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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平定京津，二次北伐完成，北洋軍閥的舊體系土崩瓦解，北洋政府徹底倒臺，國民政府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隨后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張學良劃分勢力范圍。桂系控制兩廣、鄂、湘；晉系掌握晉、察、冀、綏、平、津地區；西北軍握有魯、豫、陜、甘；張學良占據遼吉黑東三省；而蔣介石的勢力僅被壓在江浙一帶。 蔣介石為了建立其獨裁專制統治，無法容忍擁有重兵的地方實力派的存在，各地軍閥更視自己的既得地盤和權利為禁臠，不惜用武力來抗衡蔣介石的“削藩”政策。在這種形同水火的態勢下，各方厲兵秣馬，拔劍張弩。兩年后，1930年，蔣介石和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為爭奪權力大打內戰，成為中國近現代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場軍閥混戰，史稱“中原大戰”。這場戰爭最終以蔣介石勝利告終。  在這場戰爭中，蔣介石為什么能夠夠戰勝各路軍閥？原因是什么？ 首先，蔣介石控制著國民黨中央黨部和中央政府，憑藉這塊“金色招牌”，他多次以中央的名義簽署“討逆”、“戡亂”宣言和命令對付反蔣派，為自己出師“平叛”披上一層名正言順的外衣，能夠欺騙、麻痹、迷惑一些游離在各大派系之間的軍閥、政客和一部分落后的下層人們，或為其效力，或使之恪守“中立”，不至于替反蔣派賣命。 在中原大戰爆發前，閻錫山的親信趙戴文持蔣介石的親筆信由南京赴太原，對閻錫山聲色俱厲地說:“聽說你要造反，有這事嗎？……委座率軍北伐，業已成功;統一了中國，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們是他的部屬，你要領頭打他，這不是造反嗎！……你這樣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罵？……”趙是閻的首席幕僚，仍然視蔣介石為中央、為政府，將閻聯合各派反蔣看成是造反，是犯上作亂，必然要自取滅亡。 張學良認為東北地處邊陲，日寇窺伺已久，欲抵御日本，必須國內統一，南京中央政府是全國性的，支持這個政府方能保證國內的統一，因此，他曾向張作相表示“名分決服從中央，舉動必以東北四省福利為前提”。可見，蔣介石竊據“中央”的名號，使自己在很多方面居于主動和有利的地位。 再者，從軍力和經濟力兩方面來衡量，蔣介石的實力無疑占壓倒的優勢，各反蔣派無法與之攀比。 在北伐戰爭的過程中，蔣介石就注意招降納叛，擴充自己的實力，后來將其改編成一支龐大的“中央軍”，包括陸、海、空三軍，裝備精良，這支強大的軍隊為其參加軍閥混戰奠定了雄厚的軍事基礎。其他三大派系桂、馮、閻雖各擁有二、三十萬軍隊，但是，無論哪一派系單獨與蔣介石集團相對抗，均有軍力不足之感。 即使反蔣聯盟在數量上完全超過了蔣介石的兵力，但他們與蔣介石在經濟實力方面相差懸殊。蔣介石控制著南京中央政府，操縱著全國的經濟命脈，取得了江浙財閥的支持，又有英、美、法、德等帝國主義做靠山，因此其經濟勢力之雄厚，反蔣派望塵莫及。比如，1929年南京政府發行國內公債6次，總額達19800萬元；1930年達8次之多，總數為20800萬元。這些公債一部分充當軍餉，一部分購置槍械，一部分用于收買軍隊，一部分填塞私囊。而反蔣派的經濟基礎顯得十分薄弱，他們主要依靠封建地主經濟和一少部分工商業，難以長久地支撐大規模的戰爭。  第三，反蔣派內部不統一，矛盾重重，無法凝聚成一股堅強的力量，為蔣介石多方拉攏收買提供了可乘之機。 在蔣桂戰爭之前，桂系擁有廣西、湖北、平津三地，擁兵二十余萬，但除老巢廣西外，湖北、平津的桂軍其實是中看不中用。白崇禧留駐在平津的十萬桂軍，本是唐生智的舊部，他們不愿長駐北方渴望早日回湖南，而且覺得被桂系改編很不光彩，希望老上司唐生智能夠東山再起。蔣介石為了瓦解平津白崇禧部，于是就拉唐生智出山，許以高官“第五路軍總指揮”，厚贈巨額金錢，讓唐生智策反舊部，瓦解桂系。結果唐生智在塘沽登高一呼，舊部聞風景從，脫離桂系，白崇禧倉皇出逃。 李宗仁采取“鄂人治鄂”的方針，讓桂系的鄂籍將領胡宗鐸、陶鈞主持湖北省軍政事務，以穩定人心、取悅湖北人。但是，桂籍將領夏威等對此議論紛紛，憤憤不平，激化了鄂籍軍人與桂籍軍人之間的矛盾，結果內部矛盾重重。蔣介石獲悉這些情況后，對武漢施行挖心戰術，分化瓦解桂系的中堅力量，策反俞作柏，策動桂系將領臨戰倒戈，不血刃而定武漢，貌似強大的桂系喪失戰斗力，不攻自破，元氣喪失殆盡。 西北軍在馮玉祥的領導下，家長式作風簡單粗暴，部隊艱苦物質貧乏，手下的高級將領表面上忠心耿耿，但內心早已萌發了不滿情緒，有的甚至企圖另謀出路。一旦有人從中加以挑撥，這種矛盾就會表面化，導致西北軍的分化。韓復榘被蔣介石拉攏，使馮玉祥驟然失去不下十萬人，給馮以極大的打擊。這為以后西北軍投蔣開創了先例，到中原大戰后期西北軍將領紛起效法，倒向蔣介石，西北軍最后陷入瓦解的泥淖之中。 而閻錫山的晉軍本來戰斗力就不強，更是任人唯親，放著商震、傅作義、徐永昌這樣的名將不到，反而用庸將，導致內部矛盾如此復雜錯綜，外強中干，敗絮其中。  第四，反蔣聯盟各自唯利是圖，不肯真正聯合起來。 當一派與蔣介石集團準備廝殺或鏖戰正酣之際，其他各派則以鼠目之光來衡量利害，確定行動方針，或坐觀局勢的演變，待機而動；或直接與蔣介石集團勾結，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以圖私利。 蔣介石發布對桂系討伐令，閻錫山馬上通電表示響應，馮玉祥先是模糊應對，在形勢明朗后又參與討伐桂系，桂系四面楚歌，迅速潰散。蔣介石與馮玉祥刀兵相見，閻錫山從中取利，占領地盤，更趁火打劫，軟禁并勸說馮玉祥出洋考察。而閻錫山蛇鼠兩端，令反蔣聯合陣線中各派系離心離德。 蔣介石是一個善于玩弄權術的陰謀家，馬基雅維里主義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其恪守不渝的信條。為了配合其武力“削藩”政策，他充分利用自己掌握中央大權，控制全國經濟命脈的得天獨厚的條件，采取官錢雙管齊下、酒色相伴而行的卑劣手段，極盡收買拉攏、分化瓦解之能事，在張學良經過反復權衡利弊之后，終于決定入關助蔣，規模空前的中原大戰也接近了尾聲。這也是蔣介石集團在軍閥混戰中能夠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的不可小視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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