事和麻煩，用自黑的方式一一化解成歡樂。這20年，杜聰經歷過太多的艱難，看見過很多的苦難，杜聰走過一個個陰霾，終于活得越來越自在，越來越通透。永遠是一副不知疲倦，喜氣洋洋的模樣。只是偶爾看見一張他的照片，坐在車里，手機拿在手上信息發了一半，人已經累到睡著。穿越一條條泥濘的小路，走進一個個貧窮的村落，杜聰從三十歲走到五十歲，還將繼續走下去，把一生都奉獻給他的寶貝“海星”們。每年的春天，杜聰都會到各地陪智行資助的大學生們春游，前年，我有幸參加了杭州的春游活動。那天很冷，杜聰穿一件絳紅色的羽絨服，肩上挎著一個環保袋。和孩子們在一起，杜聰就是最頑皮的那個孩子，各種搞怪自嘲自黑自戀。說起美食就眉飛色舞，醫生讓他少吃甜食，他偷偷吃一次，會開心很久。吃好飯，他變魔術一樣，樂顛顛從環保袋里摸出一件件小禮物，有洗發水，卡片、香皂、環保袋……鋪了一桌，再用白紙裁成小紙條，寫上數字，興奮地讓大家抽獎。整個抽獎過程，他比誰都嗨。一群人在西湖邊邊聊邊走，看到好的風景杜聰就停下來，拉著大家拍照，并大喊：杜爸爸帥不帥？大家齊聲回答：帥！或者喊：杜爸爸肥不肥？大家回答：肥！他和孩子們一路說說笑笑，就像爸爸帶著一群孩子出來遛春光。美好的時光都定格在一幅幅歡樂的照片上。這些美好的畫面，讓我想起杜聰曾經在微博上的一段話：你活在你的黃金時代嗎？你所處的時代，你有什么特別看不順眼的，你就去盡力把它改變，那它就接近黃金時代了。去年春游，我恰巧不在杭州。今年的春天又到了，西湖邊姹紫嫣紅，柳枝蕩漾，很期待和已經當了爺爺的“中二少年”杜聰在杭州相聚。2022年，加入eatwithchina打工人飯局，收獲美食美酒和新的希望！
2022年1月31號除夕夜在北京原地過年的小伙伴可以來ewc虎年虎虎生威過大年活動，我們邀請了非遺傳承大師教大家現場剪紙老虎！一起包餃子放煙花一起辭舊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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