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彷徨苦悶的生活中解脫出來的捷徑

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意識形態(tài)中最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之一是存在主義哲學的盛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它甚至突破了哲學抽象王國的疆界，洶涌于文學藝術(shù)領(lǐng)域，滲透到許多普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心理之中。

存在主義是現(xiàn)代非理性主義人性觀的典型形式。存在主義哲學家往往自覺地把人作為哲學的中心，試圖建立以具體個人存在為核心的人的本體論，但他們否認用理性手段認識人的本性的可能性，主張用非理性的直覺方法來達到對個人的存在意義的體驗。他們強調(diào)個人的自由開放性和個人所面臨的廣泛可能性，但卻把這一點推向極端，導致主觀主義的唯我論。他們在抽象的形式下對人的異化提出抗議，要求重視個人的命運、價值和內(nèi)心生活，但卻把個人同社會絕對對立起來，表現(xiàn)出一種非社會和反社會的傾向。存在主義者一般都強調(diào)個人情緒狀態(tài)的重要性，甚至有把情緒本體論化的傾向，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他們的人性觀稱為情緒主義人性觀。

在社會與個人的關(guān)系問題上，存在主義持極端個人主義的態(tài)度。人的異化，原本是存在主義哲學試圖解決的主要問題。在最近半個多世紀里，由于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禍害，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強化，科學技術(shù)革命的消極后果，人的異化現(xiàn)象顯得格外觸目。存在主義者起而抗議人的異化，要求重視個人的命運、價值和內(nèi)心生活，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他們不能對社會現(xiàn)狀及其根源作具體的分析，反而把異化的根源歸于社會本身，表現(xiàn)出露骨的非杜會和反社會的傾向。他們對異化的抗議是一種抽象的抗議，不是試圖改造社會，而是試圖在個人心理的范圍內(nèi)尋求克服異化的途徑。在他們看來，要恢復人的個性，唯一的辦法是通過改變個人的精神狀態(tài)來改變個人同世界、同社會的關(guān)系。存在主義者始終不能、也不想超出個人的主觀性一步。

早在克爾凱郭爾那里，我們就可以看到對個人的價值的異常鮮明卻又是抽象的強調(diào)。他說：“個人是這樣一個范疇……這個時代、一切歷史以及整個人類，都必須通過它。”“人們可以說，我是個體的一剎那，但我不愿意是一個體系的一章或一節(jié)。”[1]他要求以“那一位個人”作為他的墓志銘。在他看來，存在的個人與自身有無限的聯(lián)系，無限地關(guān)懷自身的命運，哲學必須把活生生的個人及其命運視為自己的中心。

存在主義的非社會和反社會傾向在海德格爾身上有著最突出的表現(xiàn)。海德格爾區(qū)分人的“真正的存在”和“非真正的存在”。所謂“非真正的存在”，或曰個人的“日常的相互共在”，就是社會生活領(lǐng)域。海德格爾用不定代詞“某人”（Man）表示社會的無差別、無個性的力量，人在社會中的對象化和物化。在社會生活中，“某人展開了他的真正的獨裁”，“規(guī)定著日常生活的在的方式”。[2]個人在這個領(lǐng)域中失去一切自由，失去一切個性特點，失去一切獨立的生活意義，僅僅按照既定的規(guī)范，像一切人那樣地生活。在海德格爾看來，人的這種非真正的存在方式根源于人的本性，是人為了逃避自己而躲進了日常生活領(lǐng)域。

人之所以要逃避自己，是為了逃避做出選擇，從而逃避承擔責任。在社會中，人正因為失去了個性的自由，因而也就免去了選擇的必要和隨之而來的責任。人人都是“某人”，但沒有一個人是“某人”本身。“某人”代替?zhèn)€人做出選擇，又代替?zhèn)€人承擔行為的責任。既然誰都不是“某人”本身，所謂責任也就不過是一句空話，于是大家相安無事。

海德格爾把個人的這種日常生活的在的方式稱為“沉淪”（vertallen）。“沉淪”就是忘掉真正的存在，陷入非真正的存在之中。這是一種“無家可歸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的特征是“操心”（Sorge）。“操心”有兩種表現(xiàn)形式：一是“料理”（Besorgung），即個人同物的一種世俗關(guān)系，個人消散于瑣碎的事務之中；二是“照顧”（Fürsorgen），即個人同其它人的一種世俗關(guān)系，個人消散于無人稱的“某人”之中。

個人怎樣才能從“非真正的存在”回到“真正的存在”，怎樣才能從“沉淪”中自拔呢？海德格爾把希望寄予一種內(nèi)心的苦悶體驗之上，這種劇烈的苦悶體驗主要是由死引起的，他把這種體驗叫做“不安”（Angst）和“恐懼”（Furcht）。

一個人可以同別人混在一起渾渾噩噩地生活，可是“死總只是自己的死”，“為死而在，在基本上就是不安。”[3] “對死的先行領(lǐng)會”，或者說因為預先想到死而產(chǎn)生的不安，使個人個別化到自身上來，從而聚精會神于自身的存在的獨特性和不可重復性。這種體驗可以促使人認真考慮自己的一切可能性，嚴肅地進行選擇，從而回復到“真正的存在”。

雅斯貝爾斯直接從分析時代特征著手，提出恢復人的個性的要求。他認為，現(xiàn)時代有三個因素造成了人的異化：其一，技術(shù)使“人成了機器的一個功能，可以像機器零件一樣任意更換”；其二，官僚政治使“人的存在、工作和生活方式仿佛都處在不可預料的外來勢力的支配之下”；其三，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機，包括“歷史傳統(tǒng)的崩潰，主導的基本認識的缺乏，對不確定的茫茫的將來的彷徨苦悶”。這些因素導致了人的“平均化，機械化，大眾化”，“個別的人已消失于人的類型之中”，“個人不成其為個人”了。 [4]

針對這種特征，現(xiàn)時代人類的主要任務是創(chuàng)造一種“精神世界”，使個人能夠獲得“自己的獨立生存”。[5]那么，究竟通過怎樣的途徑才能造成這樣一個“精神世界”呢？

雅斯貝爾斯認為，消極的途徑是通過所謂“臨界狀態(tài)”如死亡、痛苦、奮斗、過失等等，顯示出個人的真正價值，個人的獨立性、獨特性和不可重復性。

積極的途徑是以愛為靈魂的“溝通”，這是一種與社會的溝通（它是通過某種共同體形成的外在聯(lián)系）不同的存在的溝通，它使人與人之間形成一種自由選擇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彼此顯示為個性和自我價值。

不過，這兩種辦法都只有暫時的效用，猶如存在之光的一閃，然后個人又沉入日常的非個性的存在之中。雅斯貝爾斯最終訴諸“天啟宗教和哲學”，天啟宗教是人與上帝的直接溝通，哲學則是個人經(jīng)“內(nèi)在存在”而同“超越存在”的直接溝通。雅斯貝爾斯的這個結(jié)論表明，他在現(xiàn)實中找不到解決個性問題的出路，又明知心理解決的不可靠，終于轉(zhuǎn)向神秘主義。

在薩特的哲學著作和文學作品中，人的處境的“孤獨”、“煩惱”、“絕望”，人的生存的“無根據(jù)”、“無意義”和“荒謬”，世界的“無所適從”等等，是最常見的主題。他的第一部小說《惡心》的主人公就常常被一種苦惱感和荒謬感所侵襲，因為他發(fā)現(xiàn)自己的存在和圍繞他的世界的存在都是毫無根據(jù)的，它們的根基總是在浮動之中。

這位主人公陷于兩難的境遇：一方面，社會生活是荒謬的、無意義的，在社會中，人們把時間花在互相解釋和慶幸他們的意見相同上；另一方面，遠離社會，獨自面對虛無，又不堪寂寞，所以不得不留在人群附近，以便需要時逃到他們當中躲避。在另一部小說中，薩特給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當一個人死亡的時候，地下鐵仍舊擠滿了人，飯店仍舊座無虛席，人們的頭腦里仍舊裝滿了許多微不足道的問題。

存在主義者對人的社會生活方式持堅決否定的態(tài)度，而主張僅僅從個人的存在中挖掘人生的意義。可是，到頭來，他們斷定個人的存在本身也是無意義的。這是一種重視人生、同時又對人生感到絕望的悲觀主義哲學。表面看來，強調(diào)個人生存的無意義和強調(diào)個性的價值似乎是矛盾的。存在主義者卻并不以為這是一種矛盾。有人這樣形容存在主義的立場：“我是什么樣的人呢？對宇宙來說，毫無價值；對我自己來說，是最重要的！”[7]薩特正是這樣，明知存在是無意義的，個人偏要賦予自己的存在以意義；明知選擇是荒謬的，個人偏要選擇并且對自己的選擇負責。這就好比“知其不可而為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存在主義稱作鼓勵孤獨的個人作絕望的掙扎的哲學。

[1] 轉(zhuǎn)引自華爾《存在主義簡史》，1962，商務印書館。

[2]《存在與時間》。參看《存在主義哲學》，第37頁。

[3]《存在與時間》。參看《存在主義哲學》，第70頁。

[4]《生存哲學》、《新人道主義的條件與可能》。參看《存在主義哲學》，第153、227、235-240頁。

[5] 參看《存在主義哲學》，第243頁。

[6] 轉(zhuǎn)引自愛倫堡《人，歲月，生活》第6部，人民文學出版社，第308頁。

[7]《人道主義、人性論研究資料》第5輯，商務印書館，1964，第25頁。