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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路遙的《平凡的世界》 翻讀歷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最大的感觸就是，缺少沒有缺憾的完美之作。時間相隔并不算遠，有些獲獎作品所存在的問題就已經很顯刺目了。也許，在當時評定它們入選茅盾文學獎時，評委就是帶著寬容的心態投出選票的。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為什么這么多年就沒能出現幾部沒有缺憾的完美之作呢？是作家本身的文學素養還是外部歷史環境限制了長篇小說創作的發展？這是一個過于沉重的話題，本文不擬就此展開論述。我想說的是，重讀這些帶著缺憾的獲獎作品，還是可以讓人心有所動。比如，重讀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感覺它所閃射出的文學光芒畢竟遠遠遮住了它所存在的破綻。可以說，《平凡的世界》至今仍稱得上是一部氣象恢弘的農民日常生活盛典，它那鮮明的平民立場和建構盛典的氣魄仍然十分震撼人心。 按說，但凡寫作，都不是普通的平民所可完成了的，都難以說是純粹的平民寫作。我們的文學界曾經有過高玉寶現象，一個基本上沒有受過現代正規教育的農民成為全國聞名的作家。但是，那主要是特別年代政治造星運作的結果，從文學的角度來說，不具有普遍意義。不過，我認為作家可以秉持平民立場進行寫作。所謂平民立場，就是作家努力擱置自己的精英理念，自覺以平民身份進行寫作。這是很有必要、很有意義的。雖然今天的社會是一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會，但是各階層因為接受教育的差別造成話語權的掌控能力大小懸殊，平民在話語權界域內依然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在這種局面下，一些知識分子選擇平民立場進行寫作，以文學的形式呈現平民的精神需求和利益表達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路遙作為出身于鄉村平民家庭的知識分子，在精神上有意識地回歸鄉村世界，在創作中努力挖掘社會轉型期農民心靈所經歷的巨大波瀾，努力呈示農民頑強奮斗和精神成長的艱難歷程，努力展示農民自尊自愛、自強不息的可貴品格，以全部的心血凝聚成《平凡的世界》這樣一部上百萬字規模的農民盛典，其流蕩著的激昂奮進的硬漢精神至今激勵著廣大讀者。路遙的文學貢獻是不應該低估的。 我以為，路遙《平凡的世界》的農民立場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對農民人物形象的深入刻畫。路遙是個雄心萬丈的作家，他立志親手為時代造像。小說《平凡的世界》中有上百個人物，包羅了高至省委書記等的社會各個階層，路遙都進行了精心設計精心刻畫。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出，路遙最傾心、最擅長塑造的還是孫少安、孫少平兄弟這樣的普通農民形象。這些人物處于社會邊緣，是平凡的農民階級。他們過著絕大多數中國人過的日子；他們所思所想與絕大多數中國百姓相當；他們的道德選擇、精神走向和審美趣味，也與絕大多數中國百姓相似。二是農民精神的張揚。關于農民的敘述，現代以來文學史上曾經有過三個價值取向：一個是魯迅為代表的，他站在文化精英立場上，對農民的精神痼疾進行毫不留情地批判；當然，他的人道主義立場又使他深刻體味到農民坎坷的人生苦難，對農民不幸的命運發出由衷的同情。也就是所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一個是浩然為代表的，他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上，對農民進行有目的地規訓。過去文學研究界不太愿意提及浩然，說到他時也往往把他當作極左文藝思潮的典型。其實，除去其創作的政治偏頗不談，浩然基本上應該算是一位自覺站在民族國家立場上進行寫作的作家。在他的小說中，農民形象似乎是活靈活現的，但是，這些形象很少體現作為農民自身的精神需求和利益表達，更多的是讓民族國家暗暗附身于自己以傳達其任務與要求。從根本上說，浩然小說中的農民形象并非其自身，而是現代民族國家規劃的形象體現。在這二者之間，還有一種情況，即是趙樹理、柳青為代表的平民寫作。在他們的寫作中，現代民族國家的需求自然是要努力體現的。但是，他們并不肯把自己筆下的農民形象變成民族國家規劃的形象傳達者。他們執意要保持這些人物的自我特性與精神內涵。他們非常在意這些人物的生命存在，非常在意他們作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的自然需求和心靈律動。這就使得他們筆下的農民形象體現了其自身的精神需求和利益主張。趙樹理、柳青的鄉村創作也明顯區別于魯迅。魯迅的精英立場，使其小說更多具有批判色彩，其文學價值也主要體現在其批判性上。而趙樹理、柳青不同，他們更加貼近農村現實，讓人清楚地看到農民在歷史進程中具體的行止和具體的掙扎。路遙是自覺以趙樹理、柳青為老師的，選擇的是和趙樹理、柳青一樣的文學道路。說到柳青，路遙十分動情，“在中國當代老一輩作家中，我最敬愛的……一位是已故的柳青，……我細心地研究過他的著作、他的言論和他本人的一舉一動。他幫助我提升了一個作家所必備的精神素質。”（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的小說《平凡的世界》創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柳青對他的巨大影響。三，由于選擇了平民立場進行寫作，路遙小說創作的興奮點主要表現在對農民奮斗精神的書寫上。他的創作可能不以展現魯迅那樣的批判鋒芒為長，但是它確實讓人十分感奮孫少安、孫少平兄弟等人物形象所折射出的農民硬漢精神。比如孫少平不畏艱苦、不怕艱難，一步一步努力奮斗。他的很多具體行動可能在今天讀者眼中已經沒有什么陌生感、神秘感；但是，他那種不怕吃苦、頑強拼搏不服輸的硬漢精神卻不會隨著時間的遷移而褪色，相反卻依然會散發著熱力與光彩。路遙本人就是一個硬漢，在小說界以求新求異為時尚的時代氛圍中，他執意回歸別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農民世界，靠著自己出眾的才華和以命相拼的拗勁，成功塑造出一個個農民硬漢形象，最終使自己的創作超越于他所呈現的具體生活場景，擁有了更大的普遍性。這也是至今他的小說仍能贏得廣大讀者喜愛的根本原因。 小說《平凡的世界》中的平民立場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平民立場出發，路遙在小說中較充分地展現了農民的精神價值。比較而言，農民與市民的不同，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點體現在他們對苦難理解的差異上。市民更多選取的是一種實用價值取向，一種享樂理念取向。在他們的觀念中，金錢、利益等的獲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苦難只是獲取金錢實利的中介。苦難最終以獲得的利益回報來確定其價值。趨利避害，以最小的付出獲取最大收益是他們心目中成功的標準。這與農民不同。相對來說，農民更強調道德操守，更強調勤奮精神。經濟上的成功當然是他們希望獲得的。但是失敗的結果并不能使他們完全喪失勤奮努力所帶來的滿足感。苦難，在他們的意識中具有一種特殊的價值。他們回顧自己的人生歷程，即使最后以失敗告終，當他們想起自己為了自己認定的目標付出的艱辛勞動，也會獲得一種成就感。應該說，路遙在塑造主要人物孫少平時，就體現了這樣一種生活理念。如果站在今天實用主義立場來看，孫少平奮斗多年，既沒有積累下多少財富，也沒有享受到什么欲望滿足，應該是一個大大的失敗。按照今天慣常的敘述邏輯，孫少平應該從自己的貧苦出身開始，經過不懈的奮斗，終于腰纏萬貫美女環繞才對。可是，路遙的農民價值取向，使他把苦難神圣化，讓自己筆下的人物勇敢地面對苦難，在苦難中頑強生存，在對苦難的頑強抗爭中體味人生的莊嚴與意義。有人說路遙是理想主義者，意思就是他的作品中沒有太多金錢利益的盤算與計較，他更在意的是小說人物某種精神意愿的達成。其實，說路遙是理想主義者不太準確。更精準地說，路遙是個農民主義者。他看重傳統的重義輕利理念，他看重個人對家庭、對社會的責任。時至今日，當傳統與現代已經不再構成一正一反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時，當市民社會過度欲望化價值取向給人的生活帶來苦惱甚至災害的時候，人們自然會懷念重義輕利的價值傳統。這個時候，人們會發現，孫少平那種頑強不屈的性格又重新散發出迷人的光彩。這可能是今天的讀者依然十分喜歡《平凡的世界》的另一個原因。放開眼量，欲望與精神從一開始就是人類無法終結的一個沉重話題。從這個層面上說，《平凡的世界》具有恒遠的價值。 小說《平凡的世界》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方面在其宏大的敘事構架。《平凡的世界》全書分三卷，共計百余萬字，小說涉及村莊、鄉鎮、縣城、區治、省會等廣大區域，塑造了農民、學生、村干部、鄉干部、縣委書記、地委書記、省委書記等大大小小上百個人物形象，敘寫了1975到1985十年間的生活變遷，確實是一部宏大敘事作品。有種說法，認為現在是一個宏大敘事破產的時代。其實，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它緣于對西方歷史學轉換的浮淺而錯誤的理解。西方歷史界自1960年代以來進行所謂學術范型轉換，后現代史學崛起，應該說這是西方對近現代歷史觀的反撥。西方近現代歷史觀是以線性歷史時間概念為基礎的。“近代形成的歷史時間概念是直線的，不是循環的；是現世的，不是宗教的；是統一不變的，不是哪個歷史年代、國家、信仰各自特有的。最重要的是，時間是有方向的。也就是說，它多少是累進的。新的歷史時間意識復制了科學家那種統一化、標準化的時間，但不是供自然史之用，而是供人類史之用。” “人類參與時間所追求的目標不再是來世永生，而換成在今生中追求進步。歷史的走向也不再定義為人類背離上帝之墮落，而是朝向現代推進。”（喬伊斯·阿普爾比等《歷史的真相》，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42、46頁。）進入20世紀中期，這種歷史觀的局限性越來越明顯。一是它表征了人類中心意識的過度膨脹，“人被看作是具有無限大的可能性的存在。他自己可以實現這些可能性中最高的可能性。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他能夠也必定使自己成為新人，與上帝或自然創造的不完滿的存在大不相同。人達到這種自我創造的方法，越來越被認為就是來控制他自己存在的條件。他被看作是環境的產物，同時也被看作是這些環境的操縱者；他被看作是歷史的產物，同時也被看作是歷史的有目的的創造者。”（R·格魯納《現代歷史哲學》，《哲學譯從》2000年第3期，第19頁。）一是表征了現在與傳統之間越來越大的裂痕。近現代線性歷史觀，從結構上虛構了“現在”的歷史本原地位：現在脫離于從過去到未來這個時間鏈而獨立存在，它是唯一真實的存在，過去與未來只有在與現在的關系中才能獲得一些價值認定。克羅齊在《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中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反映了這一歷史學理路。在這種歷史學理路中，現在與過去、與未來之間出現了巨大的裂痕，而且這個裂痕并沒有縮小的可能。這種歷史觀念從根本上斷絕了人走出短暫的現在、獲得永恒歸宿的可能。1960年代之后的歷史學家由于認識到線性歷史觀對人尋找生命歸宿的根本阻礙，斷然想終結它的存在，而回歸到過去那種傳統文化系統中，“后現代性可以被看作是在現代性的意義、指涉對象以及終極目標均被解構之后，對空虛和痛苦所做出的反應，它傾向于'恢復過去的文化’，試圖'找回已往的一切文化’，找回所有被摧毀了的東西。”（轉引自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后現代理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第172頁。）這才是后現代性的要義所在。它并不意味著宏大敘事的破產，相反，它尋求的是宏大敘事的新的可能性。從這個層面上講，一些人嘲諷路遙的宏大的敘事追求并沒有什么道理。應該說，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對于探尋宏大敘事新的可能性具有啟發意義。一方面，他堅持在尊重個人對于物質生活追求的基礎上，大力張揚精神追求的美麗圖景與重要意義。傳統敘事中，作者為了強調精神的價值，常常采取貶低甚至否定物質生活價值的方式來達成。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遙很清楚地對此給予了否定。小說一開篇的“窩頭事件”，讓人深刻感受到物質的匱乏對人的巨大壓迫力。它從另一面也肯定了人對于物質生活追求的正當性。同時，路遙堅持認為僅僅物質的豐富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孫少平拒絕了哥哥孫少安給予自己許諾的安逸生活，他決然地獨自闖入遠方陌生的世界，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創造自己的生活。這條路是艱難甚至充分兇險的，但是他無怨無悔。在這里，可以看出路遙對精神的看重。另一方面，路遙表現出對傳統價值的回歸。孫玉厚的寬厚、田潤葉的忠貞、賀秀蓮的善良，等等，在某些人看來十足的陳舊、落后，可能正是療治現代性絕癥的良方。線性歷史觀盛行一時，使人們形成求新求異的思維慣性：凡是過去的都是舊的，都是不好的，凡是現在的都是新的，都是好的。這種思維慣性同樣影響到文學。當李建軍高度評價托爾斯泰的創作時，他的論敵進行所謂一劍封喉式攻擊，說那都是19世紀的老皇歷了。好像不用管什么人寫了什么，只要說一句是19世紀的就可以蓋棺定論掃進歷史垃圾堆了。這是典型的線性思維模式的產物。必須說，這個思維模式本身就是很成問題的。19世紀固然不是好作品的充分條件，同時也不是可以用來否定一個作品的充分條件。或者說，它根本就不成其為條件。從今天來看，19世紀托爾斯泰的作品仍然閃射著藝術的光芒。運用托爾斯泰所創造的藝術形式仍可以創作出好作品。另一方面，中國傳統中流傳幾千年的寬厚、善良、忠貞等美好品德，仍是人們和諧相處，謀求個人幸福的重要倫理。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經歷了重大變遷，很多制度、律令都進行了修整，但是，這并不等于要把所有傳統的基本法則掃入垃圾堆。它們仍是人們需要遵守的生活律條。路遙不是一個墨守陳規者，同時他也不是一個墨守新規者，從某種意義上說，路遙從自己的生命感受出發，對變化中的生活進行了深入探查，有意識地企圖把傳統美德引入現代生活之中。這種努力是十分有意義的。它讓日益浮淺化、表面化的生活變得深刻起來、豐富起來。 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并不能稱為完美之作。正如李建軍所說，它有一些明顯的缺陷，“從不足的方面看，他的寫作，是道德敘事大于歷史敘事的寫作，是激情多于思想的寫作，是寬容的同情多于無情的批判的寫作，是有穩定的道德基礎但缺乏成熟的信仰支撐的寫作，還有，他筆下的人物大都在性格的堅定上和道德的善良上，呈顯出一種絕對而單一的特點，這是不是也單調一些呢？”（李建軍：《文學寫作的諸問題——為紀念路遙逝世十周年而作》，《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但是，我仍然要說，它是一部內涵豐澹、胸懷博大的優秀之作，值得閱讀，可以流傳。 刊于《大舞臺》2009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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