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50年前，毛主席和周總理如何對待日本首相？主席問他：架吵完了嗎

以史為鑒！

50年前，即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毛主席和周總理，是如何對待時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榮先生的？這個問題，在任何時候都是值得我們去詳細了解的。本期要跟大家說的，正是這段往事。在閱讀之前，筆者先交代兩點：

1、國際外交，風云變幻，簡單地套用是不對的。

2、毛主席和周總理是新中國外交事業的奠基人，他們在當時的情況下，做出的選擇無疑是明智的。這一點，過去50年的事實已經證明。

文章較長，求真實、求可信。

一個“不一樣的”的日本首相上臺了

1972年2月，尼克松踏上了中國大陸的土地。當他的手和周總理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當著眾人的面，尼克松表示：

“總理先生，我感到很榮幸，終于來到了你們偉大的國家！”

電視鏡頭，記錄了這一歷史性場面，并通過衛星將這一實況傳到了全世界。

很顯然，面對這樣的事，世界各國的反應是不一樣的。其中，一個亞洲國家的反應是比較“激烈”的，這就是：咱們的東鄰日本。

面對美國對華態度的轉變，一向追隨美國、敵視著中國的日本政府顯然是措手不及的。為此，他們很快做出了“響應”，秘密委托東京都知事美濃部在訪華時，給周總理捎了一封信。

拋開信中的那些客套話，歸納下來其實就是一句話：時任日本首相的佐藤榮作，希望能親自訪華。

咱們都知道周總理在外交政策上的態度，一向是有大國風度的，很少拒絕人家的訪問之請。但面對佐藤榮作的這一“愿望”，周總理的態度非常明確。總理甩下了一句話：佐藤榮作說話不作數！中日談判不以佐藤為對象。

看到了沒有？哪怕當時咱們是希望與日本實現邦交正常化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咱們什么人都能接受！友好要分人，這才是周總理的外交風格。

那么，為何這個佐藤榮作，咱們就是不和他談？看看他都做過些什么：

其一，他一共干了3屆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多達11次；

其二，他推行“兩個中國”的政策，在他的慫恿下，日本右翼分子甚至跑到我駐東京聯絡處門口叫嚷：臺灣不是中國的。

其三，在聯合國，他阻撓中國恢復合法席位。

這些事，一樁樁一件件，都是咱們無法忍受的。所以，咱堅決不跟他談。

中方的這一態度，對佐藤內閣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對日本而言，這種無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首相，已經不適合他們了。于是，種種壓力之下，1972年7月6日，佐藤被迫宣布內閣辭職。

一個這樣的首相下臺，無疑是“利好”中國的。很快，一位完全不一樣的日本首相上臺了，此人就是本期筆者要重點介紹的：田中角榮先生。

田中角榮，是個什么樣的人？

與日本絕大多數首相相比，田中角榮先生無論從哪方面來講，都是很不一樣的：他出生于1918年，早年生活貧寒，年輕時從事建筑業起家，后步入政界。因為在政界沒什么根基，他被日本民眾親切地稱為：“庶民宰相”。

作為一個頗有經驗的政治家，田中當然知道對日本來說，此時最重要的是什么。于是，在7月7日田中內閣成立的當晚，他就發表了重要演說，強調：

“目前當務之急是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行邦交正常化談判，我們要在激烈動蕩的世界形勢下，積極推行和平外交……”

此后，接受記者采訪時，他又再三強調這一點。

很顯然，這些話是說給日本民眾聽的，也是說給中國高層聽的。既然人家都這么說了，那咱們自然要有所回應：

周總理的原話是：“長期以來一直堅持敵視中國政策的佐藤政府，不到期就下臺了。田中內閣組成后，希望在外交上盡早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

毛主席的原話則是：“對中日恢復邦交問題應采取積極的態度，談得成也好，談不成也好，總之，現在到了火候，要加緊！”

哪怕到今日，咱們再來看周總理和毛主席的回應之語，仍然會感受到一種立足時代的大氣。周總理先提佐藤政府，強調他們是“不到期就下臺了”，可謂大快人心；毛主席則是一貫地從容、淡定，談得成也好，談不成也好，咱不求誰，咱也不勉強誰……

這就是格局。

在這種情況下，田中角榮來不來？答案是肯定的。但與此同時，作為新上任的日本首相，他也有自身需要克服的重大困難。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日本右翼分子是不允許他訪華的。

啟程之前，田中角榮收到了很多威脅，甚至可以說是恐嚇。其中有一項威脅是：如果你堅持要去，必將成為第二個淺沼稻次郎。

淺沼稻次郎先生，是日本著名的進步政治家，是中日友好運動的先驅者之一，曾兩次訪問中國。遺憾的是，1960年10月12日，他在一次辯論會上，被右翼暴力分子殺害。暴徒的利刃刺入了他的心臟，他當場倒在了血泊當中。

而除了淺沼稻次郎先生，中經濟貿易中心會長木村一三先生，也曾因為訪問過新中國，而多次受到右翼分子的恐嚇。

有這些人的例子在前，新上任的田中角榮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因此，出發前，面對女兒真紀子也想一同來華的請求，田中角榮是這樣說的：

“你是我唯一繼承家業的女兒。如果我們兩個人都去的話，萬一丟了性命，田中家從此香火就斷了……萬一我被刺殺丟了性命的話，你千萬不要驚慌，要鎮定地辦理后事。”

要注意：田中角榮的威脅不是來自中國人，而是他們日本本國的右翼分子。多年后，再提到父親的這番擔憂，真紀子女士仍是感慨萬千。

交代完女兒后，田中角榮開始準備他的第一次訪華之行。

在這里，筆者要再三強調：對于田中角榮先生，中國人一向是非常友好的。1993年12月16日，他逝世后，《人民網》也曾高度評價他是：一位有膽識、有魄力、敢作敢為的政治家。但是，哪怕是這樣，咱們還是要認清一點：田中角榮先生當時所做的一切，從根本上是為了他的祖國日本有更美好的未來。當然，這無可厚非！

周總理的表情驟然嚴肅起來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時30分，田中一行的專機降落在北京機場，迎接他的是周總理、葉劍英元帥等中方領導人。

當天，田中角榮穿著一身灰色西裝。他快步走下飛機舷梯，伸出手來和周總理握手，并說出了這樣一番頗值得考究的話：

“我叫田中角榮，今年54歲，當了日本首相，請多關照”。

作為一個首相，為何會有這樣的“自我介紹”，為何要強調自己年僅54歲？這一點，事后曾引起外界很多猜測。對此，時任外交部翻譯的周斌先生是這樣理解的：

一來，54歲就當了首相，確實算是比較年輕的。而且，一當了首相就要面對像周總理這樣世界聞名的外交家，他無疑是比較緊張的，因此他希望先強調自己還年輕，為接下來的談判作個鋪墊；

二來，他是希望說明只有像他這樣的年輕政治家，才會如此敢想、敢干。畢竟，他確實是頂著巨大的壓力，來做這件事的。

不管田中角榮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點是肯定的，在接下來的相處中，他和周總理在私下是非常友好的。甚至，當周總理陪他進入下榻的房間時，還曾出現這樣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

當時，周總理剛進屋，準備脫去風衣。總理在抗戰期間右手受過傷，每次脫風衣時，都不是特別方便。因此，一般情況下，隨身的警衛及翻譯人員，都會上前幫他一把。田中角榮看見了，竟趕緊奔上前去，要替周總理脫掉風衣。

周總理覺得這不符合外交禮儀，便趕緊拒絕：“不行，不行！怎么能讓你來替我脫風衣呢？”但田中角榮卻堅持這么做。沒辦法，周總理只能領他這個情。多年后，其女真紀子提及此事時，曾這樣說：

“父親認為周總理無論是作為政治家，還是為人，都是出類拔萃的。父親很想讓我見見像周總理這樣的人，并稱下次一定要帶我去！”

很顯然，同樣活躍在世界政壇，田中角榮是真心佩服周總理的。一切，似乎都在友好的氛圍中進行著。直到當天晚上，田中角榮說錯了一句話，讓談判一下子緊張起來。

當晚，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盛大的宴會，歡迎田中一行。在致完歡迎辭環節，周總理說了這樣一番話：

“自從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于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住。”

這句話，筆者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哪怕是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時刻，哪怕早前田中角榮對周總理表現得那么友好，哪怕這是在歡迎他們的大型宴會上，周總理該說的也是一定要說的。本來就是事實，就必須要提。在這件事上，沒什么可談的。

對于周總理的話，田中角榮自然要回應，提到對中國的侵略，他是這樣回應的：

“兩國之間有著兩千年豐富多彩的交往歷史。然而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之間，日中關系經歷了不幸的過程。其間，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

只是“添了很大的麻煩”？周總理的表情一下子嚴肅起來。很顯然，這樣的措詞是他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從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開始算起，至1945年9月2日結束，共14年抗戰，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以上（其中軍隊傷亡380余萬），豈能是他一句“添了麻煩”就能過去的？

周總理記下了這句話，他嚴肅的表情，讓田中角榮非常不安。應該說，當時田中已經預感到，作為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周總理不可能輕易讓這件事過去，雖然當天晚上周總理沒表態。但第二天，他就在正式的雙方會談中，說了這樣一番話：

“田中首相在昨天晚宴講話中說'添了很大麻煩’，這只是在不小心把水濺到路邊婦女裙子上道歉時才能使用的詞，可你卻在提及中日兩國不幸的過去時使用。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苦，用'添了麻煩’來表達，在中國人民是行不通的，而且會引起強烈的反感！”

“行不通”、“強烈的反感”，這些強硬的詞語，無疑充分表達了周總理對此事的態度。

聽到這話，田中角榮非常不安，他馬上當眾表示：“對不合適的表述可以改！可以改！”于是，在最終簽訂的《中日聯合聲明》中，便有了這樣一句話：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反省”！

此后，關于這份聯合聲明，中日雙方還有過大量爭論。但最終，這些爭論點都在周總理等新中國外交人的巧妙處理下，一一談妥。

甚至，在最后一輪首腦會談中，田中角榮還非常認真地向周總理保證：日本不支持臺獨，對臺灣無領土野心，日后如對臺有什么舉動，愿事前向中方打招呼。

鑒于此，周總理還意味深長地送了他一個6字條幅：“言必行，行必果！”而田中先生，則同樣回了6個字：信為萬事之本。是的，田中角榮先生在任期內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只是不知道此后支持“臺獨”的那幾位，是否還記得當年你方的承諾！

毛主席問“吵架吵完了嗎？”

《中日聯合聲明》的多數具體問題，基本上都是周總理及外交部的同志們，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去和日本人討論的。問題談得差不多時，79歲的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見了田中角榮一行。

一見面，毛主席就幽默地問對方：“吵架吵完了嗎？”毛主席說的“吵架”，指的就是關于“添麻煩”以及后來種種條款的問題。田中角榮馬上回答：“吵完了，吵完了！”這樣的對話，無疑讓緊張的氣氛變得輕松下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毛主席還親自拍板了一項重要議題：中國作為戰勝國，該如何要求日本賠款？對此，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是：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

可能很多朋友，至今都無法理解毛主席的這一選擇。但關于這件事，周總理事后是從以下兩點去理解的：

其一，咱們中國老百姓吃過賠款的苦頭，賠款都是從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來的。

想當年，咱們經歷了金額巨大的庚子賠款，老百姓可謂是苦不堪言。既然咱們的老百姓吃過這樣的苦，就體諒體諒日本百姓。畢竟，戰后的日本老百姓，是要在廢墟中重建家園的。

其二，日本人在戰后向印尼等東南亞國家賠過款。但因為他們當時也拿不出什么先進的東西來賠，只能給出一些沒啥用途的破舊東西，咱要這些又有什么用呢？

基于以上兩點，毛主席思慮再三，還是決定放棄賠款。

這些問題談妥后，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簽訂了《中日聯合聲明》。這份聲明，也就從實際上宣告了兩國邦交正常化。

尾聲：

《中日聯合聲明》的簽訂，至今已過去了整整50年。在整個談判過程中，毛主席和周總理在很多具體問題上展現出了世界大國領導人的風度，咱們該堅持的事堅持了，咱們該表現出的善意也表現了。咱們也肯定了田角中榮先生在這件事上，做出的巨大努力。

這份聯合聲明，無論是對中國人民，還是對日本人民，無疑都是有巨大影響的，在推動兩國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的發展上，都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對某些支持“臺獨”，不承認侵華罪行的日本高層，我們也想說上一句：

對田中角榮先生這種愿意講道理的，咱歡迎。事實上，他回國前，周總理還專門囑咐外交部禮賓部門送了他兩箱共48瓶美酒；而毛主席，則送了他一套自己看過的《楚辭集注》。

而像佐藤榮作之徒，指望咱有友好態度，顯然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