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奎城鳥瞰 荒漠叢中“生”奎玉克協海爾古城（以下簡稱奎城）就坐落在這一片荒漠中，與南疆地區（天山以南）大多數遺址的保存狀況一樣，外圍可見凸起的城墻，城內可見高大的土臺。城址在1957 年1 月被公布為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 經測量，城址總面積6 萬余平方米，由外圍近方形的城墻和中部近圓形的高臺組成。城墻東西寬約260 米，南北長約310 米。中心高臺南北長約120 米，東西寬約90 米，周長約340 米，殘高約6.5米。 城墻的具體形制已無法辨別，僅剩一圈隆起的埂狀土堆，高出地表1米左右，寬度已無法知曉。從高空鳥瞰，中心高臺呈一個高高的圓堆，中央有一個圓坑，南側有一個出口向南延伸。高臺的表面是一層層薄薄的、脆脆的硬殼，在這層鹽堿殼下，掩蓋著眾多奧秘。一場大風或者大雨過后，你走上高臺，環顧四周，領略四周的寬闊與美麗時，一旦彎腰低頭尋覓，在不經意間會有一些小驚喜躍入眼簾，或是裝飾品，或是古錢幣殘片，又或是金箔片，當然，還有大量陶片。 西域都護府在輪臺因歷史文獻中關于侖頭、烏壘和西域都護府地望的記載，奎城遺址逐漸進入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視野。從清代徐松《西域水道記》中“南近河者，渠犁故地，北近山者，烏壘故地”的記載，到20 世紀初貝格曼、斯坦因兩位西方探險家分別在《新疆考古記》和《亞洲腹地考古圖記》中的描寫，再到考古學家黃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中關于輪臺的論述，其焦點均聚集在漢代西域都護府這一重要軍政機構的確切位置上。近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林梅村教授通過文獻考證，認為奎城遺址即是漢代西域都護府所在。2017 年底，“漢唐絲綢之路的開拓—西域都護府研討會”在輪臺縣召開，與會學者一致認為，漢代西域都護府就在今輪臺縣境內，且很有可能是位于輪臺東南部的奎城遺址或卓爾庫特古城遺址中的一座。
2018 年開始，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與批準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組建了聯合考古隊，拉開了奎城遺址發掘的序幕。在新疆南部地區進行大規模的古代城址考古發掘意義是非凡的，奎城的神秘面紗將隨著考古發掘的不斷進行而被逐漸揭開。 何為“灰燼之城”“奎玉克”又稱“柯尤克沁”，維吾爾語中意為灰燼，“協海爾”為古城，“奎玉克協海爾”即“灰燼之城”。我們對城址的調查、走訪、鉆探和發掘也證實了“灰燼之城”的由來。
奎城部分遺跡現象 第一，我們在對城址進行踏查的過程中，發現在城址中心高臺的表面分布有大量燒火的痕跡，遺留了大量燃盡的木炭。第二，奎城地表分布有較多淺坑，據老鄉介紹，這些坑是20 世紀七八十年代當地村民為了取土肥田而形成的，因為這里的“土”中含有大量可肥田的腐殖質和灰燼。第三，我們在對城址高臺區的中心區進行勘探時，發現了厚度可達數米的灰燼堆積層，據推測應是長時間燃燒所致。第四，我們在發掘過程中，還發現了大面積過火的墻壁和大量燒毀的木質建筑材料。
六、七月正是南疆最熱的時候，我們每一位隊員的內心也如這炎炎烈日一樣火熱。以往新疆的考古工作大多數集中在北疆，且發掘最多的是墓葬。所以，對于我們新疆考古工作者來說，在南疆發掘城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當然也是一種機遇。在自治區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臨時考古工作站在這片“荒郊野地”里拔地而起。 城的修建與使用為了解城墻的結構和修筑方法，我們按照考古發掘的要求和城市考古的一般操作流程，在城垣東北角布設了東西向垂直于城墻的50 米×5 米的探溝。  八、九月的發掘現場，我們攻破著一個又一個難題。由于缺乏南疆地區城址的發掘經驗，我們的工作在不斷摸索中慢慢向前推進。在此期間，我們邀請了疆內外的專家學者到現場，為我們的發掘出謀劃策。 通過不懈的努力，我們終于有了可喜的發現，獲得了一些初步的認識。 第一，在地表見到的凸起的城墻起建于現地表下3.4—3.6 米處，現存城墻的墻基寬約15 米，高4—5 米。第二，城墻經過三次壘筑：最早是位于墻體基部的沙梁，即“墻芯”；其次是墻體的主體部分，采用不規則的土坯或土塊壘筑而成；最后則是對城墻的不斷補筑和修葺部分。第三，城墻的修筑和墻外的護城壕有緊密的關系，堆筑城墻所用的原材料就來自于掏挖護城壕所產生的土料，護城壕寬約12.5 米，深約1.5 米。第四，我們在城墻墻基下部還發現了早于城墻的遺存，表明在城墻的修筑之前就已經有人群在這里生活。  幾個月的發掘過程中，除了我們邀請的客人之外，這里還迎來了一批不太受我們歡迎的“不速之客”，那就是蚊子和蜱蟲（俗稱草鱉子）。這些當地的昆蟲家族用它們自己的方式“肆無忌憚”地“招呼”著我們這些每日堅守在這里的考古人，從早到晚，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如飛蛾撲火般從不疲倦。
奎城遺址出土的陶器
奎城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 綜合三年的發掘成果，對比14C 測年結果，這一區域在公元前750 年就已經有人群定居生活，而奎城則至遲在公元前550 年開始修建，直至公元80 年左右被廢棄。 城里人的生活奎城遺址出土了大量陶器、金屬器、石器、木器和骨角器，為我們了解“城里人”的生活提供了實物資料。 陶器普遍帶流是塔里木盆地北緣最具代表性的陶器特征，學術界將具有帶流特征的陶器所代表的考古學文化命名為察吾乎文化。奎城出土的陶器，也普遍有帶流的特征。從早期的帶流彩陶器到晚期的帶流素面陶器，無不顯露著它與察吾乎文化之間的關系。
范維澄院士現場指導 在奎城西北方向直線距離約30 公里處有一處群巴克墓地，測年結果表明，群巴克墓地的人群和奎城的人群在時間上是有交叉的，也就說明二者可能存在某種關系。但由于我們沒有發現屬于奎城人群的墓葬，所以無法從葬式葬俗的角度做出判斷。兩處人群是否僅僅是文化上的交流還是人群的遷移，尚需要更多的證據。 在發掘過程中，一個令我們疑惑的地方在于，無論在奎城遺址哪個區域進行發掘，總會出土大量的動物骨骼，尤以一些房址中出土的動物骨骼為多，僅僅一平方米的堆積區內出土的動物骨骼就可以裝滿兩個大的編織袋。經動物考古學家鑒定，有羊、牛、黃羊、馬、駱駝等動物。動物考古學家還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奎城遺址出土的動物極少有完整的個體。這就意味著奎城人的肉食供應可能出現了專門化的趨勢。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奎城生活的人群也是如此。我們在發掘過程中出土了大量裝飾品或是有裝飾圖案的遺物，其材質涉及金、銅、鐵、陶、骨角等，最為常見的便是穿孔的飾品了。 侖頭還是烏壘？漢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 年），李廣利征伐大宛，路過“侖頭”。《史記·大宛列傳》記載：“于是貳師后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清代《皇朝文獻通考》記載：“布古爾，在英阿薩爾西一百二十里，漢時輪臺地，后亦為侖頭國，為龜茲所并。唐遙置為輪臺州都督府，又并為輪臺縣故地。”漢神爵二年（公元前60 年），匈奴日逐王降漢，西漢統一西域，并于同年設置西域都護府作為管理西域的軍政機構。《漢書·鄭吉傳》記載：“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于鄭吉。”《漢書·西域傳》記載：“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以上是在文獻中可以看到的關于“侖頭”和“烏壘”的記載，記述了“侖頭”在漢代輪臺故地和漢代西域都護府與“烏壘”同一個治所這兩個史實。 如今的輪臺境內分布有較多古城遺址，從輪臺縣東境的野云溝鄉往西有阿孜甘古城、吾里旁古城、阿格拉克古城、卓爾庫特古城、賽維爾古城、奎玉克協海爾古城和闊那協海爾古城等。由于這一區域考古工作之前做的很少，這些城址的年代序列尚不清楚。 奎城遺址的發掘為我們厘清了它的演變，即從公元前750—公元80 年這八百多年的發展歷程。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奎城遺址與侖頭或是烏壘相關，這一問題的解決仍需要我們進一步的發掘和研究。 （本文刊登于《大眾考古》2021年09月刊，作者李春長為新疆文博院文博副研究館員；張相鵬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館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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