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周恩來和張治中分屬于不同的政黨,他們一個是共產黨的中堅人物,一個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他們有著不同的信仰和政治立場,為了各自政黨的利益對立斗爭,甚至一度兵戎相見。 但人之相知,貴在知心,在有限的接觸下,周恩來和張治中結下了一段真誠且深厚的友誼。這段亦敵亦友的兄弟情誼,歷經半個世紀的風雨考驗,從未發生過改變。 張治中在周恩來新婚夜,將其灌醉 張治中和周恩來相識于大革命時期,當時孫中山先生創建了黃埔軍校,國共兩黨分別派出精干力量到學校工作。當時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而張治中則擔任軍校的教育長。從這個時候開始,兩人接觸的越來越多,并迅速成為好友。 ![]() 毛主席、周恩來、張治中 周恩來和張治中都是胸懷坦蕩、光明磊落的人,再加上兩人十分豪爽、健談,特別是周恩來淵博的知識、超群的才華和干練的作風,都讓張治中十分欽佩。張治中和周恩來對黃埔軍校的工作、國內外大事和中國前途命運等問題的看法完全一致,可以說是“英雄所見略同”了。 最重要的是張治中很早就接受了革命思想,他始終堅持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這也成為他和周恩來建立友誼的基礎。在黃埔軍校期間,周恩來每次給學生講課,張治中都會去旁聽。 由于張治中和周恩來走得很近,因此他對我黨認識不斷深化,再加上周恩來的信任,張治中正式向他提出加入共產黨的要求。那么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這天,周恩來和張治中在校園散步,見張治中一直悶悶不樂,周恩來幽默地說:“文白兄,今天怎么變成無嘴的茶壺了?”張治中長嘆一聲,說:“我是擔心萬一國民黨和共產黨翻臉,我該站在哪一邊?真是左右為難啊!” 周恩來說:“那你的立場是站在哪一方呢?”張治中說:“說實在的,我是站在中間偏左的,但大家朝夕相處這么久,我實在不想看到大家兵戎相見。” 周恩來點點頭,說:“是左右為難,我能理解,那你打算怎么辦呢?”張治中靈機一動,他抓住周恩來的手說:“恩來,你能介紹我加入共產黨嗎?這樣一來我就不用為難了。” ![]() 張治中能夠主動要求加入我黨,這令周恩來十分高興和歡迎,但他知道這件事非同小可,不是自己可以答應的,于是便說:“文白,我非常歡迎你加入共產黨,但這件事我要先向黨中央匯報請示。” 不久后,中央回復了張治中的申請,并由周恩來轉述: “我黨十分歡迎你入黨,但你的目標過大,而且國共兩黨之前有過約定,中共不吸收國民黨高級干部。這件事恐有不便,不如等到恰當的時機再說,但我們保證今后一定支持你,讓你的工作好做。” 聽了周恩來轉述的話,張治中沉默了一會,然后說:“你們說的也有道理,既然如此的話,那我還是繼續干國民黨吧。”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曾和張治中的小兒子張一純說:“如果你父親那個時候加入了共產黨,現在要么是我們的元帥,要么是革命烈士了……” 張治中雖然沒有如愿加入共產黨,但他和周恩來的友誼卻越來越堅固,他們都將對方當做成知己,肝膽相照、患難相助。 ![]() 在黃埔軍校工作期間,剛好趕上周恩來和鄧穎超籌辦婚禮。不過由于當時經濟條件不是太好,再加上事務繁忙,周恩來和鄧穎超商量后便決定不舉辦婚禮了。 然而當張治中聽說這件事后卻認為不妥,他對周恩來說:“這怎么可以呢?結婚乃人生大事,不能太過簡單,也不能不辦。”緊接著,張治中通知軍校里的朋友來參加周恩來的婚宴,他還自掏腰包,親自為周恩來和鄧穎超操辦了兩桌盛大的酒席。 在周恩來的婚宴上,平時很少喝酒的張治中十分高興,他和朋友們暢所欲言,開懷大喝,將婚宴的氣氛烘托的十分喜氣、熱鬧。除此之外,張治中還和朋友們把周恩來灌醉了,最后還是警衛員將周恩來抬了回去,直到第二天才醒過來。 這件事令周恩來夫婦十分感動,鄧穎超每每回憶起這些往事的時候,都會說:“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他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所做的幫助!” 黃埔軍校成立后不久,廣東國民黨政府宣布北伐戰爭開始。大媽還是張治中對蔣介石說:“為了鞏固和發展國共合作的局面,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這一職務,最好由周恩來擔任。”蔣介石不以為然:“我已經決定讓鄧演達擔任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了。” ![]() 張治中卻不同意,他說:“鄧演達可以帶兵或者干其他工作,周恩來之前就是黃埔軍校和東征軍的政治部主任,他經驗豐富,干練多次啊,為國民革命大計著想,還是他來擔任政治部主任比較合適。” 但非常可惜的是張治中的推薦還是遭到了拒絕,他內心極其不滿蔣介石的決策,更認為北伐軍統帥部里沒有周恩來的參加,是革命的一大損失。 1926年9、10月份,北伐軍先后收復了武漢三鎮,張治中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教育長兼學兵團團長,留駐武漢,而周恩來則去了上海做地下情報工作。 就這樣,周恩來和張治中分開了,雖然兩人不在一起工作,但張治中始終沒有忘記周恩來。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黃埔軍校一期生、原在張治中軍官團擔任連長的陳賡突然來見張治中。陳賡一見到張治中就說:“文白兄,我們要去上海,但經費有限,不知……” 張治中沒有回答,而是向他詢問周恩來的下落:“不知道恩來先生現在在哪里?”陳賡說:“他去上海了。”聽到陳賡的回答,張治中才放下心來,他點點頭,說:“你放心,經費就交給我了。” 后來,張治中幫陳賡籌集了經費,并叮囑他:“情況不對,你到上海告訴恩來,行動務必要小心!” ![]() 周恩來對張一純說:我是你父親的弟弟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張治中作為國民黨首席代表,和共產黨首席代表周恩來一起進行過多次和談。其中最有名的應該就是1945年重慶談判和1949年的北平和談。 其實在談判之前,張治中曾多次向蔣介石諫言要聯合共產黨,以至于有一次蔣介石怒斥張治中:“我這是在和共產黨的代表說話嗎?”但蔣介石也從中發現: 第一、張治中是可以打通國共對立堅冰的難得之人; 第二、張治中是可以被周恩來等中共領袖會見、接見之人; 第三、張治中還是能將中共方面的真實想法轉達呈送的合適之人。 1945年,蔣介石接連給毛主席發了好幾封電報,邀請主席赴渝談判。盡管毛主席知道這是蔣介石的陰謀,但他還是為了和平欣然同意。為了安排毛主席到重慶談判的相關事宜,周恩來提前到重慶安排,張治中知道后不僅主動讓出住所,在安排警衛的是偶也是煞費苦心。 當時張治中對周恩來說:“為了保護毛先生的安全,我準備派政治部警衛營的一個手槍排來擔任警衛工作。你放心,他們大部分都是我老家的人,靠得住!” 周恩來想了想還是拒絕了,他說:“這樣對你不好,一旦發生什么事情的話,責任都會給你。我認為還是找重慶警備司令部比較好,你的人可以換上便衣,做內部保衛。” ![]() 后來經過43天的艱苦談判,國共兩黨終于簽訂了著名的《雙十協定》。協議簽訂的第二天,毛主席在張治中的陪同下返回延安。這天晚上,周恩來在桂園擺酒感謝為毛主席服務的工作人員,期間張治中的小兒子張一純也參加了。 周恩來高興的拉著張一純的手,問他:“你在哪里上學呀?”張一純回答道:“德精小學。”周恩來點點頭繼續問:“那你學習怎么樣?”張一純說:“我算數不行,物理也不行,老實不及格。” 周恩來被張一純誠實的話語給逗笑了,他和藹地說:“那你有什么是行的呢?”張一純想了想說:“我語文好,國民教育行,地理常識也算行。” 周恩來說:“有一門精通的就行了,你找個本子來,我給你題詞好不好?”張一純連忙跑進房間,將一個本子遞給周恩來。周恩來在上面寫下:“光明在望,前程萬里,新中國是屬于你們青年一代的。——一純世兄。” 張一純見最后的署名十分疑惑地問:“周叔叔,您怎么寫'一純世兄’啊?”周恩來解釋道:“這代表我是你父親的弟弟。” 周恩來這樣說并不是客套話,而是真心實意的。周恩來雖然在談判桌上寸步不讓,甚至會和張治中互拍桌子,但當他到桂園做客的時候,則會謙虛地坐在張治中沙發旁的腳凳上。有時候周恩來留在桂園吃飯,他也會高聲談笑…… ![]() 李宗仁 1949年1月,蔣介石在內外壓力下,被迫引退,由李宗仁擔任代總統。李宗仁上臺后當即宣布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為和談基礎,請張治中出面負責和談。 4月1日,北平和談正式開始,經過10多天的會談,中共代表團于4月13日寫下《國內和平協定》草稿,南京代表團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其中大部分都給我方接受了。 4月15日,周恩來代表中共宣布協議的草稿,希望南京方面能在20日之前簽訂協議,否則解放軍將會大舉過江。對于這一協議,李宗仁是猶豫的,白崇禧是反對的,蔣介石則拍案大罵:“文白無能!喪權辱國!” 4月20日,國民黨政府發表聲明,表示不能接受這一協定。4月21日,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渡過長江。 和談破裂,南京代表團的去留問題也令他們十分發愁。當時有很多人都想留下,但張治中卻主張走,他說:“代表團是南京政府派來和共產黨和談的,如今和談破裂,我們應該回去復命才是。我不能左右你們的主張,但我身為首席代表,是不能不回去的!” 其實張治中內心也是想留下的,但這么多年以來蔣介石對他的賞識和重用,令他不能就這樣留下。對于張治中的決定,周恩來坦誠指出:“你這是封建道德,你為什么只為一個人著想,而不是為全天下人、為革命著想?當初西安事變,我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了,如今不能再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了!” ![]() 但不管周恩來怎么勸說,張治中也不肯改變想法。直到兩天后,周恩來再次找到張治中,并對他說:“文白兄,走走走,和我一起去機場接幾位特殊的客人。” 張治中十分疑惑地說:“去接誰啊?我認識嗎?”周恩來神秘一笑,說:“你當然認識,你不僅認識,還十分熟悉呢!”在去機場的路上,張治中將所有熟悉的人都想了一遍,但愣是想不出誰能在這個特殊的時期來北平。 到了機場后,飛機緩緩落下,令張治中萬萬沒想到的是,從飛機上走下的竟然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后面還跟著弟媳和她的三個孩子。孩子們一見到父親就撲到他的懷里,張治中也忍不住鼻翼酸楚。 張治中深情地望著周恩來,說:“恩來先生,感謝你想得如此周到,我們全家都不會忘記的。”周恩來和張治中妻子寒暄一番后,對張治中說:“我祝你們闔家團圓,但也要請文白兄原諒我,沒有提前告訴你!” 原來張治中猶豫不決正是因為他的家人還在南京,而周恩來的這一舉動剛好替他解決了后顧之憂。就這樣,張治中一家決定留在北平。 北平和談破裂后,張治中在周恩來的影響和勸說下,投向了人民的懷抱,也掀開了他為新中國的和平建設而努力工作的燦爛新篇章。 ![]() 張治中兩次進諫,全被采納 1949年6月,中共中央積極籌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并醞釀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這天,毛主席、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一些民主人士座談,提出張治中參加人民政府并擔任職務。 張治中聽后連忙擺手說:“這不行,這怎么可以呢?過去的階段,我是負責人之一,如今這個階段已經過去了,我這個人當然也就成為過去式了。” 毛主席搖搖頭說:“過去的階段就等于過了年三十,今后應該從大年初一做起才是!”張治中反復咀嚼“大年初一”這幾個字,毛主席親切的話語也令他格外感動。 會議休息間隙,周恩來對張治中說:“文白兄,你就不要再推辭了,要放開思想工作,新疆和西北的事情還要請你多多費心呢!” 沒過多久,張治中就被任命為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協助彭德懷工作。在工作期間,張治中寫了上千字的書面意見,上書給黨中央和毛主席,陳述自己對新疆和西北工作的觀點。 ![]() 全國政協召開前夕,中央對新中國的名稱和國旗的樣式,廣泛征求黨內外認識的意見。當張治中在聽到準備擬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作為新中國的稱謂后,他鄭重地說:“'共和’這個詞本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那么后面就不用再重復了。不如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吧?” 后來,張治中的意見被黨中央和毛主席采用。在討論國旗圖案的時候,張治中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當時有兩幅國旗圖案令大家左右為難,一幅是紅底,左上方有一顆大五角星,中間有三條橫杠,意思是:“紅底代表革命,五星代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三條橫杠則代表黃河、長江和珠江。” 另一幅則是如今的五星紅旗,同樣也是紅底,左上方不僅有一顆大五角星,在大五角星的下方還圍繞著四顆小五角星。 有很大一部分人喜歡前一幅,但張治中卻有不同的意見,他說:“首先'杠子’向來不能代表河流,而且這三條橫杠還有分裂國家和革命的嫌疑;其次,在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杠子’是金箍棒,在國旗上放它實在是令人費解。所以我支持選第二幅。”而張治中這一建議再次被采納。 ![]() 張治中向傅作義借錢,周恩來得知后:撥給他6000元 周恩來和張治中的深情厚誼,在張治中的小兒子張一純的身上表現得最為充分。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日理萬機,但他也不忘擠出一點時間到張治中家里坐一坐,和他們敘敘舊,聊聊天。這天,張一純抓住周恩來的手說:“周叔叔,我對上學不感興趣,我想去當工作,還請周叔叔能幫我這個忙。” 周恩來笑著說:“好啊,想當工人完全可以辦到,那你想當什么工人呢?”張一純說:“我對物理感興趣,我想去當一名電業工人。”中將恩來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1950年夏的某一天,周恩來、陳云、陳毅等人來到張治中家里參加聚會。期間,周恩來先是詢問了張一純的學習情況,然后轉頭對分管電業的陳云說:“文白的二兒子想去搞電力技術,就讓他去吧。”陳云點頭同意。 沒幾天,中央燃科工業部在北京創辦的一所電力學校就向張一純下達了入學通知。 張治中在原國民黨中雖然官職很高,但他兩袖清風,是個窮官。建國初期,百廢待興,經濟狀況很差。盡管張治中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但當時是實行供給制的,他每個月只能領1800斤小米,住的是普通公房,子女上學、結婚等都需要開銷,因此家里經濟條件頗為緊張。 張治中本想向中央借錢,但當他看到毛主席、周恩來等人的家庭生活也同樣清貧后,便放棄了這一想法,后來張治中只好讓張一純去向傅作義借錢。 ![]() 傅作義 傅作義家里的條件比張治中好上很多,當他得知對方困境后,當即拿出500塊銀元遞給張一純,并說:“以后你們家有什么困難,都可以來找我。” 事后,傅作義在和周恩來交談的時候,無意間提到張治中讓兒子找他借錢的事情。說者無心,聽者有心,周恩來當即讓工作人員去看望張治中一家,并批示有關部門從費用中拿出6000塊資助張治中一家人的生活。 當周恩來得知張治中腿神經痛的老病復發,行走困難的時候,他又親自安排中央軍委衛生部的一位副部長,去蘇聯請專家給張治中治病。除此之外,周恩來還在繁忙的工作中,多次抽空前來看望張治中一家人。 1969年4月6日,張治中因病逝世,享年79歲。周恩來知道這件事后十分傷心,當即指示工作人員要給張治中搞一個特別的送葬儀式。4月9日,周恩來看著面前的黑白照片,看著已經冰冷的張治中的遺體,他不由得流出眼淚。緊接著,周恩來和其他老朋友向張治中的遺體鞠躬告別…… ![]() 1975年11月下旬,周恩來的身體越來越差,躺在病床上的他除了接待前來看望自己的領導同志外,還惦記著工作,惦記著張治中一家人的生活。 盡管張一純經常去醫院看望周恩來,但周恩來仍放心不下張治中的家人,他經常派秘書和其他工作人員去看望張治中一家,轉達他的問候,詢問有沒有什么困難和需要幫助的地方。 當時張治中一家的條件已經差不多了,但周恩來仍想辦法幫助他們一家。甚至在1975年末,周恩來病危之際,他仍讓工作人員將自己的稿費和平時省下來的共5萬多元,送到張治中家里,只為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好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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