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讀史札記 | 無妄之災張居正（下）

新用戶9030yrKZ 2022-10-16 發(fā)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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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順治皇帝在與僧人釋木陳的對話中，曾談到過古往今來的名臣宿將。釋木陳說：“宋明兩代享國靈長，多由大臣輔弼之力。如趙普之逢君，張居正之攬權，姑置不論……”

順治皇帝并不同意釋木陳的見解，針對老和尚貶抑張居正的觀點，順治很是感慨道：“罪居正攬權，誤矣！彼時主少國疑，使居正不朝綱獨握，則道旁筑室，誰秉其成？”。

至今在湖北荊州張文忠公祠門柱上銘刻“隆萬年間千載遇，伊周而后一人難”之對聯(lián)，據(jù)說是康熙所撰。（“伊周”系指商朝伊尹和西周周公旦，兩人以出色執(zhí)掌朝政而著稱于世）。

反反復復修撰了95年之久的《明史》終于在乾隆四年（1739）塵埃落定，《明史》明白記載道：“張居正通識時變，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干濟才。而威柄之操，幾于震主，卒致禍發(fā)身后。”該評價大大糾正了此前“未定稿”的偏差。

古籍版《明史》內(nèi)頁。

偏差的根源緣于張居正遭人毀謗的莫須有，“罪名”無非是戀棧奪情、陷害遼王、王大臣案這么幾宗。

萬歷五年（1577），張居正父親死了。趁首輔身陷喪父悲痛之際，官場那幫心態(tài)不怎么正常的官員蠢血涌動。身為兩榜進士、翰林院編修，更兼隆慶、萬歷兩朝帝師的張居正，自然對儒學精義了解得相當透徹。退一萬步說，即使張居正無視儒家的忠孝觀，可哪有對自己父親去世不悲痛欲絕的？

事實上，張居正驚悉老爹離世噩耗后，在第一時間向皇上遞交回老家奔喪的請求：“仰惟皇上圣覽，臣于今晨得到故鄉(xiāng)家丁報信，家父于本月十三日病逝于湖廣江陵城家中，乍聞噩耗，臣五內(nèi)俱焚，痛不欲生……”不過，此時的張居正確實比較糾結。按那個時代的封建禮制，官場上有丁憂的規(guī)章制度。

所謂“丁憂”即是說，遇到父母長輩喪事時，身兼官職的兒孫們必須回家守制27個月。

而此時對張居正來說，不簡簡單單是人走茶涼，陡生失落感的問題；重要的是他居廟堂之上心系天下蒼生的政治修為如何繼往開來。

此時此刻，他所憂傷的是自己殫精竭慮力推“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的舉措就此半途而廢，他所痛惜的是自己精心設計的整飭賦稅制度、推行一條鞭法等改革方案就此胎死腹中。張首輔注定做不到旁觀者了無牽掛的超脫。

要說張居正這個嘛，家長制意識太過強烈，從來不講什么集體領導。如此這般，積怨甚多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就拿張氏“立限考事”、“以事責人”的考成法來說，不是讓官員僅僅享受權柄的快感，而是正兒八勁跟你搞考核，看看小老百姓的收成如何？分配制度是不是有貓膩？權力運行是否偏離正常軌道？等等。總而言之，政府官員不能權力任性作威作福坑害百姓。

而從來就知道收拾屬下、搜括錢財?shù)拇笮」賳T哪還受得了？聽說老張喪父，那班被動了“奶酪”的大小官員頓時像打了雞血似的。可首輔不“丁憂”，回到從前的樣子想都別想。

烏泱泱的官場除了張首輔本人能大刀闊斧狂飆突進外，其他大臣根本壓不住陣腳。敢于與自己利益集團中不良制度較真，敢于扯起反腐肅貪大旗的只能屬于張居正這樣咬定青山不放松，勇于擔當，堅守以天下蒼生為念的異數(shù)。

在該不該回家守制問題上，往小了說，無非事關請假制度。而受雇于朝廷的張居正當然要看老板的臉色。老板說早去早回，難道你還能賴在板凳上？要是老板說這個崗位不得離人，那也違拗不得。

事實情況是，朱翊鈞（萬歷）母子此時真的離不開張居正。畢竟交到萬歷手上的大明帝國異常羸弱，京倉存糧嚴重透支，蒙古、女真時常入寇邊塞，叛亂時作；黃河屢次決口，天災人禍綿延不絕……

而今朝局正依據(jù)張氏改革菜單，往好的方向運轉。萬歷再怎么愚頑，如果連這個道理也分辨不出，那就太水貨了。從朱明王朝平穩(wěn)趟過改革深水區(qū)的角度看，皇帝要張居正“奪情”既是情勢所迫，又屬于被規(guī)制允許變通的常例。

“……朕于幼沖之年，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得，安能等得三年?況且愛卿身系國家安危，又豈是一般的金革之事可比?請強抑哀情，勉遵前旨，以不負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辭。”話說得多么懇切，就差沒掉下幾滴哀求的淚珠。

影視劇中萬歷帝人物造型。

不僅如此，萬歷私下會商吏部尚書張瀚也言出無奈：新政經(jīng)過五年多的推行，已大有成效，這一切全賴張先生盡心輔佐。此時若張先生離開宰揆之位，內(nèi)閣無人把舵，勢必前功盡棄。因此，萬歷慰留張居正絲毫沒有虛情假意，更不可能是萬歷與首輔串通著，編造的雙簧戲。

張居正“奪情”事情就此算是定了下來，而朝臣中的分歧和爭論也激烈地展開了，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加以阻止和明確反對的聲勢也不小。令張居正郁悶與惱火的是，率先打出反對其“奪情”旗號的二位恰恰是曾受恩于己的學生吳中行與趙用賢。

以張先生的威權與個性，吳趙兩位確實有點犯賤，至少一紙辭退令讓你卷鋪蓋走人，對首輔大人而言，真可謂不費吹灰之力。

可此時死了老爹的張居正正成為滿朝文武矚目的“焦點”，任何輕舉妄動都得掂量掂量。也許，吳中行們是這么想的，造張老師的反，誰也奈何不了咱，弄得不好興許在官場上賺一票；而張先生之所以不出手修理他們，是因為他知道那幫人純屬沒事找抽。

果不其然，萬歷龍顏大怒，他覺得吳中行們對老張不依不饒，實際還是把自己簽署的“紅頭文件”當抹桌子的紙巾。于是乎，皇帝一聲令下，那一干反“奪情”大臣的臀部被棍子打得皮開肉綻，險些送命。

比吳中行們更激進的是憤青鄒元標。這位來自江西吉安府的青年進士，明知“倒張”找抽，偏要“對著干”。就在吳中行等四人挨杖的第二天，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奏疏呈上，言詞更加激烈地將矛頭直指張居正的諸般過失。什么“親喪不奔，別人視他為禽彘……”等惡攻語言連篇累牘。

不過，在經(jīng)歷四十多年官場起落磨礪，當年的憤青鄒元標拖著那條因“倒張”換來的瘸腿，于桑榆之年已經(jīng)完全理解當年的張首輔忘情于除舊布新的改革事業(yè)。

從萬歷到崇禎，鄒元標身歷三朝，眼看吏治腐敗，大明王朝百病叢生，他才痛悔當年反對張居正“奪情”是多么的冒進與單純。

歷經(jīng)磨難后的鄒元標幡然悔悟當年魯莽，矢志為張居正平反奔走呼號（PC圖）。

懺悔不已的鄒元標老人接二連三上書朝廷懇求為張居正平反時說了如下一段話：“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家之議，死而后已，謂之社稷之臣，奚愧焉？”用白話文翻譯過來是這么三層意思，1.張居正有功于國家，有利百姓。2.國家現(xiàn)在弄成這個樣子，就是因為把張居正的改革成果推翻了。3.現(xiàn)在應該為他平反，為有志報國者樹立楷模。

熹宗，也就是被稱之為“木匠皇帝”的那位，雖然昏庸且搞笑，但還是采納了鄒元標的建議，部分恢復張居正的名譽。直到幾年后思宗才給張居正徹底平反，此時鄒元標已不在人世，沒幾年，大明帝國壽終正寢。

當年與鄒進士同樣激進的另兩位進士吳中行、趙用賢非但沒有絲毫自我反省，反而越挫越勇，大有把“找別扭”進行到底的二桿子精神。

在“倒張”問題上被杖的夠戧的吳趙哥倆頗感欣慰的是，皇帝經(jīng)筵的講官許國悄悄分送兩人玉杯與犀角杯，對二位做出高度的評價和美好的祝福。

可世事難料，張居正死后，吳、趙二人重新回朝廷做官，又與坐上內(nèi)閣第二把交椅的許國先生較上勁。“……意氣用事，偶然做成一、二件事，就自負得不得了，與浮淺、喜愛生事的人相呼應，黨同伐異，行私罔上，這種風氣不能助長。”許國口頭警告吳趙兩人，多少也揭示了兩人與生俱來喜歡折騰、喜歡起哄、喜歡惹是生非的作派與人品。

誠如當時的五品官員于慎行所言，終觀萬歷一朝，對張居正是“舉朝爭索其罪”。與吳中行們一個德性的云南道監(jiān)察御史羊可立伙同李植、江東之，以私構陷遼王朱憲?獄狀，哭著喊著讓張居正背上諂害遼王、攘奪王府的“罪名”。

老張同志死無對證的“罪名”多了去了，有事沒事踩上幾腳都跟撿了便宜似的。那個名叫朱憲?的遼王，按朱明家譜排序算，應該是與萬歷他爺爺朱厚熜（嘉靖）同一輩分。所謂遼王也就是先祖分封至荊州，世代相襲的“土皇帝”。

嘉靖還曾格外眷顧遼王家，朱憲?這個闊少自恃皇親國戚之特權專橫跋扈于封地荊州。

至萬歷父親穆宗改元，鑒于遼王“頗驕酗，多所凌轢（欺壓鄉(xiāng)人）”等惡名，一舉奪去嘉靖所賜真人名號及金印，幾等于剝奪藩王資格。

據(jù)同時代文人王世貞記述：“遼王淫酗，暴橫其國，遠近皆苦之，彈刻屢上，后遂至削國身死。當削國時，居正雖在閣，然不甚當事。”可見，遼王削職為民完全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的結果。

遼王被廢，豐厚奉祿自然免談，其江河日下景象可想而知。荊州恰恰又是張居正老家，原先的王府與張家在當?shù)鼗緦儆谟械靡黄吹母毁F豪宅，可經(jīng)“剝奪藩王”折騰后的前王府頓時矮去半截。

張居正家遭難，遼王府次妃王氏乘機聯(lián)絡御史羊可立等人訟冤，大略言：“居正貪鄙，謀奪遼王府第，因此設計誣陷。既將遼府據(jù)去，復將所有金寶，悉數(shù)沒入他家。”要說這遼府次妃正是典型的“二奶”德性，大概是死了當家人沒撈到太多財產(chǎn)的緣故，在張府洗劫一空，明明知道在此撈不到任何外快的情況下，撒潑打滾鬧給朝廷看，意在向朝廷伸手乞討額外補償。

萬歷則為了掩飾這不著邊際的查辦，也信手拈來地在“情況反映”上寫道：“（張居正）誣蔑親藩，侵奪王墳府第”云云。然而，在這樁對張居正名節(jié)至關重要的公案上，給出的結論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jù)”。

評書藝人有這么個口頭禪“看熱鬧的不怕事大”。那本定稿于明末清初，不怎么靠譜的《明史紀事本末》洋洋灑灑寫道，張居正如何如何利用職務之便侵吞荊州遼王府。這種故意放大事實真相的敘述，無疑是對明神宗的橫加誣蔑的望文生義。

遼府次妃正仗著皇親國戚，以死了當家人為藉口，大肆洗劫張居正遺屬。（PC圖）

可以肯定地說，在荊州城內(nèi)，張宅和遼王府完全沒有關系，就連曾經(jīng)對張居正極盡攻擊之能事的王世貞也曾在其《嘉靖以來首輔傳·張居正傳》中，確鑿無誤地說：“居正故窶無居第，乃大買地于江陵城，使緹騎百夫長龐某者假干陬顯陵之便，而為督治舍宇。”出錢置地，對23歲就步入官場，歷任二代皇朝閣員的張居正來說太過尋常。“謀奪遼王府第”純屬以訛傳訛。

很難想象一個敢于和官場貪婪舞弊現(xiàn)象叫板的耿直掌柜會去趟不干不凈的渾水。

至于王氏指控張居正所謂“強占欽賜祖寢”的說法，乃是張父于萬歷五年去世之后，翌年張奏準返鄉(xiāng)歸葬其父靈柩。為撫慰張首輔喪父之痛，神宗敕賜給張家一塊墳地。

有史家考證，張府墳地處位于荊州西門外太暉山，與已故湘獻王朱柏的王陵毗鄰，故被王氏以移花接木之術造謠生事，惡意攻訐。案發(fā)以后，張家已經(jīng)將那處祖墳遷葬到了張居正墓地的一側。

萬歷不問青紅皂白，一股腦兒將“侵奪王墳府第”的罪名強加給張居正，恰好暴露了這過河拆橋朋友“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霸道嘴臉。不過，前遼王府“王二奶”倒是得其所哉地撈了個“王氏從厚，援徽府例贍食”的御批，重新踏進衣食無憂的上等人行列。

再一個，成書于清順治十四年的《江陵志余》作者是第一代遼王朱植的第8代旁系子孫，也是末代遼王憲?的族侄（明亡后為避清迋追殺，隱姓埋名逃入江陵三湖結茅而居，閉門著書），該志書將張居正居舍的興替沿革表述得一清二楚：即張府的宅居地，乃是修建于嘉靖三年（1524）的龍山書院原址；而此處若是再往前追溯，則是早先兵卒練習騎射的“射圃”，即是駐防軍士練習射箭的靶場。

萬歷十二年，張家慘遭“籍沒”，張居正的親屬皆被發(fā)配充軍，當年修建的府第，就被地方官改成了專供接待政府官員的“傳舍”。

時至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由翰林院致仕檢討黃義尊領銜主撰的《江陵縣志》，扉頁處繪制有一幀《荊州府城圖》，對于荊州城東門內(nèi)的一座建筑即標注為“大書院即張相舊府”。

而清光緒六年刊發(fā)的《荊州府志》則記載：“遼王府在城北，永樂二年建。”該書還詳細記述了遼王府內(nèi)寶訓堂、咸趣園、素香亭、曲密華房等亭臺樓閣，儼然是親王府的一派堂皇氣象。既然張居正居舍在荊州城內(nèi)位于城東，遼王府卻在城北，完全是一個城市的兩個方位，挨不到一起。

由此，數(shù)百年來一直被人指稱的所謂張居正侵奪廢遼王府“攘以為第”之說，便不攻自破了。

與所謂“戀棧奪情、陷害遼王”攻訐相比，把“王大臣案”嫁禍于張居正就更顯得牽強附會。

“王大臣案”說的是一魯莽漢子手持木棍沖殺進皇宮圖謀不軌的刑事案件。從理論上說，此類惡性案件應該屬于大內(nèi)總管馮保治下“東廠”查辦，只是馮太監(jiān)居心叵測地將此案誣賴成冤家對頭高拱主謀，使得原本簡單明晰的案情演繹異常蹊蹺。同時也告訴人們，心理嚴重扭曲的太監(jiān)是萬萬招惹不得的。

先前（隆慶元年）司禮監(jiān)缺一名掌印太監(jiān)，按資歷應由馮保升任，但大學士高拱推薦御用監(jiān)的陳洪掌印司禮監(jiān)。等到陳洪罷職，高拱又推薦掌管尚膳監(jiān)的孟沖補缺，搞得馮保好沒面子。

待穆宗駕崩，萬歷“接盤”，時來運轉的馮保則由秉筆太監(jiān)晉升為掌印太監(jiān)。在神宗（萬歷）登基儀式上，馮保與高拱、張居正平起平坐在御座旁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